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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分享岳南先生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当前,是一个呼唤大师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大师的时代,却是一个不懂得尊重大师的时代,还是一个滋养大师的土壤贫瘠的时代。
如果说头几年我们还因为没有公认的大师而自卑,那么自从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我们应该因为有了土生土长的大师而高兴,2015年屠呦呦先生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我们的这份高兴应该更热烈一些。遗憾的是,2015年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空缺。在记者提问屠呦呦为什么没有获得该奖时,发言人的回答是没有推荐人所以没有获奖。屠呦呦的成果举世公认,挽救了无数疟疾患者,为人类的幸福做出了贡献,这样的成果还需要推荐人推荐吗?每一个被治愈的疟疾病人不都是推荐人吗?在这样的伟大成果面前,奖项变得微不足道。但是,这个事实反映出的是,目前在我们热爱的这片土地上,孕育大师的土壤仍然贫瘠。
但是,不要以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土地一直就是不能滋养、孕育大师的土地。不必说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不必说汉代诸儒,不必说魏晋雅士,不必说盛唐时的光芒文章,不必说宋代的程朱理学,也不必说明代大师王阳明,甚至不必说实行文化奴役的清王朝中的陈廷敬、纪晓岚、李光地等大师,就算民国时期,大师仍然云集。
时间并不算长,但时代的痕迹已难以追寻。大众是善于遗忘的。如果不是极少数精英在尽力还原过去的是是非非,我们对过去就会一无所知。岳南先生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就是在尽力还原民国时期大师们的身影。即便是大师从其父辈身上遗传了优于常人的基因,若没有后天的熏陶、教育、自身的努力、外界的支持,大师也不会成为大师。
2015年9月份,我读完了岳南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了以陈寅恪与傅斯年为代表的民国大师们的风采,了解到了大师们的开创性贡献,也了解到了大师们生活中的艰辛。通过了解大师们的生命历程与治学处事的点点滴滴,受益匪浅。
傅斯年先生是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的第七世孙,生于山东聊城,是我的同乡,可是我在读博士之前并未听到过这个名字,在了解了他波澜壮阔的人生之后,突然感觉历史是多么健忘啊!昔日叱咤学界与政界的风云人物,如今很少人知道他的大名。傅斯年先生卓越的史学天才、雷厉风行的处事风格,尤其是他恪守原则、不畏权威、敢做敢为的道德情操,为我辈树立了典范!如今,聊城市已经建立了傅斯年先生纪念馆,我几次从门前匆匆而过,由于时间紧迫,没能进去缅怀,再回老家的时候,一定抽时间前去缅怀。
陈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是所有真正学者的道德底线,然而,真正领会或做到者寥寥无几。陈先生那几百年一遇的史学天才与勤勉,凝结出了他在史学上无可匹敌的成果,为延续中华文化做出了不了替代的贡献,可能够真正了解其成果者又有几人呢?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陈先生的宏愿——著一部《中国通史》——并未实现,这是陈先生的遗憾,更是学术界的损失。
在抗战岁月中,大师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但并不降低道德情操与学术水准。这是他们光辉人格的生动写照。在光辉人格背后,大师又有什么使其成为大师的秘密呢?
正如我们站在一座高楼前只能看清细节看不到全貌,离高楼太远就能看清全貌又看不清细节一般,时间离得越近,越容易让人迷失于细节之中,很难进行整体判断;时间离得越远,越容易进行整体判断,却又容易失去细节的生动与活力。对人对事的判断都是如此。
陈寅恪先生曾经是受争议的人物,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能看清这位伟人的全貌了。这是因为陈先生去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足以让人们思考和反思,真正认识这位了不起的人物。但是,随着时间流失,陈先生的形象终将在人们的视野中慢慢淡去。虽有先生的经典著作流传于世,但陈先生的处事细节难免被遗忘。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陈先生在学术上的伟大之处世人共睹。在研究魏晋南北朝时,陈先生以阶层理论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开历史先河,《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就是代表作;在研究隋唐史时,他独创性地提出了“关陇集团”说,《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是代表作;在治唐史时,陈先生开历史研究方法之先河——提出了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元白诗笺证稿》就是代表作;在研究晚明史时,他以小人物反映大历史,而且把诗词歌赋与历史研究融为一体,实乃前无古人之举,《柳如是别传》就是代表作。
陈先生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学术成就上。如果仅以学术成就来衡量陈先生的价值,那么不仅委屈了先生,更委屈了学术精神。据陈先生的嫡传弟子蒋天枢概括,陈先生的治学原则约有四端:其一,以淑世为怀;其二,探索自由之义谛;其三,珍惜传统历史文化;其四,“续命河汾”之向往。别说同时具有这四种,仅能秉持这四种原则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让一个学者变得伟大起来。先生一生,不仅以著作,而且以身体力行饯行了这四条治学原则,堪称一个真正且伟大的学者。
在这个距离先生的生活时代不近不远的时代,重读先生的小文章,能够更好地认识先生的伟大之处。
