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陈寅恪与傅斯年|何以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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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分享岳南先生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当前，是一个呼唤大师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大师的时代，却是一个不懂得尊重大师的时代，还是一个滋养大师的土壤贫瘠的时代。

如果说头几年我们还因为没有公认的大师而自卑，那么自从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我们应该因为有了土生土长的大师而高兴，2015年屠呦呦先生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我们的这份高兴应该更热烈一些。遗憾的是，2015年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空缺。在记者提问屠呦呦为什么没有获得该奖时，发言人的回答是没有推荐人所以没有获奖。屠呦呦的成果举世公认，挽救了无数疟疾患者，为人类的幸福做出了贡献，这样的成果还需要推荐人推荐吗？每一个被治愈的疟疾病人不都是推荐人吗？在这样的伟大成果面前，奖项变得微不足道。但是，这个事实反映出的是，目前在我们热爱的这片土地上，孕育大师的土壤仍然贫瘠。

但是，不要以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土地一直就是不能滋养、孕育大师的土地。不必说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不必说汉代诸儒，不必说魏晋雅士，不必说盛唐时的光芒文章，不必说宋代的程朱理学，也不必说明代大师王阳明，甚至不必说实行文化奴役的清王朝中的陈廷敬、纪晓岚、李光地等大师，就算民国时期，大师仍然云集。

时间并不算长，但时代的痕迹已难以追寻。大众是善于遗忘的。如果不是极少数精英在尽力还原过去的是是非非，我们对过去就会一无所知。岳南先生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就是在尽力还原民国时期大师们的身影。即便是大师从其父辈身上遗传了优于常人的基因，若没有后天的熏陶、教育、自身的努力、外界的支持，大师也不会成为大师。

2015年9月份，我读完了岳南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了以陈寅恪与傅斯年为代表的民国大师们的风采，了解到了大师们的开创性贡献，也了解到了大师们生活中的艰辛。通过了解大师们的生命历程与治学处事的点点滴滴，受益匪浅。

傅斯年先生是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的第七世孙，生于山东聊城，是我的同乡，可是我在读博士之前并未听到过这个名字，在了解了他波澜壮阔的人生之后，突然感觉历史是多么健忘啊！昔日叱咤学界与政界的风云人物，如今很少人知道他的大名。傅斯年先生卓越的史学天才、雷厉风行的处事风格，尤其是他恪守原则、不畏权威、敢做敢为的道德情操，为我辈树立了典范！如今，聊城市已经建立了傅斯年先生纪念馆，我几次从门前匆匆而过，由于时间紧迫，没能进去缅怀，再回老家的时候，一定抽时间前去缅怀。

陈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是所有真正学者的道德底线，然而，真正领会或做到者寥寥无几。陈先生那几百年一遇的史学天才与勤勉，凝结出了他在史学上无可匹敌的成果，为延续中华文化做出了不了替代的贡献，可能够真正了解其成果者又有几人呢？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陈先生的宏愿——著一部《中国通史》——并未实现，这是陈先生的遗憾，更是学术界的损失。

在抗战岁月中，大师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但并不降低道德情操与学术水准。这是他们光辉人格的生动写照。在光辉人格背后，大师又有什么使其成为大师的秘密呢？

正如我们站在一座高楼前只能看清细节看不到全貌，离高楼太远就能看清全貌又看不清细节一般，时间离得越近，越容易让人迷失于细节之中，很难进行整体判断；时间离得越远，越容易进行整体判断，却又容易失去细节的生动与活力。对人对事的判断都是如此。

陈寅恪先生曾经是受争议的人物，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能看清这位伟人的全貌了。这是因为陈先生去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足以让人们思考和反思，真正认识这位了不起的人物。但是，随着时间流失，陈先生的形象终将在人们的视野中慢慢淡去。虽有先生的经典著作流传于世，但陈先生的处事细节难免被遗忘。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陈先生在学术上的伟大之处世人共睹。在研究魏晋南北朝时，陈先生以阶层理论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开历史先河，《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就是代表作；在研究隋唐史时，他独创性地提出了“关陇集团”说，《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是代表作；在治唐史时，陈先生开历史研究方法之先河——提出了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元白诗笺证稿》就是代表作；在研究晚明史时，他以小人物反映大历史，而且把诗词歌赋与历史研究融为一体，实乃前无古人之举，《柳如是别传》就是代表作。

陈先生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学术成就上。如果仅以学术成就来衡量陈先生的价值，那么不仅委屈了先生，更委屈了学术精神。据陈先生的嫡传弟子蒋天枢概括，陈先生的治学原则约有四端：其一，以淑世为怀；其二，探索自由之义谛；其三，珍惜传统历史文化；其四，“续命河汾”之向往。别说同时具有这四种，仅能秉持这四种原则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让一个学者变得伟大起来。先生一生，不仅以著作，而且以身体力行饯行了这四条治学原则，堪称一个真正且伟大的学者。

