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混乱是一切疫情的开场

1. 阿赫兰：一个纯粹的现代城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勇，欢迎收听我主讲的《诺奖文学课》。

上一集我们讲了讲加缪的人生经历，对《鼠疫》的内容和主题做了个概括，今天我们就进入这部小说的文本，详细讲讲鼠疫发生在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城市里的人们各有什么表现。

在《鼠疫》的开头，作家写道：“构成此编年史主题的奇特事件于194-年发生在阿赫兰。”加缪有意没有点明是一九四几年，显然，他并不想读者将这部作品局限于某件真实事件。阿赫兰“是一座平常的城市”，“是阿尔及利亚滨海的法属省省会”。虽然作家将故事的发生地定在了阿赫兰，而阿赫兰也确实是一座实际存在的城市，但是加缪同样不想让读者把故事当作阿赫兰这个特定城市里发生的特定事件。

阿赫兰可以被看作是任何一座现代城市。它是一座丑陋的城市，你需要花费相当大的力气才能分辨出它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地方。现代城市越来越彼此相似，从外观到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几乎都是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样的城市“既没有鸽子，也没有树木，也没有花园”，“既看不见鸟儿扑打翅膀，也听不见树叶沙沙作响”，“是个毫无色彩的地方”。这样的城市甚至没有春天，作家写道：“只有清新的空气或小商贩从郊区带回的一篮篮鲜花可以宣告春天来临；那是市场上出售的春天。”这后一句简直是神来之笔，短短十来个字就把城市千篇一律的根源揭示出来了。这根源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市场把一切都变成了商品，也改变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春天可以在市场出售，但也仅限于在市场上出售；我们可以购买春天，但我们再也不能拥有春天了。

在这样的城市里，人们如何生活呢？加缪说，“要了解一个城市，较简便的方式是探索那里的人们如何工作、如何恋爱、如何死亡”。在阿赫兰，人们工作、恋爱和死亡，“那一切都是同时进行的，神气都一样，既狂热，又心不在焉”。“人们在城里感到厌倦，但又努力让自己养成习惯。我们的同胞工作十分辛苦，但永远是为了发财”。人们当然也休闲、享乐，也会相爱、结婚，但正如加缪写到的，干什么事情神气都一样，“既狂热，又心不在焉”。

我特别喜欢加缪在这里所使用的看似矛盾的描述，“既狂热，又心不在焉”，就是仿佛跟什么东西都隔了一层，失去了人与事物之间原本该有的关系，人与时间、欲望、财富、自由、爱情等都是如此。人们疯狂地追求这一切，但这一切对人们来说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爱情与自由、财富也没有什么区别，它们变成了同质化的东西，简而言之，就是人们欲望的对象。人们甚至于连幻想也失去了，阿赫兰于是变成了一个“毫无臆想的城市”，一个“纯粹的现代城市”。

加缪准确地捕捉到了资本主义对于人类生活的深刻改变。资本主义不仅仅是让人们成为了物质的奴隶，它的更严重的后果是改变了人与物质的关系。也就是说，物质不再让人欣喜，劳动变成了劳役，劳动是人的完成，而劳役则让人变成非人；欲望变成了欲念，欲望是及物的，而欲念是不及物的。欲望可以通过物质得到满足，而欲念则不可以，欲念指向的是物质所代表的符号价值，是身份、地位等等符号化的东西，它是为了满足区分的需要，而不是真正的拥有和享受的需要。

