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宋任穷是我军杰出的领导人之一,1978年底,他以70岁高龄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为组织战线的拨乱反正做出巨大的贡献,也为自己绚丽的人生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这段经历,宋任穷曾十分欣慰地说:“这4年多时间,是我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很值得回顾的岁月。”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中央决定宋任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专门找宋任穷谈话说:“中央决定调我任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由你接替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宋任穷当时正担任七机部部长、党组书记,他对这一任命感到十分突然,胡耀邦对他说:“不要犹豫了,中央已经决定了,你就赶快上任吧!”
12月27日,宋任穷正式上任,他在部里组织的欢迎会上讲话说:“我今年已经70岁了,三国时期有个老黄忠,我恐怕连黄忠还不如。我这个人能力不那么强,魄力不那么大,四平八稳,有时有点优柔寡断。但是有个办法可以弥补我的不足,那就是加强集体领导,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我一定不偷懒,依靠大家的力量共同把工作搞好。”
宋任穷上任之时,中组部面临的任务可谓是千头万绪,但最紧迫的工作还是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宋任穷上任以后,决定按照“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的原则,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他曾多次强调说:
平反冤假错案要做到善始善终,要对每个同志的政治生命负责。不能只看到面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80%、90%,只要还有一个错案没有得到纠正,那么,就这个同志来说,就是100%的没有解决。要一个案件一个案件,一个人一个人地扎扎实实地搞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在宋任穷上任之前就开始的工作,他上任之后继续进行,部里一共接收了共计17349卷、391363件材料,涉及的受审查人员达669人,宋任穷面临的工作强度和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宋任穷很快工作了起来,尽管他已经70岁高龄,并不时生病,但他仍几乎没日没夜地工作,他同年轻人一般,不停地参加会议、批改材料、调查研究,用辛劳换来人们政治上的大解放。
那一阵子,中组部真正成了“干部之家”,特别是招待所成了“老干部之家”。宋任穷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发动大家集思广益,并想出了这样一条办法:对一部分同志可以先分配工作,后作复查平反结论。
有些同志对这种做法表示担心,宋任穷却说:“这样的先例虽然还不多,但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实事求是。让好人先工作,再实事求是作结论也不为过!”
宋任穷的措施很快见到了成效,从1979年到1980年,中央组织部直接作出结论并报中央批准的就达445人,其中包括彭真、陆定一、安子文、谭震林等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
尽管宋任穷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仅依靠中组部的力量还是远远不够。就在此时,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给宋任穷打了一个电话:“老宋啊,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半年了,我这里老干部还没解放完呢!”
宋任穷说:“请转告老同志,我们正在加紧工作。您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罗瑞卿说:“办法谈不上,不过你要把军队一批老同志的审查和平反工作给我,总政管审查、结论,你管审批,这样会快些。”
宋任穷听后大喜:“这是好办法,按照全党办案和群众路线的原则,我看可以!”
随后宋任穷请示中央,并很快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支持。总政治部原有一个全军干部落实政策办公室,中组部将军队老干部的材料转过去以后,总政便安排专人复查,然后迅速送中组部审理,报中央审批,大大加快了复查平反的步伐。
就这样,军队的办法很快在全国推广,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也纷纷采用这种办法,复查平反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在宋任穷的努力下,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不仅基本上完成了230万名干部的复查平反工作,还对120多万人的历史错误结论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复查,作了正确的处理。宋任穷可谓是功不可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多次强调要把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作为新时期干部工作的总方针。因此,按照“四化”方针,培养、选拔合格接班人,调整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成为中组部部长宋任穷面临的又一项历史任务。
但当时各级的干部队伍现状并不容乐观,仅当时中央管理的干部中,60岁以上的就占了一半以上;中央、国家机关部委正、副部长班子的职数,平均都在10人以上;省、市、自治区的党委班子,都在10人以上,正副省长达20多人……
1980年春节前后,宋任穷让一名副部长带着10个工作组分赴各省、市、自治区考察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组考察完毕后,宋任穷组织中组部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筛选,形成了一个160人的名单上报中央。
但中央对这份名单并不满意,邓小平看完以后就严肃地指出:选拔的干部年龄偏大、文化偏低。
消息传到中组部后,宋任穷和几位副部长都感觉工作没有做好。1981年夏天,全党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再次开始时,宋任穷组织中组部起草了一份具有开拓性的指导意见:
从50岁以下大专、中专、高中或是有同等文化程度的优秀干部中,选拔一批可进省、市、自治区党委、政府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领导班子的对象;
省、市、自治区人选要有4至8名,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要有1至3名;
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掌握200至300名45岁以下,准备担任地、市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后备名单;
地、市要掌握100至200名40岁以下准备担任县、市和企事业单位领导的后备名单。
邓小平和陈云等领导人对这份意见非常赞赏,中组部迅速将其下发实施。
1983年春天,收获的季节早早来临,在中组部的选拔下,全国高级干部层次的质量提到了一个新水平。从党的十二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上,就可以看出推进领导班子“四化”建设的巨大成就:348名中央委员里,有211人是第一次进入这个机构的;这211人中,又有140多人年龄在60岁以下,最小的38岁。
宋任穷非常清楚,选拔年轻干部不等于不重视老干部了,他专门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说:
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各级领导班子的骨干力量。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组织部门的同志,对老同志不能存在任何嫌弃的情绪。不要认为人家是什么“老麻烦”、“老糊涂”、“老难办”,不要认为他们是包袱,卸包袱的思想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造成一种尊重老同志的优良风气!
宋任穷到中组部上任伊始,适逢春节,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专程到北京医院,从一层爬到四层,逐个看望慰问老干部。从此以后,宋任穷把春节前看望老干部定为制度,并推广到全国各地组织部门。
宋任穷还为许多英烈子女做了大量实事:原红四方面军25军军长蔡申熙的女儿长期有病,他就专门派人前往看望,解决这位烈士遗孤的实际困难;已故原西北局秘书长任作民的儿子任楚希望安排适当工作,他也亲自过问。
正是因为宋任穷在中组部的这几年工作实绩突出,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走上了更加重要的岗位。
1985年6月,宋任穷驱车来到王震的家中拜访,两人都是湖南浏阳人,都在红军中成长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因此格外亲密,几乎无话不谈。此次宋任穷前来,便是要谈一件很重要的事。
宋任穷对王震说:“王老啊,老了啊!我现在感到很吃力,若是再在一线干下去,许多事情都力不从心了,真是年龄不饶人啊!我想尽早退下来,腾出位置,让给合适的比较年轻的同志,您看怎样?”
王震听后一拍大腿,对宋任穷说:“好啊!我也早有此意,现在不少年轻同志干得不错啊,我们这些到了古稀年龄的老同志,应该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央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号召!这也是促进领导班子年轻化的行动啊!”
“那好,咱俩想到一起了,那是不是一起给中央写封信?”
“写个报告,我们应该退了!”
不久以后,宋任穷和王震联名上书中央:
我们是七十六七岁的人了,虽然雄心犹在,毕竟精力不如从前了……党章第37条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者是由领导机构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我们恳请中央,在今年9月召开的党代会上批准我们不再担任中委,以腾出位子……
1985年9月18日,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批准了宋任穷和王震的请求,不久以后,他们又同时当选为中顾委副主任,继续为党和国家发挥余热。
2005年1月8日,我党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宋任穷在北京逝世,走完了96年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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