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扇窗】04.第一章 着火的翠鸟：以诗的眼光看（2）

除了我们熟悉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感知方式。鱼有一种名为“侧线”的器官，贯穿整个身体，鱼通过它不仅能敏锐地感知到水中的振动，还能感知到水的深度、流向和温度；信鸽利用视觉导航，即使被抛入空中，它们仍会跟随地球磁场的电流找到回家的路；豆科植物没有神经系统，也没有眼睛和指尖，却一直朝向太阳转动；一株被忽视十年的铁线莲，如果给它一个可供攀爬的棚架，它在三周内就会窜出五英尺高。

鲨鱼接近猎物的最后一刻会闭上内眼睑以保护自己，大多数感官此时也会关闭，只有一个器官仍然活跃：它下颚上的生物电流感应机制，一个专为应对撞击而生的导航系统。写作中的诗人有点像这种鲨鱼，他们以独特的方式感知那即将来临的被接通的时刻。

诗歌似乎往往诞生于观看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作家转向世界上的种种事物，看见翠鸟和猎鹰，听到教堂的钟声和羊的咩叫，这些外部现象像释放热辐射一样释放出意义。当然，这种热量存在于我们体内，而不是事物之中。写作时，某个想法到来的那一刻，普通的观看之眼关闭，诗会因某种神秘的内心冲动而涌向世界，这冲动是诗人观看、倾听以及锻造日常语言的基石。这种状况具有繁殖力，因为它渴望那些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了解的事物。所有作家都会意识到这股力量的涌动；在它的辐射下，世界上的存在之物会被刷新；通过想象力、音乐性、追寻世界和锻造文字的心灵，作家们创造的作品也改变了这些存在之物。

这种被改变的视力是诗歌和诗人的秘密幸福。就好像一首诗与这个世界相遇，并在这世界之中发现了一种隐藏的语言，一种布莱叶盲文——只有觉醒的富有想象力的心灵才能读懂它们。霍普金斯笔下的翠鸟既是一只真实的翠鸟，又不仅仅是一只翠鸟，它的鸣叫声能同时穿过心灵和耳朵的隧道。内在的生命会溢出，并渗透到物质性存在、香味和声音之中，正如物质性存在、香味和声音会相互渗透和进入一样。这种“双重生命”存在于日本传统的俳句中，存在于澳大利亚土著的圣歌之中，存在于纳瓦特尔语的“花歌”之中，也存在于21世纪美国实验抒情诗之中，并在其间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诗的感知领域时，我们就回到了这个词最初的含义：诗是一种创造（poïesis as making）。

坦率地说，一首诗不是它表面所描述的外部事件或现象，也不是它试图揭示和唤起的情感或洞察力，一首诗可能同时包含了这两者。

但更为复杂的是，它是对全新理解的活生生的虚构（fabrication）——“虚构”既包含了“撒谎”和“虚假”，也包含了更简单和更根本的对任何事物的创造和制作：将一些新鲜之物引向存在。无论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织物”，都是一种交错编织的发明：通过经线和纬线的结合，某些物质，如丝绸或棉花、羊毛或图案，都会变得比它本身更结实、更强大。当一件艺术作品与自我、语言、文化、情感、感官和心灵拥有多重交叉体验并充分交融时，它就承载了我们的生活。

音乐赋予了诗歌这种“编织之线”和发现的张力。就拿霍普金斯的一行诗来说，如果纯粹关注诗的声音，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编织和音乐性创造将它的各部分引入了一个更大的、扩展的整体之中。

