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才芳被造谣在遵义会议上反对毛主席，周总理辟谣：没有历史常识

某一年的中秋节，开国中将詹才芳委托秘书去看望开国上将陈锡联，陈锡联的夫人听说后，马上对警卫员说：“告诉首长，就说首长的首长派人来看首长了。”

詹才芳虽然只是中将，但他的资格之老是全军闻名的，他的老部下有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陈再道、韩先楚、秦基伟、洪学智、王建安、聂凤智、皮定均、吴世安、王近山、邓岳、谭知耕、甘思和……其中一些人堪称一代名将。

新中国成立后，詹才芳当年的一些老搭档的军衔或官职都在他之上，一些老部下都成了他的上级或与他同级。在詹才芳看来，革命队伍中，上下级职务变动，是极正常的事，这正是我们党和军队兴旺发达的体现。他曾对夫人杨静说：“我干革命不是为了这个（军衔）。战争年代死去多少战友，他们授什么衔嘛！”

1907年，詹才芳出生于湖北黄安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4春，时年16岁的詹才芳来到了湖北武昌，他的姐夫余楚臣是董必武的亲外甥，在姐夫的介绍下，他在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半工半读，并很快受到了董必武的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7年，詹才芳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他带领30人的突击队，一举攻下黄安城南门，并被任命为第2路军特务大队大队长。起义军很快遭到了敌人的反扑，这年12月下旬，起义军共72人在吴光浩的带领下，昼伏夜行，转移到湖北黄陂的木兰山。这72人中便有詹才芳、陈再道等人。徐向前曾高度评价这72名游击英雄：“有了这几十个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形势就不一样。”

詹才芳在木兰山时，发生了一段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陈锡联连续两次跑到他的队伍，要求参加红军。

1928年4月，年仅13岁的陈锡联第一次找到了詹才芳，要求参加红军。詹才芳拿过一支步枪往他身边一靠，笑着说：“人还没有枪高，怎么能当红军？在家再长一年吧，明年我们再来接你！”

陈锡联却坚持说：“我一定要参加红军！”

詹才芳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当红军？”

陈锡联哭着说：“我8岁就给地主放牛，放了6年，挨了6年打，我再不愿过这种日子了，听说你们是专门打富人、帮穷人的队伍，我坚决要求参加你们的队伍！”

但詹才芳考虑到陈锡联年纪实在太小，于是安慰他说：“你先回去，明年我们一定来接你！”

到了第二年，陈锡联再次去找詹才芳，终于如愿参加了红军。所以建国以后，尽管陈锡联的军衔高于詹才芳，但每每见面时，他总是称詹才芳为老首长。

1928年7月，詹才芳所在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詹才芳被任命为连长，当时许世友是他手下的班长。许世友在红军时期酒瘾就已经很大了，有一天詹才芳到班排检查内务，见许世友床铺的墙上挂着一个水壶，他便取了下来摇了几下，然后问许世友：“这是什么？”

许世友“嘿嘿”笑而不答，詹才芳准备打开水壶盖，许世友连忙说：“这是酒。”

詹才芳说：“酒？军部规定不准喝酒？你知道不知道？”

许世友说：“报告，我这个人不喝酒，腿没劲，走不动。”

詹才芳听后笑了笑，就没有追究此事了。

红军时期，詹才芳营救和保护了一大批开国将领。1933年7月，詹才芳升任红9军政委，此时正值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搞肃反，有一个15岁的战士谭知耕因为和班长一起吃过一只从土豪家里抓来的鸡，班长跟连长开玩笑说我有一个“吃喝委员会”，结果他们都被关进了牢房，等待处决。

詹才芳得知此事后，怒斥保卫局的人：“你们搞什么名堂？”然后他拉过谭知耕的手说：“跟我走，我是政委，你给我当勤务员！”

