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3陈寅恪的最后20年|我们能为大师做点什么？

观蒙书话，比萃精华！

今天给大家分享陆建东先生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

这本书对1949年建国以后到1969年陈寅恪去世这20年间陈先生的生活进行了细致深刻的刻画，以陈先生的生活为线索，还原了那个特殊时代的风风雨雨。今日读之，不仅可以体会到陈先生的心境，而且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那个时代。

这是一本好书，这是一本以持平的态度尽量客观地描述了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中的人和事的书。英国大历史学家卡尔说“历史是当代人与过去之间的一场对话”，意大利历史学家齐默罗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所谓的真相也许永远不能得知，因为对于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下也会有不同的说法。因此，历史就是根据所能掌握到的资料，对过去的人和事的重新构建。这种构建与现存资料越符合，就越客观，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客观就是相对的了。这种构建的目的在于通过还原过去的人和事，为现在的人和事提供借鉴和启发。这种构建越能符合时代需要从而推动社会发展，这种构建就越合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的确是一本好书。

据说，这本书的第一版出版后，书中所描述的一个反面人物的后代起诉了作者，尽管掌握诸多证据，作者在修订版中还时不得不做了相应处理。时至今日，很难在网络上搜到本书作者陆建东的相关信息。由此可见，客观描述历史何其难，还原真相何其难！

读完岳南先生的《陈寅恪与傅斯年》后，我有一个疑问：1949年陈寅恪先生从北京南迁后为什么没去台湾而去了广州？在这本书中找到了答案：陈先生割舍不下对故土的眷恋，尤其是对文化的热爱以及所担负的文化传承之责。除此之外，好友陈序经的求贤若渴之心、耐心说服工作以及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是陈留下来的积极影响因素。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9年陈寅恪去世这段时间里，陈先生以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文化的使命为支点，谱写了一曲空前绝后、壮志未酬的人生悲歌。陈先生同时代学者的学术成就大都主要奠基于1949年以前，郭沫若、顾颉刚等人大都如此，但陈先生在建国后那个极不寻常的年代一次又一次在学海上扬帆起航，先后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三部跨时代的代表性著作。仅凭这三部著作，就足以证明陈先生在史学界的泰斗地位，就足以说明陈先生对中国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就足以表明陈先生一生所秉持与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说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件事值得谈一谈，这件事与一篇文章有关，在最近出版的《陈寅恪全集》中公开出版了这篇文章，所以在言论自由的今天大可不必对这件事噤若寒蝉。

1953年，新中国已经成立四年了，中共中央已经成立了历史研究委员会。在1953年，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与尹达等人组成，毛主席亲自指定陈伯达为主任。当年10月份，历史研究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特别指出：“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即将设立的历史研究所下设三个所，所长名单指明，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和范文澜都在北京，可陈寅恪远在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于是，劝说陈先生返回北京，就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11月中旬，昔日陈先生的学生、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员汪篯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的信与副院长李四光写的信，南下劝说陈寅恪北返。11月21日晚，汪篯将随身携带的两封信交给了陈先生，22日早晨，陈先生便作了答复，提出了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里的“毛公”“刘公”分别指毛泽东与刘少奇。由于当时陈先生已经双目失明，就让妻子唐筼把这两个条件写在纸上，以表示并非空口无凭。好友冼玉清得知后，劝说陈先生不必如此，陈先生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年而不变。”

几经周折，汪篯的劝说工作也没有突破。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做了一次正式长谈。长谈之后，陈寅恪口述了一篇文章，汪篯记录下来，带回了北京。这篇后来被命名为《对科学院的答复》的文章，全文如下：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连同标点符号，这篇文章共1261字。在这篇文章中，陈寅恪解释了自己所认为的“大事”——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思想，自己判断学生的标准就是这一“大事”，自己做学问的前提也是这一“大事”；还解释了自己提出那两个条件的原因。

