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导言:文学与病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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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言:文学与病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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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勇,欢迎收听我主讲的《诺奖文学课》。


从今天开始,我就要与大家在诺奖经典作品中相遇,共同度过一段美好而惊险,丰富又值得回忆的旅程。在旅程的第一站,我想先问下大家,在近几十年来,有什么公共事件影响到了地球上生活的每一位公民,让每个国家、每个阶层的人们感受到了共同的焦虑呢?毫无疑问,是爆发于2019年末的新冠疫情。


我们对这场疫情的思考不会停止,也不应该停止。因此,我选择了三本与瘟疫有关的书,它们在文学史上都是鼎鼎大名的,分别是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和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


1.疾病的隐喻

为什么三位作家要共同书写瘟疫这个题材呢?简单拆解一下瘟疫的概念,首先它是一种疾病,其次,它有很强的传染性。


我们留意一下就会发现,文学对于疾病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有一些作家原本是学医的,后来弃医从文,比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鲁迅。直接以疾病作为题材的作品,除了我们这个单元选的这三部作品,诺奖作家里写疾病还有托马斯·曼的《魔山》、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等等。美国文学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有一本著名的书叫《疾病的隐喻》,就是谈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说,文学对于疾病感兴趣,并不是要研究疾病、病理、治疗这些问题,而是经常把疾病看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隐喻。


文学处理疾病的方式多种多样,不一而足。一个人病了,可能是整个社会病态的表现;或者被认为是病态的人反而是正常的,所谓正常的大多数人反倒是有病的,等等。人处于疾病状态本身就是独特的,这与文学塑造人物时所追求的典型性、个性不谋而合。比如,苏珊·桑塔格指出,肺结核曾经是文学、艺术中最受青睐的一种疾病。这是一种很“干净”的疾病,不会给观感上带来太大的不适。而且,结核病人,特别是女性结核病人,面色潮红,如同喝了些小酒的微醺状态,人也易激动、对外界敏感,与人在恋爱中的状态有几分相似。在影视作品中,通常是主人公咳嗽,用白手帕掩住嘴,然后拉一个特写镜头,白手帕上出现腥红的血渍,非常具有画面感。


另一方面,苏珊·桑塔格注意到,关于疾病的文学描写又会加深我们对于疾病的认知,其中不乏恐惧,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治之症或曾经是不治之症的疾病,比如肺结核、癌症、艾滋病等。相比于实际的疾病,有时候关于这些疾病的隐喻可能伤害性更大,通俗地讲,就是被病吓倒了。苏珊·桑塔格自己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克服了对癌症的恐惧,成功地战胜了自己的乳腺癌,从43岁被查出乳腺癌晚期一直活到71岁才去世,她与癌症共存了近30年。这说明对疾病的正确认识是很重要的。


2.传染病与人类困境

我们在这个单元里所选取的诺奖作家,他们处理的是一种特别的疾病,就是传染病、流行病,或者是想象出来的一种流行病。传染病是群体性的,没有人可以绝对地幸免。人类又是群居动物,不能不接触,只要接触,就有感染和传播的风险。因此,人与人之间既接近又相互提防。这是不是很像我们经常谈到的人的困境?人类就像两只刺猬一样,只有靠近了才能相互取暖,但是太近了又会刺伤对方,变成了彼此伤害。显然,传染病能启发我们思考关于人和人类的困境。


传染病在历史上也确实构成了人类最大的敌人,它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与战争不相上下。比如欧洲历史上著名的“黑死病”,它的学名叫鼠疫,但黑死病这个名称给人的感觉要恐怖得多,也代表了人们对它的恐惧。黑死病在欧洲历史上多次流行,绵延不绝。据统计,仅仅从1347年至1353年这六年间,在欧洲中世纪大瘟疫中,黑死病就夺走了2500多万人的生命,相当于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


我们在文学作品中也时常能窥见黑死病的身影,比较有名的,比如意大利作家薄迦丘的《十日谈》,它讲述的是134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瘟疫流行,10名男女到乡村别墅躲避瘟疫,他们所躲避的正是臭名昭著的黑死病。1722年,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也就是《鲁滨逊飘流记》的作者,出版了一本著作叫《瘟疫年纪事》。这部作品被认为是第一部表现瘟疫的长篇小说,也被翻译成中文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


