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雷英夫准确预测仁川登陆，毛主席称赞：小参谋也有大作为

雷英夫是我军早期的著名高参，他在战争年代曾担任过叶剑英的参谋，建国后又担任过周恩来的军事秘书，他曾在朝鲜战争时准确预测出美军登陆朝鲜的时间、地点，被毛泽东称为“洛阳才子”。

1921年，雷英夫出生于河南省孟津县，他从小酷爱学习，天资聪颖，并在1935年考上了洛阳中学，他在学校里读了不少进步书籍，还曾经参加过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游行，但因为家境贫困，他只读了一年多，就不得不退学了。

退学后的雷英夫随叔父到西安当了学徒，受尽了老板的欺压。他曾在一家布店当学徒，但只干了一年，就和贪得无厌的老板闹翻了。1937年，雷英夫考上了八路军利用二战区名义在山西临汾办的一所军校，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8年6月，年仅18岁的雷英夫历经长途跋涉，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中心延安。同年8月，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被分配到学员六大队。

不久后的一天，毛泽东来到学校给新学员们讲话，他对大家说：“你们现在来到延安，这里的生活就很苦，蚤子多得很，咬起来很厉害，痒得没有办法。但你们不要怕，延安的蚤子也有革命性，可以考验，谁经不起它咬，过不了这一关，谁也就无法和劳苦大众打成一片，无法革命到底。”

毛泽东的讲话获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讲话结束后，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上前和他握手。雷英夫因为坐在前面，一下就挤进了圈子里，他递给毛泽东一个本子，请毛泽东给他题写一个座右铭，毛泽东欣然同意，挥笔写下了“斗争”两个大字，这令雷英夫深受鼓舞。

1938年11月，中央军委依据工作需要，为加强参谋工作，决定在抗大总校成立一个参谋训练队，学员由各中队选派优秀者组成，雷英夫也顺利入选了。

集训队成立后，毛泽东又来给学员们上课，他讲的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雷英夫听得十分认真，还不时记着笔记。课间休息时，代总参谋长滕代远让人把雷英夫等几个人的笔记要走了，说是主席要检查。

毛泽东看了雷英夫的笔记后，称赞说：“这个娃娃的笔记有两个优点。第一，重要的问题一个没丢，应该记住的东西基本上是我的原话。再一个，就是很少有错别字，参谋写错字，是要误大事的呀！”

滕代远于是向毛泽东介绍雷英夫的情况，他说：“雷英夫来延安是逼上梁山的！”

毛泽东有了兴趣，滕代远又详细向毛泽东讲述了雷英夫革命前的经历，当毛泽东听到雷英夫一怒之下离开布店参加革命时，不禁感慨地说：“布店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等他毕业，把他调到我身边，给我当参谋！”

1939年8月，在重庆负责国共谈判的周恩来回到延安向毛泽东求援，他说：“南方局军事组叶剑英那里急需参谋人员。”

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我给你推荐一个18岁的娃娃，他叫雷英夫，这个娃娃机灵，有军事头脑。”

周恩来高兴地说：“那就这么定了，把雷英夫调南方局，对外是十八集团军参谋，对内是我们南方局军事组参谋。”

于是雷英夫还没从参谋训练队毕业，就来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给叶剑英当了参谋。

1940年3月，国民党政府准备召开全国军以上的参谋长会议，邀请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和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参加。当时张云逸正在江北前线指挥对日作战，无法赶来重庆，叶剑英此时手臂骨折，大家认为这次会议是一次例行公事，建议他也以养伤为名拒绝参加。

但雷英夫却说：“我认为叶参谋长不但要去，而且要准备去应付一场恶战，如此，事前要摸清情况，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

叶剑英非常赞同雷英夫的意见，他命令人收集情报，根据情报显示，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他要在军队内部总动员，宣布共产党、八路军的“罪状”，找到借口，就可以“师出有名”，大规模反共了。

开会的第一天，蒋介石首先宣布说：“今天的参谋长会议，只有一个宗旨，就是检讨。冬季对日攻势作战，打得怎么样，你们比我清楚。简而言之，一塌糊涂。”

然后参会的100多名参谋长就开始胡乱给八路军扣帽子：游而不击，袭击友军，包庇叛军，破坏抗战，制造磨擦，贩卖毒品……

但这天叶剑英只是静静地听，始终没有说一句话，散会回来后，他马上命令雷英夫：“你赶快为我明天的发言写一篇发言稿，集中讲两个问题：一是作战问题，二是磨擦问题。你要注意，表面缓和，实则坚决，动之以团结真情，晓之以抗战大义，争取同情我之将士，化干戈为玉帛。”

于是当天晚上，雷英夫熬了整整一个通宵，写成了两万字的《作战与摩擦问题》，这份发言针对国民党的无耻攻击，集中作了作战与摩擦两方面的阐述，并对蒋介石历数的各种“罪状”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

叶剑英看后非常满意，他说：“好，基本成形。现在我来试讲，大家一起评判，边讲、边议、边改。”雷英夫和同志们对进行了几轮的认真推敲，这份发言稿才算正式通过。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叶剑英整整讲了一个半小时，他的发言记得了一些富有正义感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认同，会场一片哗然。蒋介石精心筹划的反共大会，反倒成了我党我军抗战政策的宣传会，他的反共图谋再次破产。

后来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叶剑英还专门向毛泽东提起此事：“主席，那篇讲稿是当时南方局的参谋雷英夫起草的，他还是主席给我的秀才呢！”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叶剑英奉调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雷英夫随行。在延安，雷英夫任八路军总部作战部资料室主任，又兼《解放日报》军事副刊编辑。