1950年，同时身兼世界经济学学会主席、计量经济学会主席与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三职的约瑟夫·熊彼特教授，在美国经济学年会的报告中指出，经济学学者在开始一项研究之前，总是存在一定的愿景，这里的“愿景”是指希望得到某种结论或者希望将结论用于解决某种问题的企图，这种愿景会导致学者倾向于选择对这种愿景有利的证据，从而忽视不利于这种愿景的证据，最终导致结论不可靠。在大多数听众为凯恩斯信徒的情况下，熊彼特先生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凯恩斯，他指出，凯恩斯的愿景就在于他要将货币理论用来解决财政问题，这样一来，凯恩斯的研究就沦为了为政策服务的工具，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熊彼特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愿景在于推翻资产阶级，以至于马克思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想象：具有技术专长而又勤勉的工人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资本家，而不具备企业家精神的资本家最终破产，沦为工人，因此，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是互相流动的。熊彼特最后指出，在进行学术研究之前，要认真思考自己可能存在哪些愿景，要尽量减少这些愿景，尊重研究过程中的各种证据。

在本质上看，熊彼特之所谓“尽量减少学术研究前的愿景，尊重研究过程中的各种证据”与陈寅恪之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相同的。他们研究的学科不同，也没有证据表明，陈寅恪先生了解过熊彼特的讲话。可以认为，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地方，各自提出了相同的见解，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在这篇文章中，陈先生为了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显示出了无所畏惧的精神品格，“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在当时的环境中，能说出这样的话足以让各方难堪，让全国哗然。

在这篇文章中，陈先生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都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

在这篇文章中，陈先生还引用了一个典故。自从安史之乱开始，唐王朝就陷入了中央与地方割据的战争泥潭之中。从公元783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唐开始，到公元817年，蔡州已经成为国中之国30多年了。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在已经攻打蔡州几年并无显著成效之后，在时任宰相裴度的统领下，由李愬等人出奇兵，在风雪之夜突袭蔡州，活捉了当时的叛军头领吴元济，平定了蔡州之乱，消除了唐王朝的心腹大患。唐宪宗钦点韩愈撰写碑文，以兹纪念这样的大功劳。当时参战的裴度任晋国公，李愬任凉国公，如何在碑文中叙述各自的功劳，是个难题。韩愈把所有有功的人都在《平淮西碑》中提到，集中歌颂皇帝的圣明。宰相裴度是皇帝的代言人，赦免降将，让叛军解甲归田，免除淮西捐税等都是裴度做的。因此，有人认为，韩愈的《平淮西碑》拔高了裴度，淡化了李愬。李愬本人倒是很尊重裴度。李愬的旧部石孝忠，因气愤韩愈在碑文中未写足李愬的功绩，遂将《平淮西碑》用长绳捆住拉倒，并用粗砂大石磨掉碑文。消息传到唐宪宗那里，石孝忠当面向皇帝陈述李愬的战功。另外，李愬的妻子是唐宪宗姑母的女儿，与唐宪宗是姑表兄妹的关系，时常在唐宪宗耳边撺掇《平淮西碑》之事。最终，唐宪宗下令磨去韩愈的碑文，让翰林学士段文昌重写《平淮西碑》。后来，李商隐写了《韩碑》，对这件事进行记述和评价。北宋年间，大文豪苏轼也写《平淮西碑》，赞扬了裴度和韩愈，正可谓：“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残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陈寅恪以韩愈自比，把郭沫若比作段文昌，并无恶意，因为段文昌本来就与平淮西之战无关，只是奉命行事。后世之人大多以为，段文昌的《平淮西碑》不如韩碑，苏轼的《平淮西碑》就是明证。从这点上来看，暗含着陈先生自认为在学术上要强于郭沫若先生。

此事过后，陈先生的遭遇可想而知。更何况，13年后，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暴风雨开始了。在时代的风暴面前，个人就像树叶一样随风飘摇，不知道将飘到烈日曝晒之处，还是飘到冰天雪地之境。陈先生的命运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他特殊的人际关系和个人经历，遭受到的磨难比普通人要大得多。对于这些令人震惊的历史，《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本书进行了高度还原。

