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红军第一叛将回乡，邓小平请他进京任职，他却为何大怒？

1990年9月13日，刚建成三年的深圳罗湖口岸，还不像现在这样人来人往。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县统战部门的领导都在这里等待一个叫龚楚的人，他们都对这个人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曾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

早上9点，90岁的龚楚坐在轮椅上，被他的侄孙龚庆韶推着，从香港来到了关口。海关工作人员仔细验看了他的港澳同胞回乡证，然后问他：“阿伯，这个年纪还来旅行？”

此时龚楚一字一句地回答：“不是，回乡。”

艰苦卓绝、风雨如磐的红军时期，由于反围剿的失败和对前途的渺茫，有一些红军将领革命意志动摇后变节投敌。其中地位最高的当属时任中央军区参谋长的龚楚，他的叛变投敌，给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特别是给赣粤边区的我党武装力量造成了重大损失。

1901年11月，龚楚出生于广东省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他16岁就参加革命，投入粤军第二旅当兵。1923年春，龚楚参加国民革命军，任少校参谋，不久以后，他被派往广州通讯处工作。

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龚楚受到身边的共产党人的影响，逐渐意识到国民党积重难返，不可能完成中国的革命，只有加入共产党才能发挥他的才能，于是他在1924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一年后转为中共党员。

1927年，龚楚参加了南昌起义，任第20军3师6团3营指导员，此后他跟着朱德一起上了井冈山，担任红四军第29团党代表，还进入了红四军前委常务委员的名单里。

井冈山时期的龚楚，因为既有农民运动经验、又有军事工作经验，在部队里的威望非常高。有一段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

1929年5月，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并组织参加了著名的“百色起义”。起义部队成立了红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龚楚任参谋长，红七军辖19、20、21三个师，其中19师战斗力最强，由龚楚兼任师长。由于龚楚是从井冈山过来的，熟知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他给红七军的建设的确带来不小帮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决定长征，龚楚被留在了苏区，任中央军区参谋长，不难看出，此时中央还是非常信任他的。

1935年2月17日，中央向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央分局发来了紧急电报，电报上说：红34师在湘江一战担任全军后卫，与敌人血战几天后，已经被打散，要求中央分局马上派部队接应。

龚楚得知这一消息后，不禁大惊，因为红34师是一支战斗力非常强的部队，他马上问项英：“中央机关到了什么位置？”

项英回答说：“从昨天到今天，一直联系不上，电台没有信号……”

龚楚小声说：“今天中午，敌人的飞机撒传单，说在广西一带，消灭了我军主力……”

项英不高兴地说：“敌人的谣言，你也信？”

最终中央分局决定让龚楚带着24师71团前去接应34师。龚楚带部队出发以后，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34师已大部分牺牲，他的内心更加悲观绝望，甚至曾问身边的人：“中央不会被敌人吃掉了吧？”

在收容了34师的一些官兵后，龚楚带领部队去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却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损失惨重，和中央也失去了联系。此时国民党当局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用金钱和高官厚禄等手段，引诱共产党员和红军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变节投降，以分化瓦解共产党组织和红军队伍。

龚楚在敌人的利诱下，终于没有坚持住底线，这年5月，他脱离了革命队伍，叛变投敌。广东军阀陈济棠马上给他一个少将“剿共游击司令”的头衔，并拨一支40多人的卫队归他指挥，要他到赣粤边去诱捕项英和陈毅。

龚楚是很有心计的，他将自己的叛变隐蔽得很巧，这年10月，他带领卫队化装成红军游击队，来到湘南以后，联系上了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龚楚对贺敏学派来的人说，他需要马上见到项英、陈毅，接他们去湘南加强领导。

项英得知龚楚的消息后，非常高兴，马上就想和他见面。但陈毅却对此感到怀疑，因为他和龚楚打交道的时间很长，知道他早在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还曾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因不执行命令而被彭德怀撤职。现在他怎么突然谦虚了起来，竟主动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呢？

陈毅于是建议项英过一段时间再去见龚楚，龚楚看到项英、陈毅没有回信，决定先下手为强，先消灭北山游击大队。他于是以开会为名，把游击队引到了设好的埋伏圈，等贺敏学发现情况不对时，龚楚的人已经将他们包围，并逼他们投降。