只有理解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本质，我们才能懂得加缪所说的，人们“既狂热，又心不在焉”。“狂热”是因为欲念永远无法餍足，“心不在焉”也是因为欲念永远无法满足，自然也就没有了满足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及物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如果我们让一个幼儿园小朋友在一个棒棒糖和一百块钱之间做出选择，他很可能会选择棒棒糖；如果我们让一个成人来选择，他一定会选择一百块钱，因为他知道一百块钱可以购买很多棒棒糖或者其他更有用的东西。孩子选择的是即时即物的满足感，而成人则学会了对欲望进行克制和延搁。长此以往，这种欲望就不存在了，或者说欲望已经在金钱中得到想象性的满足。我们知道，货币是一种一般等价物，它可以指向一切的物质，也可以脱离真正的物质，与真正的物质无关。就像有的人自嘲或者凡尔赛式地炫耀说，“我穷得只剩下钱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警惕的是，我们别穷得只剩下钱了，因为这个时候金钱其实也不再属于我们了。

2. 民众从惊异到恐慌

《鼠疫》开头部分并没有直接进入故事，而是对阿赫兰这个城市以及城市生活作了一般性描述。这部分并不长，但很重要。我建议大家反复认真地读这些段落，不要因为它们看上去与故事关系不大就忽略过去，因为这部分对我们理解瘟疫中的众生相非常关键。准确地说，这就是关于众生相的一般性描述。剩下的问题便是，这种众生相会因为瘟疫而改变吗？如果疫情要求人们做出主动选择，那么这样的芸芸众生能够做到吗？很难，因为所谓选择就是做自己的主人，就是不受其他力量的牵制。当资本主义变成一种宰制性的力量时，尤其是当人们甚至意识不到还存在这种暗藏的宰制性的力量时，人还能够自我主宰吗？答案显然是不能。

市民们先是对鼠疫的出现表示惊异，怀疑鼠疫怎么会选中自己的城市。然后，当看到有人确定无疑地死于鼠疫时，他们开始感到恐慌，一些人同时也开始思考。但是，用作品中的话来说，“他们想的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这里的“人文主义者”，其确切含义是指人类中心主义者，以人类作为世界的中心。“他们忘记了人应当谦虚”，“他们认为他们还有可能对付一切，这就意味着天灾没有可能发生”。因此，他们一如既往地过着从前的生活。

直到阿赫兰封城，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但人人都继续把自己操心的私事放在首位。还没有一个人真正承认发生了疫病。大多数人最敏感的还是打乱了他们习惯，损害了他们利益的那一切”。我们看到，生活的惯性有着多么大的力量。很多商店关门停业，但是咖啡店、电影院却乘机招徕顾客，一家咖啡店贴出广告说“纯葡萄酒可以杀灭细菌”，“烧酒防传染病”的说法也深入人心。有些商品开始断货，有的人则利用机会囤积居奇，想大赚一笔，结果却被鼠疫带走了性命。这些情节会让我们会心一笑，会让我们想起新冠疫情初期我们的反应，当时也是谣言满天飞，比如土霉素、磷酸氯喹可以治疗新冠肺炎，也有人囤积各种防疫用品，口罩、酒精、84消毒液，乃至大米、面粉等生活物资。甚至有人因为过度消毒而引起了中毒，无怪乎人们得出教训说，疫情面前，谣言才是最大的“病毒”。

在《鼠疫》中，疫情的发展非常迅速。后来，一些感染严重的街区被封锁起来。最后，整个城市在夜里11点之后开始霄禁，“全市一片漆黑，变成了一座石头城”，像“一座大古墓”。“鼠疫已消灭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力”，“他们对什么都不选择了”。对于“放荡的享乐生活”，“全城人民都在趋之若鹜”；“物价全面上涨，难以控制，与此同时，人们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一掷千金；尽管多数人生活必需品奇缺，人们却从没有像现在一样穷奢极欲”。

这幅鼠疫中的众生相看似发生了改变，但其实根柢性的东西还是一成不变。这便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特别是二者结合到一起时所形成的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得人类在病疫面前无能为力。人类中心主义者崇尚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认为即使遇到再难的问题，人类也总有办法找到应对措施。这种思想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在人类的“愚蠢自信”之上，几乎是根深蒂固的。它失去了对自然和人类之外事物的敬畏，也对广阔的未知知识领域缺乏清醒的认知，其后果往往是在天灾之外又增加了人祸。这就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一方面，即使瘟疫肆虐之时，人们仍然很难相信天灾为何会发生在人类身上；另一方面，各种迷信以科学之名大行其道，比如口含薄荷片可以预防鼠疫，穿油面料的衣服可以预防传染，与此同时，“占星术士的预言或天主教堂圣人的谶语便在居民中传递开来”。

