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卷第10章《生产领域的变化》之二

四卷第10章 《生产领域的变化》之二

货物和人员运输

宋帝国的经济是由道路和河渠网络支撑起来的，这个网络是货物和人员运输的生命线。宋朝的地图绘制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路线图既为运输，也为旅行提供了方便。我们也能从图上看到当时谷物沿大运河运输的情形。

秦朝是中国道路建设最早的黄金时代。当时围绕京城咸阳修建的“驰道”有11.5米宽。驰道用石板铺设路面和隔离墩，路网从京城辐射到中国北方许多地方。在唐代，政府的路网每20公里左右设立一个驿站，信使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奔驰在驿路上，他们可以在驿站休息并换乘马匹。到了宋代，官方驿站附近又设立了私人的客栈和饭馆，能供应食物和洗浴设施。

与唐代相比，尽管宋代的华北路网没有那么密集，但宋初的皇帝还是采取了许多举措来改善交通。特别是运输商还缴纳了货物价值2%的通行费，因此每隔2.5公里，官府都修建了有瞭望塔的道路关卡，来确保旅行者的安全。1012年，宋真宗还下令沿官道的两边种植榆树和柳树。在梓潼县北部的四川驿路上，甚至可以看到道路一侧种有巨大的雪松。1116年前后，福建的州县道路上共种植了338600棵枞cōnɡ树和松树。

当时，华北的道路能通行轮子直径达1.8米的大型牛车，可以把大批的货物运送到开封。一些货车大到需要20头骡子才能进行长距离运输。在黄河北岸，初春和冬季的道路状况经常是很危险的。王禹偁在《对雪》一诗中描述道：

因思河朔民，输税供边鄙。

车重数十斛，路遥几百里。

羸蹄冻不行，死辙冰难曳。

夜来何处宿，阒qù寂荒陂里。

苏辙曾在报告中描述过他去往辽国的行程，他说路况车辆之糟糕，以至于一天走30公里都是不可能的。辽国只有几条连接主要城市的道路。1027年，辽国下令官道必须向两边拓展，宽度扩大到30步，这些宽阔的道路使契丹人可以驾驶他们巨大的大篷车旅行。但是，这些道路可能是用土、沙子和碎石所筑，路面没有铺设石板，也没有采用能快速排水的修造样式，因此大多数道路一遇大雨就被冲垮，几乎每年都要重修。道路上夏季尘土飞扬，雨季泥泞不堪，契丹人都不乐意在这种路上旅行。

与华北的道路相比，中国中南部地区的路网显然不够发达。那里的人们更愿意通过水路出行。连接小城镇的陆地道路几乎无法行驶带轮的车辆。士大夫们通常是骑马，仆人们步行或骑着驴和骡跟随着他们。在平地上，农民用独轮手推车运东西。在多山的地区，旅行者就需要有健壮的体格，才能攀行在陡峭的山岭小路上和湿滑的梯田田埂上。到了南宋时期，南迁的政府显然加强了道路建设，东南地区的路网才有了较大改观。

有一种特殊的道路，叫作“栈道”。它是用厚木板牢固地铺设在悬崖峭壁上，把几个地点悬空连接起来。这种样式的路位于陕西西部的渭河河谷、秦岭以南汉水流域及四川的城镇之间。这些地区步行几乎无法到达，只能通过船行或人力牵拉船只，逆流而上穿过长江三峡。而有些路线和地段就必须穿过栈道，最长的一段栈道有100公里长，其牢固程度足以在上面行走、骑马和运送货物。当年唐朝皇帝逃往成都避难时就利用了这条栈道。宋朝陕西和甘肃两地的汉人在逃脱女真和蒙古军队追击时，栈道也成了他们的逃生工具。

坐船是更好的旅行选择，不管是在大运河、汴河、长江和黄河中，还是在南方多如牛毛的大小河流里。坐船航行比较快捷，也更舒适。虽然有时要冒着船只倾覆的危险，特别是穿行在峡谷和激流中的时候。但一般来说，尤其是当货物的数量和体量较大时，船运还是比陆路更为安全。

当年隋炀帝下令修挖庞大的运河网络，使国库背上了沉重负担，但这个巨大工程也使南方的谷物、丝绸和茶叶生产中心 从此与北方连接在了一起，同时也提供了一条运送军队和军事装备的高效路径。

983年，北宋的淮南转运副使乔维岳首次提到了船闸。由于有了这种装置，当航行遇到高低落差时，就不需要再把船只经斜滑道从一个水位拖拉到另一个水位。船闸有两个悬挂式的闸门，当驳船进入闸门之间后，打开一侧的闸门，通过水的流入或流出，使驳船随水位升高或降低，从而继续航行。这是克服河道落差最快和最安全的方法。

在宋代中国的中南部，航运几乎完全取代了陆上运输。在内陆水运中，稻米和豆类占了支配地位。当时储存谷物最多的一个仓库就坐落在连接汴河和黄河的汴梁河口。1079年，汴河成功改道，河道拓宽，并与清澈的洛河直接相连——远离了含沙量大、易于淤积的黄河，这使汴河上的运输全年都变得更加安全。

河运驳船长度差不多有30米，有些客船甚至有90米长，这些客船有两层，能运载700到800人，在湍急的黄河上 渡船有20米长，6米宽。造船厂一般都会根据当地的传统、水文特点及船主的需求建造船只。不同的航行需要不同的船体和不同的驱动力，在长江上，船夫使用桨轮船。而在江南的小河上，航行的多是梭子船或平底船。

在长江峡谷暗流汹涌的水流中，在汉水的激流里，船员和纤夫们们用桨划、用绳拉，使船逆流而上。1170年，陆游沿长江穿过三峡，他在诗中描写了船夫艰难前行的情形，而这样的场景直到20世纪仍然如此：