《瘟疫年纪事》写的是英国伦敦1644年的瘟疫大流行。这次瘟疫也是鼠疫,它持续了近两年,然后又莫名其妙地消失,可谓神秘莫测,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还会再次光顾人类。而且,瘟疫结束后的第二年伦敦又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火,四分之三的城市被化为灰烬。这两场特大的灾难接踵而至,不得不让人相信所谓的天谴,或者末日审判。人们会想,冥冥之中是否真的有更高的力量主宰着人类的命运?人类是否因为自己的过失触怒了天神?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文学的。因为瘟疫关涉的是所有人的问题,而不仅是宗教信仰者的问题。也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诺奖文学大师们才表现出对于瘟疫的兴趣吧。


我们这个单元里所选取的三位诺奖作家,如果说他们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就是都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笛福的《瘟疫年纪事》的影响。加缪的《鼠疫》这部作品顾名思义,描写的传染病是鼠疫。加缪在小说前面引用了笛福的话作为题词,“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鼠疫》一开始就试图以一种编年史的方式呈现一座城市的历史,也是借鉴了《瘟疫年纪事》中编年体纪事那样一种尽力保持客观叙述的语调。我们要讲述的第二位作家的作品——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同样也可以置于《瘟疫年纪事》影响的延长线上。我们这个单元里涉及的第三位诺奖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他最推崇的作品中就包括《瘟疫年纪事》,笛福也是马尔克斯经常提到的作家。


三位作家都在传染病中找到了以文学去思考人类困境的方式,他们都在时代的厄运中考察个人的生活、爱情和选择,显现出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怀。他们处理流行病的方式是基本相近的,他们思考的是,如果传染病、流行病意味着大多人都要被感染,那么,我们能否找到少数的免疫者?有没有少数的人可以对抗病疫,也就是对抗时代的病症?如果有,他们又具有哪些共同的特质?这些共同的特质也许就代表了我们人类的前途。


3.“小说家就像兀鹰”

这三位作家的第二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左派知识分子。加缪曾经是法国共产党党员,他不仅承担了法共给他分派的一些任务,而且自觉地通过戏剧进行政治斗争,创建了劳动剧团。后来由于反对法共在对待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一些做法,才被迫离开了法共。相似的是,萨拉马戈也曾经是葡萄牙共产党的成员,后来由于政见不同才脱离了葡萄牙共产党。马尔克斯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拥有左派的政治立场。马尔克斯说,“我相信,世界迟早将成为社会主义世界”。他的母亲笑话他说,你连一只苍蝇都不敢打,怎么会成为一个革命者?马尔克斯回答说,“恰恰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成为革命者的,如果不进行革命,我便永远害怕被置于必须打苍蝇的的境地”。


作家们选择左派的政治立场并不奇怪,共产主义或左派在20世纪的不同时期都曾风行一时,每当资本主义灾难深重时,世界上都会迎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复兴。而20世纪这样的时段并不少见,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等都昭示了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拯救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元素,才避免了自身的覆灭。如果没有这种对抗,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主义应当还是原始积累阶段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羊吃人,童工,一天十几个小时的暗无天日的工作等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说的就是这种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的特征。


作家的职责是,把社会中那些“血和肮脏的东西”揭露出来。马尔克斯曾经引用另一位诺奖得主秘鲁作家略萨的话,“小说家就像兀鹰,是从社会的腐肉吸取营养的”。兀鹰,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秃鹰,是靠吃动物的为腐尸为生的。如果在文学中瘟疫经常被隐喻为一种社会病症,那么小说家就像秃鹰一样,去发现社会溃烂的地方,把腐肉清除掉。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小说家给出拯救社会的药方,单是发现病症已经是不容易的事了。


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三位作家分别发现了社会肌体中哪些有病的地方,哪些腐败变质的地方。正是在这些方面,文学找到了其赖以存在的根基和尊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本集提及的其他作品:

《疾病的隐喻》,苏珊·桑塔格

《瘟疫年纪事》,丹尼尔·笛福

《极端的年代》,霍布斯鲍姆

《资本论》,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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