“如翠鸟着火，蜻蜓点燃火焰”（As king fishers catch fire，dragon flies draw flame），这行诗闪耀着一种共栖之美。在它的上半句中，“翠鸟”（king fishers）一词中的字母“k”在“着”（catch）中以相似的发音字母“c”重复，同时它的中间字母“f”在“火”（fire）中得以回归。与此相同的模式出现在下面的诗句中，它们既像手工打结，也像渔夫装上鱼饵：“蜻蜓”（dragon flies）开头的辅音在“点燃”（draw）中被重复，中间的双元音在“火焰”（flame）中回归。元音也证实了复现的强化：“翠鸟”（king fishers）中的字母“i”在“火”（fire）中被重复，“蜻蜓”（dragon flies）中的字母“a”在“火焰”（flame）中复现，每一个元音的发音都由短变长。我们并不能总是知道这样复杂的“声音艺术”是诗人有意为之，还是不那么刻意的、更直观的创造。重要的是，当我们以诗的方式言说和观看时，事物就会以相互联系和扩展的方式被言说和被观看。

因此，诗歌的原动力（generative power）不在于它的“信息”或“意义”，也不在于它自身本质之外的任何事物的简单记录，而是栖息在它自身所嵌入的世界之中，并与存在交织缠绕。诗歌以一种混合的、不受束缚的感知方式所创造出的语言来言说，以能引导作者和读者的语法和神韵来言说，以诗歌自身特有的感觉和术语来表达如何观看、聆听、感受和言说。这些术语既包括内容、技艺与形式的交流要素，也包含了某种趋向——诗歌倾向于提升意义、情感和存在。

但作家和诗人如何满足自己内心这种“增长”的渴望？当然，他（她）不仅为文本带来了已知的事物，还带来了一种有渗透意图的复调动力（the contrapuntal impulse of a permeable intention）。

诗歌创作必须既被视为一种沉思实践，也被看作一种交流实践。在每一种传统的沉思方式中，重塑意图（intention）是转变发生的基础。13世纪的日本禅师道元曾说，随着意图的成熟，河流中的白色牛奶变得芳香甜美。这种表述只有被唤醒的耳朵和心灵才能理解，只有诗歌的转换性语言才能领悟。意图与其说是通过努力，不如说是通过消除心灵陈旧的习惯、姿态与形式，来迎接新事物。它是对尚未存在的事物发出邀约。

我在这里所谈论的意图并非法庭上所谓“意图”：沉思的意图对于那些存在于自我之外的事物是半透明的。意志和选择可能会发挥作用，但创造性意图被强化的言说需要同样被强化的倾听，就像小提琴手要想演奏得出色，就必须倾听管弦乐队、小提琴和他或她自己的身体。聆听小提琴的声音和琴弓在琴弦上的拉奏同样重要。当一个人沉浸在诗歌的意图中时，类似的转变也会发生。诗歌对我们生命的增补发生在边界处，在那里，内与外，现实与可能，经验与想象，听见与沉默，会同时相遇。诗歌的天赋在于，它所“观看”到的并非我们平常所见，它的“聆听”并非我们平常所闻，它的“洞察”也并非我们平常所知，它的“意志”也不同于我们平常的意志。在一首诗中，一切事物同时既向内又向外运动。

打坐是道元法师禅修的一种方式。打坐者的眼睛既没有完全闭上，也没有完全睁开：它们处于一种“中间态”。天主教的修道者们将相似的凝视——虽目光低垂，但依然存在——称为“眼睛之看护”（keeping custody of the eyes）。这种注意力方向的谨慎平衡既非逃逸与无视，也非回避，却都反映了人们对所追寻的事物的一种改变的期望。僧侣和神秘主义者的渴望与艺术家的渴望并无不同：不是通过改变世界，而是通过改变他们的观看之眼，来感知平凡中的非凡。

在一种被召唤的混合意识中，内部伸出手去改变外部，而外部伸回触手来改变观看之人。14世纪的锡耶纳的凯瑟琳曾写道，“所有通往天堂的道路就是天堂”；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第三年，马塞尔·杜尚向一个艺术展提交了一个瓷制小便器，并将其命名为“喷泉”（Fountain）。二者都表明：形成新意识的意图就是去转化和被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