在这个距离先生的生活时代不近不远的时代，重读先生的小文章，能够更好地认识先生的伟大之处。

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院筹备处主任吴宓举荐陈寅恪担任国学院导师，但由于陈寅恪没有任何硕士或博士头衔，让吴宓深感“费尽力气”与“难哉”。与此同时，梁启超与王国维也协力相助。梁启超亲自向时任清华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曹云祥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硕士，也不是博士。”曹云祥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启超答：“也没有著作。”曹云祥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地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紧接着，梁启超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几位著名教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云祥一想，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决定聘请陈寅恪了。

梁启超在这次谈话中提到的“寥寥数百字”到底是什么呢？能够让梁任公自认大于自己所有著作价值的“寥寥数百字”到底写了什么呢？其实，这“寥寥数百字”是陈寅恪于1923年在柏林求学期间写给其妹的一封信，原文如下：

我前见中国报纸告曰，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券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若得不之，则不能求学。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我现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我年前在美洲写一信与甘肃宁夏道尹，托其购藏文大藏一部，此信不知能达否。即能达，所费太多，渠知我穷，不能付现钱，亦不肯代垫也。西藏文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

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甚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见《法华玄义》），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旧藏文既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

连同标点在内，此段文字共计840字。这封信的主要目的在于委托其妹为其购买一些书籍，实为一封极为普通的兄妹通信。但是，在这短短的840字中，陈氏向其妹说明了预购之书、购书原因、委托他人购书之窘境，在不经意间，向其妹谈论了自己对语言文字变迁、音韵训诂研究、历史研究与佛教研究的心得体会，以及对不同版本书籍的看法与处理方式，这些不经意的谈论足以证明了陈先生治学之广之深。

在这区区840字中，谈到的书籍包括：《大藏经》的中文藏文两种版本、《正续藏》的中文藏文两种版本、《金刚经》、《法华玄义》与《护法因缘传》。谈到的语言包括：藏文、中文、梵文、希腊文、拉丁文、英文、俄文、德文、法文、蒙古文、满文、回文。谈到的治学方法为：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谈到的学术观点包括：（1）藏文与中文同属一系，梵文与希腊文、拉丁文、英文、俄文、德文、法文属于同一系；（2）藏文的变迁源流比中文明显；（3）《金刚经》的注解错误较多；（4）天台宗祖师错解“悉檀”二字；（5）《护法因缘传》为伪造之书；（6）怀疑达摩之说。可见，这封信中所蕴含的信息量极大，反映出陈氏学识之渊博。梁任公说自己的著作总共不如陈先生的寥寥数百字有价值，一方面为谦虚之辞，一方面为举荐陈先生，此外，也是有根有据，正是空穴来风。

受聘后，陈寅恪先生作为最年轻的一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为清华国学院四大教授。陈先生提出三不讲之说：课本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以前讲过的也不讲。正是陈先生坚持“三不讲”原则，不断钻研，把学术研究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他的课堂不仅受到了学生们的好评，而且受到了教授们的好评，不少教授坐在教室的后排，旁听陈先生授课。因此，陈先生也就有了“教授中的教授”之称。

1927年6月2日上午，大学者王国维来到颐和园的昆明湖畔，独立沉思，抽罢一支纸烟，写下简短遗书一封，随即跳入昆明湖中，大师陨落。当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以后，陈寅恪先生为其写下了光照千秋的碑文，碑文如下：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连同标点符号，这篇碑文共189字，短小精悍，思想深邃。

陈先生说，读书做学问的目的在于把自己的心志从世俗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真理才能得以发扬。如果思想不自由了，那么宁愿去死。古今仁德圣明之人可以共同为之牺牲的精辟义理，哪是平庸之辈可以明白的？王国维先生的死证明了他独立自由的意志，他的死与个人的恩怨、王朝的兴亡无关。可悲啊！把这块石碑树立于教室旁边，是为了追思先生、纪念先生，显示哲人罕见的节操，告诉世人自然之性模糊不清，值得探索，不清楚有没有来世。王国维先生的著作和讲述，或许有的地方不够突出，王国维先生的学说，或许有些地方值得商榷。只有这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思想，可以经历千万年，与天地一样长久，与日光、月光、星光一样照耀人类。

陈寅恪先生在这段碑文中，不仅表达了对王国维先生的追思与肯定，而且通过对王国维先生的评价，表达自己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认可与追求。王国维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可最终还是没有摆脱投湖自尽的命运。关于他自尽的原因，众说纷纭，陈寅恪先生在碑文中的解释——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不能说完全准确，尽善尽美，我想，如果王国维先生在天有知，应该也不会反对的。这就是大师对大师的解读，大师对大师的认识。

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是多方因素风云际会的结果。大师固然令人敬仰，令人神往，但在时代的洪流中，大师也像普通人一样无力反抗。与普通人不同的是，大师站得高、看得远，坚守自己的底线，自然而然，他们的行为也就存在不少很难被大众理解的地方。《陈寅恪与傅斯年》这本书讲述了建国前这两位大师的往事，再现了这两位大师的风采，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这两位大师的心态与行动。

最后，我以杜甫的《望岳》结束。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读书要趁早，下期已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