【十扇窗】05.第二章 语言在清晨醒来：论诗的言说（2）

让我们回到清晨的卧室，回到语言醒来的那一刻，向外看看，再向内看看，随后提出疑问：“我能说些什么？”当答案通过缪斯女神之门到达，以我们所认为的艺术的形式到达，这又意味着什么？

思想、颜色和声音都是它们自身，但当一种与形态、运动和意图相协调的次级意识进入时，思想、颜色和声音就都变成了能被识别的艺术。我们所体验到的“艺术”形式，在静态熟悉的既有知识与流动的创造性思维之间取得了平衡。“艺术”的语言根源于最简单的“技巧”：标志着以某种特殊而有效的方式完成的任务。字典里与之邻近的词都与它自身相关，犹如小巧、精妙、可移动的配件：这些词常常用来表示身体的物理关节，或压缩的概念，或物体紧紧挤在一起但仍保持各自独特性的状态。因此，从词源学上讲，“能言善辩”的人能以化整为零的方式言说，同时也必须意识到观点的论证要像上好的时钟装置一样精确。“人造”之物是那些被灵巧之人的手巧妙地操控和改变过的事物。艺术家一开始就将一件事物放进另一件事物里——杯子之于手臂，盖子之于箱子，颜色之于图画，故事之于文化境遇和个人境遇。它们一旦被放入这个世界之中，杯子就会被拿起来使用，盖子会在小黄铜铰链上旋转，故事也会随着情节的变化而转变。

然而，一首好诗超越了它自身精巧的技艺。即使在静态的绘画和雕塑中，也存在着我们在诗歌中所发现的铰链转动之感，我们经常会用音乐术语来命名它——节奏或音调的改变，这种改变也能引起理解和情绪的变化。音乐本身几乎无法定义，语言学家通过将音乐与“噪音”（即缺乏结构、意图和意义的声音）而非沉默进行对比来解释它。音乐自我意识的“再秩序化”将体验带出了随机性，让体验进入塑形的弧线，进入形式的交叉地带。通过模式化的离去和返回，通过戏剧性的选择，通过对抑扬顿挫转换的认识、对重音的认识以及对和声与不协和和弦的理解，这些转变得以实现——所有音韵和音变的渐进式展开都与美、与情感完美融合。语言以同样的方式进入艺术。但与噪音不同的是，语言已经包含了结构、目的与意义。因此，语言进入艺术的一个标志就是它将音乐意识的强化和音乐广泛而迷人的意图囊括进来。诗歌、小说、戏剧的句子经营音乐性正如树木滋养树叶：音乐高度能动，活力充沛，形式多样，看似可被舍弃，实则仍然是诗歌赖以生存的源泉。

如果给“艺术”这个词加一个否定前缀，就能看出任何艺术形式中运动和变化的中心地位：艺术的反面是惰性。生物的本性在于运动——有些生物就如溪流中的鳟鱼一样敏锐，当一只昆虫惊扰水面时，它就会迅速移动；有些生物则像加州沼松那样，围绕着两千年历史的心材，虽饱受挤压，但仍缓缓生出最窄的年轮。生命的某一部分被提炼成必不可少的、拥有自我意识的姿态，艺术在创造和效果上同样活跃而动人。当一件艺术作品由于构思上的失败或创作过程中的草草了事，或是由于我们远离它们的创作起源以至于无法理解它们对感官、思维和心灵的要求，从而无法打动我们时，那么这件作品本身就会变得迟钝和嘈杂，对意义和感情充耳不闻。

那些能保存热量和呼吸的艺术就如一次重击般迅捷而生动。想想济慈晚期潦草的诗歌片段所包蕴的力量吧！虽然它未完成，未成形，未显露出个性，但仍在济慈最著名的诗歌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只活生生的手，如今还温热，

还能热忱地紧握。但如果它冷却，

在坟墓冰冷的寂静中，

如此萦绕着你的白昼，封冻你做梦的夜晚，

而你也愿你自己的心血流尽，

因此在我的血管中生命将重新流动，

你要保持良心平静。看，它就在这里——

我将它伸向你。

——约翰·济慈

在这首诗中，生命的炽热与死亡的冰冷并存。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中的要求和隐含的威胁令人震惊，但读者的伦理反应取决于这首诗在他或她心灵中的位置。这些诗句究竟是活着的人对他心爱之人所说，还是从坟墓中升起的亡灵之声？诗的语法和创作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将它理解为前者；然而，这首诗的结尾句只能通过第二种方式被听到——这些话语从裹尸布下向我们传来。想象死后的状态，预期死后的行为，以这种方式来阅读这首诗，我们可以原谅诗中人物所提出的绝望的交换：说出这些话的人知道这不可能发生。尽管如此，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些诗句不如现实残酷，也不应该在发现真相令人心碎时选择轻描淡写地忽视这一事实。这首诗说：“我想活下去，如果可以，我愿取走你的生命之血。”它揭示了艺术家如何不露痕迹地占据他人的心灵。艺术渴望生活的直接性，它贪婪地逃避人类无常的法则。

正如我们在阅读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时所看到的那样，艺术的优美形态不仅吸引了时间，也吸引了思考本身。任何不流于表面的艺术作品都不仅仅是一种程式化的外在信号，它有图案，有音乐，能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既能压缩也能增强。艺术的愿望不是要传达已经确立的事物，而是要改变在其存在范围内发生的生活。当某些植物在傍晚的暖意中更加芳香四溢时，或者一只被琥珀包裹的蚂蚁不再只是一只古老昆虫的遗迹时，理解的共振就会发生并被放大。蚂蚁既活跃又静止，一直保持着那一刻的姿势：一只脚抬起，想要逃跑。在它突然而完整的封闭中，“鲜活生命”与“形态保存”之间的张力显露无遗。在某些中国卷轴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中，观看者也能感受到同样的张力，甚至四万年前的拉斯科野牛在火把的照耀下似乎也在洞穴墙壁上走动。无论是寄寓某地还是身在故园，被艺术所捕获的事物都会变得稠密起来：进入一件艺术作品，就等于走进了一片丛林。艺术会攫住它自己，然后攫住我们，随后又同时松开我们和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