贺敏学马上带领大家突围，他在身中三枪的情况下，硬是带着八九个人冲了出去，但游击队剩下的50多名队员全部牺牲。这就是著名的“北山事件”。

此后国民党军队又在龚楚的引导下，疯狂地对中央苏区发起“围剿”，留在苏区的方维夏、蔡会文等领导干部都因此牺牲，可见龚楚的叛变给苏区带来了多大的损失！

抗战全面爆发后，龚楚返回广东，担任第七战区第一纵队抗日游击司令，与侵犯广东从化的日军在木壳岭激战，歼敌1000余人，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抗战胜利后，龚楚历任任国民党广州行辕少将高参、广东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军北江，龚楚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只好带领部队向他曾经的手下林彪所部投降。

1949年12月，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叶剑英决定派龚楚前往海南，策反国民党军海南守将、他的同乡薛岳。龚楚本来答应得好好的，但他到香港以后，怕共产党找他秋后算账，于是没有去海南，而是滞留在了香港。

龚楚在香港期间，曾应邀去台湾谒见蒋介石，蒋介石本想让他在香港收编残部组成“反共救国军”，伺机反攻大陆。但龚楚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于是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返回香港兴办实业。

解放后，大陆多次搞“运动”，龚楚逐渐觉得香港似乎也不安全，就随子女去了美国。

龚楚在美国的生活非常悠闲，他出版了《我与红军》和《龚楚将军回忆录》两本书，他在书中对自己在在中共党内和红军内任高级职务的经历津津乐道，却对叛变后的经历避而不谈。龚楚还经常练习书法，他的一张墨迹在香港可以卖几千元。

随着年龄的增长，龚楚落叶归根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不再追诉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犯罪行为的公告》，龚楚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萌发了想要回到故乡的念头。

乐昌县的党政领导得知龚楚有回乡的意向后，马上向上级进行了汇报。最终广东省统战部门给出了批复：对龚楚回乡定居依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

此后乐昌县多次派人上门与龚楚联系，向他讲解国内形势和家乡的变化情况，明确表示欢迎他回乡观光或定居。长来镇政府和县侨办还专门拨款7万元，为龚楚修建了一幢两层的楼房，房子里电视机、电话、冰箱、席梦思床、大浴缸等家具一应俱全。龚楚深深地被县政府的诚意所感动，终于决定回乡。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家乡的父老乡亲对龚楚热情接待，不计前嫌，令他非常感动，他于是吟诵了一首自己在1946年回到故乡时写的一首诗：

报国才能尽，还来水竹居。

月明嫌树密，风急过篱疏。

心事孤舟系，关河百战余。

饮酒聊一醉，秋意满前除。

龚楚回乡以后，给邓小平、杨尚昆、王震这3位中央首长发去了一封电报，电报的大意是：

原红七军的龚楚，因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加上有白内障等原因，已回故乡广东乐昌定居，安度晚年，敬请首长经常给予赐教。

一个月以后，“邓办”传来了邓小平给龚楚的回复：欢迎龚楚去北京，在人大或政协任职。

没想到龚楚知道这个消息后，却大发脾气：“我回来安度晚年的，不是回来要官的。何况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一身都是病，哪里都去不了，做什么官？”此事后来也就没有了下文。

后来邓小平也曾亲自给龚楚打来电话，据龚楚身边的人说，当时龚楚握着电话的听筒，听着那边邓小平的声音，老泪纵横。

龚楚回乡以后，国内很多的文史单位和史学工作者纷纷前来采访他，让他应接不暇。他当时虽然已经年过90，但记忆力却非常好，对自己在红军时的经历，他说得津津有味，但对于脱离红军后的经历，他却总是说“记不得了”。

乐昌县政府在请龚楚回乡后，也得到了回报，龚楚的亲人们不仅自己回乡投资，还牵线引资或与他人合作投资。整个90年代，乐昌就从龚楚那里引入了4亿多元的资金。

1995年7月24日，龚楚因肺部感染，在家中去世，终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