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院筹备处主任吴宓举荐陈寅恪担任国学院导师,但由于陈寅恪没有任何硕士或博士头衔,让吴宓深感“费尽力气”与“难哉”。与此同时,梁启超与王国维也协力相助。梁启超亲自向时任清华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曹云祥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硕士,也不是博士。”曹云祥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启超答:“也没有著作。”曹云祥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地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紧接着,梁启超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几位著名教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云祥一想,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决定聘请陈寅恪了。
梁启超在这次谈话中提到的“寥寥数百字”到底是什么呢?能够让梁任公自认大于自己所有著作价值的“寥寥数百字”到底写了什么呢?其实,这“寥寥数百字”是陈寅恪于1923年在柏林求学期间写给其妹的一封信,原文如下:
我前见中国报纸告曰,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券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若得不之,则不能求学。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我现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我年前在美洲写一信与甘肃宁夏道尹,托其购藏文大藏一部,此信不知能达否。即能达,所费太多,渠知我穷,不能付现钱,亦不肯代垫也。西藏文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
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甚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见《法华玄义》),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旧藏文既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
连同标点在内,此段文字共计840字。这封信的主要目的在于委托其妹为其购买一些书籍,实为一封极为普通的兄妹通信。但是,在这短短的840字中,陈氏向其妹说明了预购之书、购书原因、委托他人购书之窘境,在不经意间,向其妹谈论了自己对语言文字变迁、音韵训诂研究、历史研究与佛教研究的心得体会,以及对不同版本书籍的看法与处理方式,这些不经意的谈论足以证明了陈先生治学之广之深。
在这区区840字中,谈到的书籍包括:《大藏经》的中文藏文两种版本、《正续藏》的中文藏文两种版本、《金刚经》、《法华玄义》与《护法因缘传》。谈到的语言包括:藏文、中文、梵文、希腊文、拉丁文、英文、俄文、德文、法文、蒙古文、满文、回文。谈到的治学方法为: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谈到的学术观点包括:(1)藏文与中文同属一系,梵文与希腊文、拉丁文、英文、俄文、德文、法文属于同一系;(2)藏文的变迁源流比中文明显;(3)《金刚经》的注解错误较多;(4)天台宗祖师错解“悉檀”二字;(5)《护法因缘传》为伪造之书;(6)怀疑达摩之说。可见,这封信中所蕴含的信息量极大,反映出陈氏学识之渊博。梁任公说自己的著作总共不如陈先生的寥寥数百字有价值,一方面为谦虚之辞,一方面为举荐陈先生,此外,也是有根有据,正是空穴来风。
受聘后,陈寅恪先生作为最年轻的一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为清华国学院四大教授。陈先生提出三不讲之说:课本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以前讲过的也不讲。正是陈先生坚持“三不讲”原则,不断钻研,把学术研究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他的课堂不仅受到了学生们的好评,而且受到了教授们的好评,不少教授坐在教室的后排,旁听陈先生授课。因此,陈先生也就有了“教授中的教授”之称。
1927年6月2日上午,大学者王国维来到颐和园的昆明湖畔,独立沉思,抽罢一支纸烟,写下简短遗书一封,随即跳入昆明湖中,大师陨落。当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以后,陈寅恪先生为其写下了光照千秋的碑文,碑文如下: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连同标点符号,这篇碑文共189字,短小精悍,思想深邃。
陈先生说,读书做学问的目的在于把自己的心志从世俗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真理才能得以发扬。如果思想不自由了,那么宁愿去死。古今仁德圣明之人可以共同为之牺牲的精辟义理,哪是平庸之辈可以明白的?王国维先生的死证明了他独立自由的意志,他的死与个人的恩怨、王朝的兴亡无关。可悲啊!把这块石碑树立于教室旁边,是为了追思先生、纪念先生,显示哲人罕见的节操,告诉世人自然之性模糊不清,值得探索,不清楚有没有来世。王国维先生的著作和讲述,或许有的地方不够突出,王国维先生的学说,或许有些地方值得商榷。只有这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思想,可以经历千万年,与天地一样长久,与日光、月光、星光一样照耀人类。
陈寅恪先生在这段碑文中,不仅表达了对王国维先生的追思与肯定,而且通过对王国维先生的评价,表达自己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认可与追求。王国维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可最终还是没有摆脱投湖自尽的命运。关于他自尽的原因,众说纷纭,陈寅恪先生在碑文中的解释——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不能说完全准确,尽善尽美,我想,如果王国维先生在天有知,应该也不会反对的。这就是大师对大师的解读,大师对大师的认识。
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是多方因素风云际会的结果。大师固然令人敬仰,令人神往,但在时代的洪流中,大师也像普通人一样无力反抗。与普通人不同的是,大师站得高、看得远,坚守自己的底线,自然而然,他们的行为也就存在不少很难被大众理解的地方。《陈寅恪与傅斯年》这本书讲述了建国前这两位大师的往事,再现了这两位大师的风采,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这两位大师的心态与行动。
最后,我以杜甫的《望岳》结束。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读书要趁早,下期已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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