1942年6月下旬，雷英夫奉叶剑英之命，写了一篇题为《苏德战争一年》的文章，对苏德之战一年来的情况作了一些综合分析，这篇文章被发表在了《解放日报》上。

后来毛泽东看到了这篇文章，对雷英夫赞不绝口，他专门来到军委参谋部看望雷英夫，并对他说：“你写的《苏德战争一年》我看了，很好，准确地反映了战争的情况和我党的观点，文字通顺，说服力强，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

雷英夫谦虚地说：“是报社交给我的任务，勉强算是交了差。”

毛泽东却继续夸奖他：“听叶参谋长讲，他舌战群儒的讲演稿是你写的，真不愧为‘洛阳才子’哟！”

新中国成立后，雷英夫被调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任军事秘书兼总参作战室主任，开始了“总理智囊”的生涯。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开战仅两个月，朝鲜人民军就把李承晚的军队赶到了朝鲜半岛东南沿海一带。这时，苏联和朝鲜领导人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预料全面胜利在即。

但雷英夫并不这么看，他经过认真分析后，对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即使把伪军和登陆美军消灭或赶下海，也不等于战争结束。美军还可以绝对优势的海空军进行轰炸和封锁，陆军可以再登陆。”

周恩来又把雷英夫的意见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重视，马上指示要尽快谋划东北边防问题。在7月10日，中央做出了屯兵鸭绿江边的战略决策，迅速组成了25万人的东北边防军，浩浩荡荡开往鸭绿江。

8月23日，雷英夫在作战室和同事们一起进行作战演练时，敏锐地注意到：朝鲜人民军的主力全部调到釜山三角洲，后方兵力空虚，美伪主力二十几万部队摆在釜山三角洲的滩头阵地上，既不撤退，也不向一线增援。他判断美军的战略企图很可能是把朝鲜人民军的全部主力吸引到南线来。

雷英夫继续进行分析，既然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都到了南线，那么美军在朝鲜中部地区进行登陆，将朝鲜人民军拦腰截断，无疑是最佳的战略选择。

随后雷英夫将自己的判断报告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他还断言美军将在9月15日在仁川登陆，毛泽东对此非常感兴趣，他问雷英夫：“9月15日？如此精确，能不能谈得更具体点？”

雷英夫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对于朝鲜西海岸9月至11月的海潮作了考察研究，发现有三个最佳日期可供选择：9月15日、10月11日和11月3日，而9月15日的高潮时间有两次，一次在上午6时59分，另一次在下午日落35分钟后的19时19分，所以我们觉得9月15日更有可能。”

毛泽东对雷英夫的意见非常重视，马上指示将这个判断报告给朝鲜领导人，但朝鲜方面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结果美军果然在9月15日凌晨5时在仁川实施登陆，由于朝鲜人民军完全没有准备，美军陆战队夺取滩头阵地竟然无一人伤亡，轻而易举地取得了登陆的成功。

事后毛泽东感慨地说：“不要什么都认为美国如何如何，我们的小参谋能预测出麦克阿瑟的登陆时间和地点，而且是那样精确，这可以说在军事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我们的小参谋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3年9月，周恩来决定派雷英夫到朝鲜战场见习。临行前，周恩来交给他四项任务，其中一条就是听听朝鲜战场各部队的作战经验总结。于是雷英夫在朝鲜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战场调查，并在1954年2月返回了北京。

雷英夫回京后，把自己的思考系统地向周恩来、彭德怀和聂荣臻进行了系统的汇报，他说：“抗美援朝战争证明，我军武器装备的改善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周恩来也非常赞同地说：“是啊，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战争就是钢铁战争，是科学技术战争，这一点要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雷英夫又说：“通过考察这场战争，我发现司令部的首脑作用大大提高了。我认为，我军要特别重视司令部建设。”

周恩来对雷英夫的建议非常满意，他又让雷英夫专门为三总部进行了一次详细的汇报，以加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

此后雷英夫历任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副部长、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1961年，年仅40岁的他晋升为少将军衔。

1962年6月，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进至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10月12日又在山南地区向我边防军发动进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打死打伤我边防军47人，并大举向边界地区集结部队。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问雷英夫：“你说说，这个尼赫鲁为什么要非打不可呢？”

雷英夫于是谈了五点看法，前四点主要是从印度的大国梦、当时的国际背景、印军的战略企图和印度国内矛盾的角度来分析的，第五点着重谈了军事的角度，他说：

“尼赫鲁认为，我国当前正处于美国、苏联和印度的战略包围之中，中印边境地区根本没有正规部队，对印唱的是”空城计”，加上我国现在正处于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已经没有力量顾及西南边防，所以他认为无论印度在反华的路上走得多远，中国也不会还手。”

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说：“看来是这么一回子事，如此说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的。”

两天后，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党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对印自卫反击的重大决策。

“文革”时期，雷英夫遭到迫害，被关进了监狱。1973年，他在狱中患上了脊索瘤，医生诊断后说他最多只能再活3个月。雷英夫的夫人刘革非得知以后，连忙给叶剑英写了一封信，报告了雷英夫目前的状况。

叶剑英收到信后，又马上转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作出批示：“解除监禁。”周恩来还安排医生为雷英夫进行手术，手术非常成功，雷英夫又奇迹般地活了30多年。

2005年，一代高参雷英夫病逝，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