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卷第9章《京城的转变》之一

四卷第9章 《京城的转变》之一

从古代直到20世纪，城墙构成了每个中国城市的骨架。城墙不仅给城市提供了防卫的边界，而且也把城市分割为普通区域和特殊区域。因此，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有城就会有墙。城市最初的建筑是在进行祭祀的地方发展起来的。它们逐渐发展成政治中心，并最终延展成为一座京城。中国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因此只有以一块方形的地理布局来做京城才能创造一种与上天和自然和谐相处的都市生活。

长安，天子之都

在整个帝制中国的历史上，辉煌的唐都长安总是被视为都城的典范。这个几乎完全呈方形布局的城市南北长8.6公里，东西长9.7公里。它的规划依据古代的宇宙论思想，体现出天地和谐以及天子的绝对权威，它的严格和规整是帝国法律和公共秩序无所不在的一个具体化表现。

长安的城墙是按罗盘网格排列的，每一侧城墙有三个城门允许进出，城内有九条南北纵向的大街，十二条东西横向的大街。在中国的数字概念里，“三”指的是大自然的三种力量：天、地、人；“九”代表了传说中大禹的九州；“十二”则指代一年的十二个月。城内其他的街道与九纵十二横的主街平行交错，构成了110个方形或矩jǔ形的、区分严密的、有围墙的网格系统。这些有规律的城市空间被通往各区域的门和主要寺庙的宝塔隔开。其中还有两个满足居民需求的市场，分别位于城市的东部和西部。

长安被认为是天下的中心，而皇帝是天地人之间的中介。紧靠皇帝住处而居的是贵族，他们居住在靠近皇城外两三层的宫殿中；紧邻他们的是拥有豪门谱系的家族。与他们相邻而居的是社会等级的第二级，即富裕的商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包括佛教寺庙和其他宗教机构的重要成员。其他区域就是数以万计的平民房屋，但他们都不被看作城市景观的组成部分。按规矩，贵族不与官员比邻而居，官员也不与平民一起生活——这种严格的阶级界限从城内各城坊的位置、大小和建筑格式都能清晰地看出来。

根据9世纪60—80年代访问过长安城的阿拉伯旅行者伊本·瓦哈布的记载：“皇帝、主要大臣、最高法官、将领、宦官和所有皇室成员居住在城市右手朝东的那边，百姓们没法和他们交往。”这里的城坊宽阔得可以打马球，练射箭。它们都靠近帝国的心脏——大明宫和皇城，拥有特权的人才能进入。

每个城坊都建有黄土墙，墙外是街道两边宽阔的排水沟渠。这些夯土墙高3米，基座宽2米到3米。每个城坊门和交叉路口都有人守卫，各城坊不仅相互隔绝，而且功能不一，城坊间的社会交往被限定在官府规定的时间里。

每个城坊的首领控制着100户人家。他负责：维持治安，了解辖区内的税赋缴纳，以及“坊里”居民履行劳役的情况。京城大多数城坊的都市生活——特别是远离市场的地方——其实都类似于一种乡村生活。在首领的命令下，看门人在黎明和黄昏时打开和关闭城坊的门。同时以不同长度的击鼓声作为信号：“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至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

城坊内的平民房屋低矮而简陋，基本没有什么装饰。禁奢令也规定了官员住宅的大小和样式。我们从831年的一份官府报告中得知，高官和贵族们可以在他们所在的城坊修建一个私人专用的门，这样他们就可以直接进入城中的主干道。他们的豪宅面积约占一个城坊的八分之一。而有寺院的城坊，则整个城坊都由寺院掌管。城中大多数地方都有足够的空地可以用来种粮食，每块地收获的粮食能满足一户人家的需求。

唐代坊市制度的设计是为了控制居民的活动，城坊一般远离喧嚣的市场和宽敞的寺庙。人们被隔绝开来，只能与自己同一圈子的人一起生活。在城市生活了几百年的家庭已经习惯了这种受监督、受约束及实行宵禁的生活。他们也很喜欢这种坊市制度，因为它能防止火灾蔓延和确保个人安全。