就这样谭知耕被詹才芳救了下来，日后他成为了开国少将。

1935年，詹才芳在带领部队过草地时，见几个士兵抬着一个重病号，准备把他扔下，他连忙问是怎么回事，战士们回答说：“他病得太重了，怕是活不成了。”

詹才芳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然后说：“不要扔，这么年轻，个子又大，扛机枪是把好手，你们给他一个马尾巴试试。”

这个重病号正是尤太忠，他在享受拉马尾巴的待遇后，终于靠着自己坚强的毅力走出了草地，并成长为开国少将。尤太忠一直记着詹才芳的救命之恩，他经常说：“我这条命是拉马尾巴拉出来的！”

1936年10月，詹才芳到达陕北，并进入红军大学学习，不久后担任了学员一大队副大队长。1938年12月初，中央军委决定以“抗大”第7大队和第1大队为基础，组建抗大第二分校，东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办学，詹才芳被任命为大队长。临行前，他即兴赋诗一首：

日寇侵华气焰凶，我磨利剑为屠龙。

谆谆教导言无尽，絮絮关怀意未穷。

西别陕甘情切切，东牵冀热怒冲冲。

纵骑飞跃三千里，誓逐豺狼大海中。

此后詹才芳历任军分区副司令员、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1947年，詹才芳奉命率部奔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第9纵队司令员。9纵在解放战争期间立下了赫赫战功，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是在辽沈战役中，9纵攻克锦州，活捉了锦州守将范汉杰。

1948年9月9日深夜，詹才芳接到林彪、罗荣桓密令：

以隐蔽、迅速、突然动作插向锦州、义县之间，切断锦义敌人联系，包围义县守敌，阻击锦州之敌北援。切不可走漏消息！

詹才芳收到命令后，马上给部队作了动员，要求部队行动迅速，保守秘密，以免暴露战略意图。9月11日，9纵以演习为名，向西进发，经过18个小时的急行军，于12日7时到达目的地，迅速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并与4纵一起包围了义县。此时范汉杰才知道上当，他一边向蒋介石请求增援，一边将部队收缩至锦州城内，固守待援。

10月14日，我军向锦州发起了总攻。经过激烈的战斗，9纵首先打进了锦州城，并在15日凌晨占领了范汉杰的司令部。范汉杰见大势已去，连忙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溜出了锦州城，并向东南方向逃窜。但他哪里知道，詹才芳已经在锦州东南通往海滨的路上埋伏了一个营，下午4时左右，范汉杰果然在这里被捉住了。

范汉杰被送到9纵指挥所后，起初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但詹才芳拿出照片进行对比，确认他就是范汉杰无疑。詹才芳问道：“范汉杰将军，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范汉杰只好承认，他垂头丧气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公文包，然后说：“这是我随身带的一个小包，内有少量盘缠。”说完他将包放在了桌子上，希望能免他一死。就这样范汉杰成了我军的阶下囚。

詹才芳刚叫人把范汉杰带下去，东野总部给他发来了电报：武装捆绑押送，并需要拍审问电影。

刚才已经审问完了，可现在还需要电影镜头，怎么办？詹才芳和政委李中权商量以后，决定再严格地审问一次。

不一会儿，战士们又把范汉杰带了上来，李中权问他：“范汉杰，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此时詹才芳也严厉地问道：“多年来，你替蒋介石卖力，与人民为敌，你是有罪的！”

范汉杰非常害怕，他连忙回答：“我有罪，我有罪！”

此时李中权站了起来，大喊一声：“把他绑起来！”

电影镜头就这样顺利地补拍完了。此时作战科长拿起范汉杰的公文包看了看说：“这玩意儿留下吧，给司令员装文件、电报用得着。”

从此这个小包就留在了詹才芳的身边，1980年，詹才芳将它捐献给了辽沈战役纪念馆。

辽沈战役结束后，全军统一编制，9纵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军，詹才芳担任了第一任军长。

