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周总理就国号征求意见，洪门大佬语出惊人，赢得一片掌声

洪门“大佬”司徒美堂是著名的美洲华侨领袖、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曾先后受到孙中山、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崇高礼遇，与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并称为中国侨界的“双子星座”。

1868年，司徒美堂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的一个破产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寡母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他小时候经常被人欺负，于是开始主动习武防身。1880年，12岁的司徒美堂乘坐轮船来到了美国旧金山谋生，并在17岁时加入了洪门致公堂。

当时美洲的致公堂大都是中国洪门三合会延伸到海外的帮会性组织，最初在旧金山发展，19

世纪60年代后期逐渐扩展到美国西部的许多大城市。

司徒美堂加入致公堂以后，由于武艺高强，数十人不能近身，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他感觉致公堂内部的组织涣散、成分复杂，缺乏统一的指挥，于是召集了一帮自己的兄弟，又组建了“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

在司徒美堂的领导下，安良堂逐渐壮大起来，他被拥立为“大佬”，会员有2万多人，在美国东部的20多个城市中都有分会，这也确立了他在洪门中的至尊地位。

1904年，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到美国，此前他已在檀香山加入了致公堂，于是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在美洲进行革命活动，他到达波士顿以后，司徒美堂热情地接待了他，不仅安排他住进了旅馆，而且每天请他吃饭。

但几天以后，孙中山对司徒美堂说：“住在这儿开销太大，不如另找地方，节约开支，留下钱打满清。”

司徒美堂听后深受感动，他说：“先生为革命奔走，倾家荡产，我们波士顿洪门兄弟，即使再穷，还是能招待得起的。”

孙中山坚持说：“你们的心意我理解，该花的钱再多也要花，不该花的钱应节约，个人节约一份，为革命就多支持一点。”

于是司徒美堂请孙中山住进了自己的家中，自己亲自为他担任警卫兼厨师。两人在一起生活了5个月，经常谈论国家大事，司徒美堂从孙中山的教导中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洪门组织从此具有了革命色彩。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国内的革命党人致电在美国的孙中山，称急需15万美金重整旗鼓，孙中山根本无力筹集这么多钱，只好找司徒美堂商量对策。

司徒美堂心想，如果5元10元地让兄弟们捐款，那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他提议将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的四所致公堂大楼典押出去，凑足15万美金，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解了孙中山的燃眉之急。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急着回国，又是司徒美堂给他筹集了450美金的路费，这让他深受感动，他紧紧握住司徒美堂的手说：“感谢你们美洲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待革命成功之日，请洪门兄弟回国执掌大权，分享革命果实。”

后来孙中山回国担任临时大总统后，曾给司徒美堂发去一封电报，邀请他回国做总统府的“监印官”，但司徒美堂以“不会做官”为由婉言谢绝了。

司徒美堂不仅和孙中山感情深厚，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有交情，罗斯福在当选总统前，曾为安良堂担任法律顾问长达10年，他的收费非常合理，从不狮子大开口，深得司徒美堂的尊敬。

1932年，“一·二八”上海松沪抗战打响后，美国华侨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集会要求蒋介石抗日，司徒美堂也立即投入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中，他组织成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会”，发动募捐救国。

松沪抗战停火之后，司徒美堂又专程率慰问团携华侨捐赠物资，乘船来到上海，亲自慰问作战的十九路军，并受到了总司令蔡廷锴的热情欢迎，蔡廷锴还邀请他到军部住了几天。

1933年，蔡廷锴在蒋介石的镇压下，不得不流亡美国，国民党特务在美国收买了杀手，准备于蔡廷锴游历各地时伺机行刺。司徒美堂得知此事后，马上向美国各大城市的致公堂组织布置了保卫任务，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谁敢动蔡将军一根毫毛，就当场把凶手捣成肉酱！”

此后司徒美堂还亲自陪同蔡廷楷游历了美国的10多个城市，在他的保护下，蔡廷楷在美国毫发无损。

1936年11月，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杨虎城，在释放蒋介石之后，被他逼迫出国，他来到美国后，也受到了司徒美堂的热情接待，杨虎城告诉司徒美堂，蒋介石派出大批杀人特务跟在他背后想下毒手，他在美国并不安全。

司徒美堂马上安排手下的兄弟好好保护杨虎城，直到送他上船去伦敦，才郑重道别。

1941年冬季，司徒美堂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国民参政员，于是从他决定从美国返华出席国民参政会，但在途经香港时，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攻陷，日军想利用司徒美堂的名望，于是逼他当“维持会长”，但遭到了他的坚决拒绝。

后来司徒美堂在洪门弟兄的帮助下，化妆逃出了香港，并于1942年辗转来到了重庆。在他到达重庆的第二天，时任中共驻重庆代表的周恩来就和夫人邓颖超一起到他下榻的饭店去看望他，并给他带去了一份《新华日报》。

几天以后，周恩来又派车将他接到红岩村，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周恩来高度评价了司徒美堂的爱国热情和在华侨中所作的卓越贡献，并向他介绍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抗日情况及此前发生的“皖南事变”真相，这使司徒美堂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

会后司徒美堂很有感慨地说：“这次受到周恩来的盛情款待，感受至深，使我见到抗战胜利的光明所在。”

司徒美堂回到美国以后，继续动员华侨为抗战募集资金，他还多次将募集到的大批捐款汇往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在财力上给予了他们极大的支持。