购物和贸易活动集中在长安城的西市和东市。其中，西市是所谓“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东市则更为时髦，能满足富人们的各种口味。9世纪时的西市是商人们的交易中心。狭窄的街巷里有数千家货摊和商铺，供应同类型商品的商铺集中在各自的区域中。此外还有数不清的餐馆、酒肆、小食摊、鱼肉摊贩、客栈、妓院、牛市和马厩，以及艺术品和工艺品店铺。

东西市白天是闹市，人们从城市的各个住处赶来——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都聚集在这些狭窄空间里交换信息。但五品以上的官员不准进入市场和平民混杂在一起。两市于中午时分通过击鼓200下宣布开市，黄昏闭市的信号是击鼓300下。大多数在市场干活的人们就居住在店铺里或附近，居住条件是难以想象地拥挤。

靠近西市有个特别的地方，就在皇城的西南角，被称为“独柳树”，这是处决犯人的地方。犯人在此被斩首或腰斩，头颅被展示于此。另外一个处决犯人的场所叫作“狗脊岭”，位于东市的西北角。公开处决犯人被认为具有教育意义。京城的官员都要参加处决仪式，而平民百姓则被这种可怕的场景所吸引前来观看。

到了9世纪，京城城坊的情况有所改变。禁奢令不大被人遵守了，官府的衙役也难以严格执行这个法令。此外，人们也不大理会宵禁时间了，交易已经超出市场范围，进入了居民居住区，在那里商业活动可以日夜进行。未经批准的市场越来越多，数量也越来越大。817年时，皇城附近开设了一家新的大型市场。一些人还在城坊的墙边非法开洞或修门，而另一些人则在主干道边修起了固定的店铺或货摊。840年时，夜市还是被明令禁止的，但实际上禁令根本没有得到施行。在宗教场所进行的通宵歌舞表演屡见不鲜。

长安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100万。安史之乱后，之前被严格控制的京城也和唐王朝一样逐渐走向衰落。但是，长安城已经成为东亚城市发展的典范，特别是对日本京都和奈良的影响十分巨大。904年，当军阀朱温下令将长安所有建筑推倒，并将建筑材料运到洛阳时，这座矗立了1000年的城市终于迎来了它的大限。长安从此再也没能成为中国王朝的首都。

开封，都市典范的变化

开封，曾被称为“东都”、“东京”，或“汴梁”。它位于黄河边上，在五代时期曾是四个朝代的京城，后梁、后晋、后汉与后周都定都于此，只有后唐定都在洛阳。为了给都市地区注入新的生活元素，这一系列王朝在这里鼓励私人创业和投资，重建城市，吸引人们定居。在城市管理中，引入了“厢”这个在城坊级别之上的行政管理单位。坊市制度理论上还存在着，但房地产被当作商品进行买卖的新权利，改变了中国房地产的传统观念。房地产价格的高低依据于地块的用途和商业吸引力。商业回报促成了闹市区的出现；过去1000年来，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地方进行商业活动的旧规矩已经失效了。

951年，开封旧城里的人口越来越多，街道狭窄拥挤，人们忍受着闷热和潮湿，“千门万户，靡存安逸之心。”于是后周的世宗皇帝在955年下令增广都邑。据传说，周世宗当时命赵匡胤从朱雀门飞马疾驰一直往南，直至马力竭为止。马停步的地点，距离老城有2公里远，这就是开封城新的边界。皇帝下令征召10多万人修建27公里长的新城墙。新城有21个门，包括9个建在河流和运河上的门。城墙的外墙涂为白色，高达12米多。城墙上面还修有防卫用的塔。城的四周挖有护城河，被称为“护龙河”，宽度达到30米。11世纪80年代初期，又挖了一条更宽的护城河，宽度达到了78.6米，深度达到4.6米。河边排列着高大的柳树。