不久以后，詹才芳带领46军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1949年1月14日，第46军负责在天津城南方向攻城，进攻发起后，敌守军火力凶猛，爆破组无法接近阵地。在这关键时刻，詹才芳对李中权说：“咱们上！”然后便冲向护城河。

詹才芳在徒步过河时，由于河水奔流，枪弹密集，情急之下，他差点摔倒。这时一个大个子机枪手快步上前，用身体护住了他。上岸以后，詹才芳穿着浑身湿透的棉衣、棉裤向前猛冲，终于带领部队在15日12时占领了市政府，活捉了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

在天津战役的庆功会上，前线总指挥刘亚楼高兴地对詹才芳和李中权说：“想不到，你们也打进市中心来了！”

李中权说：“参谋长，打不进来，那是要吃批评的。”

詹才芳问：“担心什么啊？”

刘亚楼说：“我们的意图是，只要你们能顶住，不让敌人溜掉就算完成任务。真的没有想到，你们还突破了南边这样坚强的工事，还参加了纵深战斗，还俘虏了市长大人！”

詹才芳和李中权说：“在这样的大战面前，谁甘落后呀？”

新中国成立后，詹才芳在1955年6月升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同年9月，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詹才芳在战争年代就一直吃素，鸡鸭鱼肉均不沾，是红军里有名的“斋公”，建国后他依然保持了这个习惯。吴克华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时，宣布军区大院不准养鸡，但补充了一条：“詹才芳副司令员例外。他不吃肉，只吃鸡蛋。”

詹才芳虽然身居高位，但一直谦虚正直，和蔼可亲。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警卫员小熊上茶时先送到他面前，然后再送给客人。客人走后，詹才芳对小熊讲：“今后来客，不论职务高低，要先给客人上茶，最后再给我倒，这是礼貌。”

1960年，詹才芳到江西庐山休息，宾馆的一位姓王的接待干部对外地的游客表现得很不热情，但对于本省的负责同志就马上换上了一副殷勤的面孔，詹才芳对这种“势利眼”实在是看不惯，他于是在意见簿上写了这么几句话：

庐山有个王，眼大赛箩筐；

向下不张目，抬眼只向上；

如不改缺点，小心紧箍棒。

那个姓王的干部看了这首打油诗后，很受教育，特意向领导承认了自己的缺点，从此以后，他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改变。

1961年3月，陈赓大将在上海病逝，王树声、许世友、陈锡联、詹才芳等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都赶来送他最后一程。大家聚到一起后，一起吃了个饭。在饭桌上，王树声当着大伙的面，开玩笑地说：“詹才芳，你现在还打不打陈锡联耳巴子啊？”

大家都愣住了，不明白王树声的话是什么意思。这时詹才芳看了看陈锡联，陈锡联也看了看詹才芳，同时哈哈大笑了起来。原来当年陈锡联是詹才芳的警卫员，有一次他给詹才芳打洗脚水，忘记掺凉水了，结果一下子把詹才芳的脚烫了几个大水泡，詹才芳顺手就给了陈锡联一个耳巴子。

60年代时，别有用心的人开始造詹才芳的谣，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没有举毛泽东的手，又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讲詹才芳只能当副职不能当正职。詹才芳听到这些谣言后，只是淡淡一笑，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1966年8月，周恩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正式为詹才芳辟了谣，他说：“造谣的人没有历史常识。遵义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召开的。詹才芳同志是红四方面军的军政委，他们在四川正同蒋介石的围剿部队打仗，他怎么可能参加遵义会议呢？詹才芳同志在红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时期都是担任军政委、司令员、军长等职务。说詹才芳不能担当正职肯定是谣言嘛！”

1982年，詹才芳正式退居二线，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百万大裁军”以后，中央决定退居二线的老同志一律不发军装，许世友向詹才芳抱怨说：“他妈的，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军装也不给穿，还不如死了好！”

詹才芳连忙劝他：“莫讲疯话哟！”许世友这才闭嘴。

1992年12月2日，詹才芳在北京病逝，一代功勋卓著的战将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