1945年3月，为了更好地集中华侨力量，支援祖国的抗战，并推动国内民主政治发展，司徒美堂决定将美洲洪门致公堂改组为“中国洪门致公党”，他本人也当选为该党美洲总部主席。

抗战胜利后，国人一致希望和平，以利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建设国家。司徒美堂也在1946年4月再次回国，准备积极参与祖国的民主政治和建设事业，但他的幻想很快被蒋介石反动的内战所粉碎了，他在目睹了国统区通货膨胀、人民饥寒交迫的情况后，感到失望不已。

6月23日，周恩来又邀请司徒美堂到南京梅园新村驻地交谈，向他介绍了战后国内形势、解放区建设等情况，并揭露了蒋介石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部署内战的阴谋，这使司徒美堂对国内局势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促进了他思想上的转变。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

当时司徒美堂正在香港，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马上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本人虽然年迈，但一息尚存，爱国之志不容稍懈。本人即将返美参加洪门大会，讨论国内形势，提出政治主张，以贯彻洪门革命目标。”

不久以后，司徒美堂又写下了《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还表态：“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日回国参加。”

但由于当时交通不便，这封信到毛泽东手上时，已经是1949年1月了，毛泽东马上给司徒美堂回电，邀请他回国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司徒美堂收到电报以后，开始准备回国。

但这个消息传到了在美国的孔祥熙耳中，他特地去找司徒美堂，劝他不要受人“利用”，年纪大了，不如留在美国，生活也不必过虑。

但司徒美堂却坚决拒绝说：“我回国是激于爱国之心，必须回去，全出自愿，未受任何人利用。”

9月4日，司徒美堂终于抵达北平，受到了热情迎接，并入住北京饭店。不久以后，毛泽东请司徒美堂到香山双清别墅见面，由于那里坡陡，小轿车上不来，毛泽东考虑到司徒美堂年事已高，受不了吉普车的颠簸，便令警卫人员准备一副担架，到时候抬他上来。

但警卫人员一时找不到现成的担架，于是毛泽东让警卫人员用他的藤躺椅改制成轿子，将司徒美堂抬了上来，这让司徒美堂非常感动，他称这张藤椅为“特赐金銮殿乘舆”，还专门拍照留念。

见面以后，毛泽东对司徒美堂说：“你过去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帮过忙、出过力，对人民有贡献，现在人民革命胜利了，我们决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

司徒美堂感动地说：“我们这些人来是给共产党抬轿子、捧共产党上台的，没有想到毛主席平易近人，民主协商的精神对我教育很深。”

毛泽东说：“我们今后要长期一块共事，我们大家既是坐轿者，又都是抬轿者。”

9月17日晚，新政协在瀛台举行宴会，毛泽东和司徒美堂被安排在第一桌，同席的还有何香凝、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和李立三等人，席间毛泽东不断给司徒美堂夹菜、敬酒，他还幽默地说：

“好呀，我们这一席什么人都有了，有无产阶级李立三，有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珩，有工商界代表陈叔通，还有妇女界廖夫人、华侨司徒先生和陈先生，这就是统一战线！”

司徒美堂知道毛泽东爱抽烟，于是递给他一支用铁盒装着的雪茄，但毛泽东拿着盒子左瞧右摇，前拉后压，就是剥不开，只好由工作人员代劳，他又幽默地说：“这是美国式的烟，好难开呀！”

9月26日上午，周恩来又邀请包括司徒美堂在内的二三十位老者前往六国饭店赴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大家都到了以后，周恩来说：

“我国有句老话，叫作‘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

司徒美堂首先站起来发言：

“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中华民国’4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我要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与辛亥革命是否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这块烂招牌。定国号是件极其庄严的事，一改就得改好。常言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这番话说完以后，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大家一致同意不用“中华民国”的简称，最终大会主席团也采纳了大家的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司徒美堂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他并不打算做官，准备功成身退，他对身边的人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叫我做官，我没做。现在大会已经开完，我也要回香港、美国去了。”

周恩来知道司徒美堂的想法后，极力地挽救他，并诚恳地对他说：“现在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把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建设得繁荣富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请您留下来，我们共同建设新中国，好吗？”

司徒美堂被周恩来的诚意打动，决定留在北京，周恩来还专门给他找了一处幽静的四合院，让他在那里安了家，从此司徒美堂结束了侨居美国69年的漂泊生涯。

1950年2月至5月，已经84岁的司徒美堂为了了解土改情况，南下广东考察，在这几个月里，他以一个老华侨的身份，向广大华侨阐述中央对侨乡土改的政策，号召华侨和侨眷共同努力，支持土改，他的讲话对土改的推进产生了很大影响。

司徒美堂在广东时，也发现了有些地方不按中央政策办事，侵犯了华侨的利益，于是他撰写了《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并转呈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作出批示：将此文在政协文件中刊登，中央负责人和中央土地工作委员会对此高度重视。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逝世，走完了他传奇光辉的一生，终年89岁。

当时周恩来刚从印尼参加完万隆会议回京，他一下飞机听说这个消息后，就连忙赶到司徒美堂的住处，向他的遗体作最后的道别，他还安排对司徒美堂的治丧事宜进行了详细的安排。

5月9日，中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为司徒美堂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廖承志致悼词，下午1时，司徒美堂的遗体在八宝山烈士公墓安葬，墓穴编号为天字第3号。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能像司徒美堂一样与孙中山、罗斯福、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有这种传奇交往的人可谓是绝无仅有，他传奇的一生和矢志爱国的赤子之心，足以让每个中国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