新城规划面积是老城的4倍，朝廷不仅要把新城转变为一个巨大的都市型防卫城堡，而且还要把原先生活、劳作在郊外的人口纳入新城。在规划设计里，土地如何使用是朝廷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但与以往的王朝不一样的是，此后所有的城市定居者，包括官员、商人、贸易者、工匠和手艺人，都能在城里自由定居，在他们买得起的地方建造房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晚唐到五代初期的战乱损坏反而有利于新城建设，规划比之前更加开放和自由。有人居住的街巷取代了之前高墙林立的城坊。甚至在新城门之外，越来越商业化的郊区也繁荣起来。用汉学家郝若贝的话来说，开封“成了一个多功能的都市中心，很可能在19世纪前都没有被世界上的其他城市超越”。在这里，权贵、富人、有教养的人、追求时尚的人以及四处谋生的流浪者都混居在一起，成为新的意义上的都市人；在这里，金钱、房产和经济上的成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获得或失去财富。如英国学者伊懋可所总结的：“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社会。”

的确，开封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新型都城，展现了全新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它位于中国的心脏地带，由道路、河流和运河与各地相连，来自南方的粮食和其他商品可以很容易地运到京城。但作为京城，开封也有不利之处。首先，之前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王朝敢在开阔的华北平原上定都，因为这样不仅会受到黄河洪水的威胁，还易受北方游牧部落的军事攻击，而且难以防御。

其次，京城在布局上缺少对称性，没有适当的南北轴线，城墙没有严格确定的边界。因此，开封一直在向外扩展，最终越过新城墙到达郊区的乡村。从附近的望牛岗俯视，开封的形状与其说是个正方形，不如说像一头“卧牛”。从宇宙论上来说，这种形状显然缺少象征祥瑞的符号，很难让抱有传统观念的人满意。但宋太祖还是对这种不规则形状予以了肯定。结果，街道不再是从前的网格状结构，与唐代京城长安完全不一样了。

由于街道布局的不规则性，各种形状的房子鳞次栉比，被街巷连接起来，它们的门都朝向大街而开，因此已经不再适合建城坊了。随着市场规模和体系的不断扩大，开封最终发展成了密集的蜂箱结构。965年，宋太祖把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1点，以鼓励工商业发展。100年后，宵禁被完全取消，这意味着许多商铺可以全天24小时营业。小型商业的繁荣又导致了房地产评估业的诞生，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商业建筑价格第一次超过了私人住宅的价格。

976年至984年之间，开封府的居住人口达到约89万人，1103年达到约130万人。如果这些数字是精确的，北宋时期的开封就是直到19世纪为止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随着人口的增长，建筑物的高度也在增长，餐馆的高楼和寺庙的宝塔成了地标建筑。开封城墙内的面积约有49平方公里，虽然还比不上唐代长安的84平方公里，但它几乎是1292年中世纪巴黎面积的13倍。

宋代的皇城不仅容纳了所有的官僚机构和官员，而且还包含了整个皇宫大内。宫廷和政府也显得拥挤逼仄，远不能与唐代长安的皇城相媲美。直到宋徽宗时期把皇城规模扩大两倍之后，拥挤状况才终于有了改善。

9世纪后期，开封老城和新城的东部人口密集。老城东北部的厢坊居住了7.95万居民，新城东部的厢坊居住了13.4万多居民。每1000平方米有50或更多的人一户挨一户地居住，这还不包括未登记的住户。而巴黎在1292年时，3.78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居住着5.92万人，每1000平方米仅有16人。与之相比，宋代京城的人口密度是巴黎的2到3倍。

开封每个厢坊的中心聚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他们在街巷、店铺中的活动使空气中充满了嘈杂声和各种异样的味道。尽管儒家的道德家们试图把女性限制在生养孩子、服侍公婆、照看家庭等事务之中，但大城市中许多女性的生活还是显得丰富多彩和有自主性。已婚女性已不再是丈夫的财产，她们经营小食摊点、餐馆、客栈和美容店铺，以及专向女士售卖纺织品、衣服、鞋子的店铺。