《陈寅恪的最后20年》是一本好书，不仅还原了陈先生的特殊遭遇和艰难境遇，也还原了温暖人心、令人振奋的历史事实。

在那个各种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优秀的共产党人表现出了对学术权威的尊重与照顾，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就是这样一位共产党人。在陶铸主政广东的十五年期间，多次对陈先生“网开一面”。虽然有些时候陶铸受到了上级领导指示，要照顾陈先生，但是很多细节充分说明，陶铸本人非常尊敬陈并愿意照顾陈先生，比如陶铸曾亲自送陈先生一台兼具收音与播放功能的两用机，以方便陈先生听戏。可悲的是，文革期间，陶铸被打到。这就意味着，可以给陈先生稍微遮风避雨的大树就被连根拔起了，风雨无情地向陈先生袭来。

在那个各种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优秀的学者也表现出了对学术权威的尊重与保护，刘节就是这样一位学者。文革期间，他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身为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对陈先生无比敬重，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与爱护。每当学生们要批斗陈先生时，刘节担心陈先生的身体经不起折腾，就主动站出来，宁愿代替陈先生接受批斗，还勇敢地声称，能够代替陈先生接受批斗，是他莫大的荣幸。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从未间断。在每一历史阶段，真正的脊梁就是像陶铸这样有见识、有担当的政治家和像刘节这样有骨气、有勇气的知识分子，他们总是挺身而出，迎难而上。正是他们延续了我们的文脉。

陈寅恪先生在那个时代受到的非人折磨，不能归因于某一个人。人性是复杂的，昨天还尊陈先生为大师、以见他一面为荣的学生，今天就可以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扣在他头上并加以摧残。受到摧残的还有其他诸多知识分子。陈先生的悲哀是那个时代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政治运动是暂时的，学术研究是永久的。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地位海内外共知，在那个时代，部分在位者对陈先生正可谓“又爱又恨”，爱其学识渊博，耿直善良，恨其“顽冥不化”，不能为我所用。党内的优秀知识分子在私下里也与陈先生有着惺惺相惜的意味，除了多次前去拜访的陶铸，党内大员中的陈毅先生和郭沫若先生都曾前去拜访陈先生，而且相谈甚欢。在陈先生含冤去世后，共产党人为其平了反。可见，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运动面前，学术是具有吸引力和持久力的。

在陈寅恪生命的最后20年里与他有交集的人，遭遇都与他相似，冼玉清、刘节、黄萱、周寿恺、姜立夫等人概莫能外。这些人的悲哀，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

最悲哀的是，陈寅恪的宏愿——写一部重新构建分析框架的中国通史或文化通史，未能实现。陈先生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人，到了40岁才开始发表论文，专著更是后来的事情了。等陈先生自认为有能力实施自己的宏愿时，时代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了，“著书只剩颂红妆”了。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陈先生的《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都开启了以小人物展现大历史的新路，这条新路不正是近年来哈佛大学等国际知名学府的历史研究正在走的路吗？陈先生的史学水平在世界上罕见！

陈先生一生秉持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持，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压力，绝不妥协。2014年8月，我在江西庐山游玩。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上午，我在庐山植物园闲逛，远远地看到“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十个红字，没有任何思遐，径直走了过去，原来这是陈先生及其夫人的墓地。看了简介，我才得知，1969年先生去世后，无法按其遗愿安葬，几经波折，直到2003年，先生才被安葬于庐山植物园。面对着这十个红闪闪的大字，我伫思良久。

先生已逝，先生的大部分著作已经公开出版，为后人提供滋养。先生的著作是其学识的明证，是先生追求的写照，亦是先生气节的证明。先生的著作也可以“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先生已逝，宏愿未了。你我后学，该当如何？！

我辈只有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伟大信念，保持学者风骨，学贯中西，博通古今，在各自的领域开拓创新，也许才能实现先生宏愿之万一。

最后，我以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结束。

海客谈瀛（yíng）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

天台（tāi）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shàn)溪。

谢公宿(sù)处今尚在，渌(lù)水荡漾清猿啼。

脚著(zhuó)谢公屐(jī），身登青云梯。

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

熊咆龙吟殷（yǐn）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

云青青兮欲雨（yù），水澹澹兮生烟。

列缺霹雳，丘峦崩摧。

洞天石扉，訇(hōng)然中开。

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

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虎鼓瑟兮鸾（luán）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忽魂悸以魄动，恍(huǎng)惊起而长嗟(jiē）。

惟觉（jué）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

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qí)访名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读书要趁早，下期已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