百夫正欢助鸣橹，舟中对面不得语。

须臾人散寂无哗，惟闻百丈转两车。

呕呕哑哑车转急，舟人已在沙际立。

纤夫们牵拉着船，沿着河边峭壁上的栈道艰难前行——栈道有时达几百米远，上面连牲畜也无法使用——这对纤夫们来说是个很危险的挑战。在大江的其他航段，船只使用了芦苇或竹子编织而成的风帆，当风帆被拉升起来后，船只就可以获得风力，从而推动航船向前。

坐船在峡谷中旅行还是一件令人疲倦，且很嘈杂的事。只有当夜色降临，水手们将船停靠在岸边时，旅行者们才能得到一丝安慰。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行业的人们聚在一起，大伙儿在崎岖不平的河滩上铺上垫子，喝上一碗辣面汤，静静地度过深不可测的峡谷黑夜。

宋朝凭借其强大的运输能力和众多设施，确保了大城市的粮食和货物供应。这一点我们从货运数据中就可以看出来。981年，汴河上通行的船舶运送稻米和黍300万石、豆类100万石，加上黄河、惠民河和广济渠，总的水上货运量是550万石。而到了1065年，仅汴河的货运量就提高到570万石，其他几条河的运量也达到了670万石。约1.2万条运送谷物的驳船在今江西排水量为18吨，在今安徽为60吨，在大运河为100吨，在长江为600吨。而500年后的1588年，英国最大船只的排水量也只有400吨。

此外，宋代私人船队拥有的船只数量 是上述谷物运输驳船的好几倍。13世纪末，就有多达1.5万条船航行在长江下游。在沿海海域，船只排水量超过180吨是很平常的事。在福建，曾经挖掘出一艘24.2米长、9.15米宽、载重量300吨的船只。它的船体由13个防水隔间构成。相比之下，哥伦布1492年的旗舰“妮娜”号的最大排水量只是110吨。福建泉州城有11座建造航海船的船坞。这个时代的驳船在结构上有许多创新，如方形船身、船尾舵、纵帆和水密舱。

1021年左右，政府下令 要求51个造船中心建造2915艘驳船，专门用于谷物运输。这个数字可能

表明了 当时每年需要更换的船只数量。上述造船场中，42个位于中国的中南部，5个在四川，只有4个在华北。从船只的订购数量和船场分布的地点，我们可以推断：造船业几乎都是在造船原材料来源地的附近——这些原材料有木材、钉子、桐油、石灰和麻。

自然资源的开采

宋代对采矿和冶金技术的掌握足以证明当时的经济发展有多么迅猛。在宋代，人们用铜和铁铸造硬币，冶炼金锭和银锭，金属货币的流通促进了全国性贸易的增长和扩张，更促进了政治上的统一。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铁的产量同时还支撑起了兵器、盔甲、铁器、农具和工具制造行业的发展。

最有利可图的矿产资源都被政府控制。国家对铁矿和铜矿征收10%的赋税，对金银矿征收20%的赋税，而矿主必须将矿产品卖给政府。1065年前后，在中国271个金属加工基地中，有123个熔铸铁和铜，84个熔炼银。每年课税的铁产量在5000吨至1万吨之间，高峰时期的1078年前后，更是达到了1.7至2万吨。

由于产量高，铁的市场价格一直维持在低位，这也导致铁的加工业更加有利可图。因为冶铁的鼓风炉需要大量燃料，产地附近的森林都被砍光，冶铸业也逐渐采用焦炭来取代木炭。

中国采挖金银铜等贵金属矿的历史很悠久，但宋朝采用了更高效的采矿技术，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私人行业和北宋政府对铜的需求使铜产量猛增。每年的税收额增长超过5倍，从997年的2460吨增长到1070年的12982吨。这远远超过了1800年的全球铜产量，也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2年的铜产量。但1078年后及变法的末期，铜产量迅速下降。宋廷南迁之后，铜的生产几乎完全停止。1162年，铜产量只有157吨，产量很不稳定，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由于生产上的技术难度，使银相比于金成为一种相对稀少的商品。9世纪中期，中国每年的银产量达到了14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比金更重要的贵金属。宋代每年的银产量大约在15到60吨之间。这时期有些银可能是从海外进口的。几个世纪以后，白银进口成了一笔很大的生意。

金的输入来自“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易货贸易。根据唐代白居易的记述，当时许多农民抛下土地投入到淘金和银矿开采的行业中。银主要产于楚地山区，金主要产自江西的鄱河。白居易说，矿工们一年到头在矿洞里开凿岩石，不在乎对自己身体的损害，只想挖到金银获利。他批评道，金银不能吃不能穿，对于饥寒交迫的人一点帮助也没有。在采矿和冶炼行业里，矿工职业地位低下、贫穷、而且没有前途。除了少数行家，干活的工人大多数都是没有土地的农民，他们只是在农闲时来赚取些额外收入。

总的来说，有几个原因导致了宋代经济表现的优异。首先，登记在册并能够缴税的耕地面积大幅增加——从959年占国家领土面积的2.5%增加到1021年的13%——这对宋代的繁荣起到了基础保障的作用。土地登记和同步进行的税制改革使自耕农成为宋代农业的支柱。而农业经济的兴盛对技术进步特别是对新工具制造业产生了需求。而技术进步和新工具的使用需要高效的采矿业，这又促进了铜、铁产量的提高。当这些金属的产量迅速提高时，就会被大规模地铸造成钱币——而钱币则是快速发展的全国性市场的重要交换媒介。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