女性们往往也管理着家庭的财务，而她们读书的丈夫则集中精力于自我修养、学问、政事和他们的职业生涯。女性们进行土地买卖的谈判，监督房屋的修造，收取租金，缴纳赋税，家庭之外的诸多财务和商业事务都需要她们来处理。懂得如何管钱是很重要的，因为她们的嫁妆通常包括大量的土地，而寡妇也有权全部继承她们丈夫的财产。因此，人们也认可她们作为家庭的账房来负责家庭财产的保值和增值。在这个时代，善于持家成了女性的重要美德之一。

在热闹的开封城里，拥有私密性和安静成了极少数人的特权和奢侈，平民大众们一天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喧闹的街巷中。但都市对所有人都充满了吸引力，它带给人们谋生的希望。餐饮业、娱乐业、生活服务设施和商业活动等繁荣起来，充满活力的男男女女都能挣到大把的钱，经济上获益的希望极大地弥补了城市拥挤生活的烦恼。

城市的日益繁盛吸引了更多来自农村的人们，住房的短缺不久就从老城扩展到了新城。政府甚至只能在新城墙之外给城内官员提供住房，以及安置从偏远地区涌入京城的乡野之民。许多手工艺店铺、客栈、食品店和市场也都随之涌到城外。那些习惯了乡村生活的外来者在城外完全没有在城内那样的安全感，但在城外有他们供得起的住房也就只能在城外生活。

《清明上河图》，12世纪末由供职于翰林图画院的张择端所画。从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外乡村的场景，有用茅草覆盖屋顶的村舍、长势良好的庄稼以及灌溉水渠，宁静的风景四季不停地演奏着生命的律动，与郊区的喧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靠近城门的城郊熙熙攘攘，到处是仓库、酒馆、商铺和娱乐场所。

从经济角度看，郊区的生活利大于弊；而从管理的观点来看，人口密集的市镇，不论在新城之内还是之外，一切都不是很令人满意。政府从一开始就担心京城可能受到奸商的控制，除了商人和房地产主，士大夫阶层的成员也开始热衷于各种行业的买卖。他们四处寻找新的获利机会，冒险在房地产方面进行超常的投资。在挂名代理人的帮助下，他们以出租房地产、经营客栈和开设商行获利。

这种观念的变化显然表明：传统的等级差别已经有所软化，而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977年，宋太祖发布法令，试图禁止官员通过代理人从事商业活动，希望以此恢复旧有的秩序，但效果甚微。因为宫廷本身就是京城最大的地主，它也深深地涉入到房产交易和出租行业中，这一点我们从“楼店务”这个政府机构的存在便能很清楚地明白——它负责政府公屋的建造、维修、租赁及管理。

宋太宗于995年下令，由参知政事张洎jì，以更加理性、和谐的方式对新城老城的80个零乱城坊进行改名整顿，以此重建朝廷的行政管理理念。于是，以老城南北向的御街为界，开封被分成了两个大都市中心区：东边的称为开封；西边的名为浚仪（后又改名为祥符）。原来的都市结构在保障赋税征收、公共秩序和防火安全等方面已经不再适应管理需求。张洎决定把整个京城重新划分为8个厢、121个城坊。这种对京城正式而严格的划分在行政管理上，比起之前的混乱要好得多。

1009至1021年间，宋真宗又将这一行政管理架构扩展到外城，逐渐形成了外城的9厢14坊。然而，这种行政区划式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与新的城市发展相适应了。开封不像昔日的长安，它没有内城城墙把贵族和平民隔离开来。原来的城坊墙已经被狭窄的街巷、运河、沟渠、桥梁、宅邸和高耸的门坊所取代，，大街小巷都被城市各个阶层的居民所共享，因此城坊的布局难以做到规则和整齐。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021年还进行了一项行政改革，由各坊官员共172人联合组成一个机构，统一维持各坊之间的法律和秩序。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