利己主义也是如此。疫情要求人类作为整体一同努力，而不是各行其是，否则就会给抗疫带来格外的困难。比如那些经过四十天检疫隔离期满回到家中的人，“便放火烧掉自己的房屋，幻想鼠疫能因此而灰飞烟灭”，结果造成了火灾的蔓延。加缪借故事中的人物之口说道：“毫无作为的人太多，瘟疫关系到每个人，人人都应该尽自己的责任。”可是，事实上，在鼠疫中人们发现，“即使处在最不幸的时刻，谁也不可能真正想到别人”。前面我们谈到过，加缪寄望于在大地深处、在民间、在生活中寻找抗争精神。但是，他所寻找的显然不是这些利己主义者。

3. 政府的无能

加缪也不寄望于政府，在《鼠疫》中，阿赫兰的行政当局几乎就是民众的翻版，它也经历了由乐观到悲观的态度逆转，在鼠疫态势失控时，“行政当局一如它先前的轻率乐观那样，又公然悲观起来”。刚开始，里厄大夫发现“成群结队的老鼠在露天死去”时，给灭鼠处处长打电话，希望他们管管此事，但处长说“得有命令”。然后市政府开会，“却从未有过什么准备，也不曾考虑什么措施”，只是让“灭鼠处奉命每日凌晨收集死老鼠”。能够下达严厉命令，预防疾病的人是省长，但是省长相信这只是虚惊一场。高烧的人数在激增，而省政府的布告却姗姗来迟。这只是一张白色的小型报告，“张贴在城里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小说里写到，“从布告上很难证实当局抱有面对现实的态度；措施也毫不严厉，看上去他们非常迁就某些人不愿使舆论担忧的愿望”。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居于中心地位。因此，政府官员大多是经济、贸易方面的专家，“然而在鼠疫问题上，他们的知识几乎等于零”。这决定了政府的防疫工作组织得很糟糕。不久，鼠疫出现了变异，不仅有了腺鼠疫，还出现了肺鼠疫，这是口对口传染的，“疲惫不堪的医生们向手足无措的省长要求采取新的措施防止口对口传染肺鼠疫，但跟平常一样，谁对此都一无所知”。总之，整个疫情期间，政府的低效和无能使得城市陷入了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加缪在小说中还多处写到了媒体的表现，媒体的混乱、无能几乎与政府如出一辙。最初，“报纸在老鼠事件里喋喋不休，对死人的事却只字不提。原因是老鼠死在大街上，而人却死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报纸只管街上的事”。抗疫期间，无线电波或报纸上充斥的是外界“向这座孤城发出大量表示怜悯或赞扬的评论”，其中洋溢着“念史诗或演讲竞赛般的腔调”。而且，那些占星术士的预言也会以连载的形式出现在各家报纸上，“读者争相阅读的热情不亚于太平时期他们迷恋言情小说”。

民众、政府和媒体的这些表现共同构成了疫情中的众生相，加缪并没有满足于概括性地去铺排这种众生相，而是从资本主义对现代生活的主宰中，从现代精神中所衍生出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利己主义的角度，深入把握了这种众生相得以产生的根源。加上政府无法进行有效的组织、媒体无法进行合理的舆论引导，封城之下，人们原先的群体生活失效，又无法找到取而代之的新的群体生活方式，必然会陷入到盲动之中。这些正是加缪思考主动选择和真正的抗争精神的背景。

下集节目中，我们就来讲讲加缪是如何用小说人物的行动来表现抗争精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