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卷末章 第12章《公共领域中的私人生活》之一

四卷末章 第12章 《公共领域中的私人生活》之一

在中古时期的东亚，社会等级制度盛行，这里的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要遵守严格的规范。而在宋代中国，儒家学说的复兴尤其强化了这种等级意识，宋代中国人在居住、交通、个人仪表、娱乐以及卫生等诸多方面都深受其影响。

但是，宋代社会也有很高的自由度，使它有别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这种基于经济繁荣、文明发达而来的自由度 使它的市场高度自由，商品在生产和分配上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但是，与儒家意识形态相匹配的是，宋代的商人无论多么富有，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比士大夫们要低很多。

家庭与居家布置

宋代的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其居所一般根据地方风俗，用本地材料来建造。这些一间或两间房的住宅往往狭小而无窗，阴暗又漏风。地面经常是潮湿的，屋门很破旧，屋顶还漏水。唐宋时期，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如富裕家庭中的奴仆，通常是几个人挤在一起睡，甚至要和家畜睡在一起。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普通百姓的住宅，大门都不能超过规定的宽度，家居的外观也不得使用图画或其他装饰。

然而，有钱的地主和官员的住宅却相当宽敞、舒适，甚至很豪华。但他们的住房也要根据其品级，受到严格限制。房屋的大小和类型，所使用的椽、梁和支撑架构的数量、房屋装修中使用的色彩、图案、和构件等都要根据房主所处的社会地位，遵从相应的规定。

有钱人的家宅建筑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祠堂，如朱熹在其《家礼》一书中所说：“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祠堂是祭祀男性祖先的地方，祭台上摆放着列祖列宗的牌位，它是所有上层社会家庭里的精神中心。宅第中还包含有客厅、主人房间、家庭成员的私人空间和仆人住房。另外，带有池塘和亭子的园林也是必不可少的，它营造了一种沉思的氛围，而这种氛围 被认为是士大夫家居生活中的点睛之笔。在北宋京城开封的大街两旁，高官们都拥有一座被围墙圈起来的3亩大小的院子，面积大约1700平方米，院中建有一层的瓦房。在南宋时期的杭州，因为人口稠密，私人住宅多是二层建筑，这种建筑空间更大，在闷热的夏季通风性能更好。

甚至皇帝们都不得不遵守太祖定下的规矩。太祖规定：皇宫建筑除了紫色和白色外，禁止使用其他颜色，历代的宋朝皇宫一般都遵守这个禁令。

然而，不管有什么规定，有钱有势者总能把宅邸建得富丽堂皇，仅一个厅堂就可以花费20万钱，甚至更多。宋初的谋臣赵普修建府邸时用的都是最好的材料。行为古怪的南宋贵族子弟张镃自夸其豪宅拥有厅堂、厢房、花园、亭子和桥数量超过80。“东寺为报上严先之地，西宅为安身携幼之所，南湖则管领风月，北园则娱燕宾亲……区区安恬嗜静之志，造物亦不相负矣。”张镃的同时代人王迈曾指责他建造这么高大豪华的宅邸太过挥霍无度，所用的一些物品也是违反规定的。

9世纪时，端坐于地被认为是有身份者的正确坐姿，上流社会的成员都喜欢坐卧于竹编的席垫上，而房间的大小也往往是用铺席垫的数量来计算。200年后，在像司马光家这样的传统家庭里，家居生活仍然是围绕着铺设在地砖上的席垫而展开的。司马光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坐椅子的风气，特别反对女性坐椅子。12世纪晚期，陆游记载说，在过去，有教养的家庭里，女性如果举止失当，比如坐在椅子上，就会遭人笑话，但现在各种高低不同、带有凳子和屏风的桌子在人们生活中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了。大多数上流社会家庭坐的方式早就从席地而坐转为坐有靠背的木椅子了。

富人用有图案的丝绢帘子、幌子和各种镶边的墙饰来装饰宅第，还可能摆上一台计时的滴漏壶。富裕家庭在日常用品的选择上也要显示出高贵的品味。他们不会把带有龙凤图案的精美竹席与编织粗糙的垫子、藤席混在一起；他们喜欢用五彩藤条或白色藤条编织的箱子；他们知道台州有最好的镶金漆器，而广州有龟贝，温州出产鲨鱼皮。在女性的房间里，会挂上半透明的、镶边的、用薄纱做的帘子，而狮形的金香炉，犀牛角杯，镶边的丝绵，绯红色的网状穗饰，玉雕的龙以及玉镜等，都被视为必需品。相比于唐代，我们能看到的宋代金银器不是很多。原因可能是有教养的儒家精英们的审美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定窑、汝窑、钧窑、官窑、哥窑等宋代五大名窑出产的陶瓷应用了新的制作工艺，质量好，种类多，一般人也买得起。这些瓷器代表了追求纯净、典雅的新品味。单色釉的瓷器反映了皇家对精美器物的偏好，也影响了士大夫的欣赏品位。那些描绘花、鸟、鱼、龙和云纹的作品，主题来自日常生活和大自然，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的新感受和对美的新理解。

在汝窑、钧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中，瓷器的整个表面都涂了上好的釉。这种釉产生出特别的效果，尤其是带有裂纹的釉瓷，因制作精细、表面光滑、釉的手感或凉或暖而出名。宋代日益增长的消费经济推动了陶瓷大规模生产工艺的发展，而陶瓷作品的高度艺术成就也愈益受到推崇，社会对高质量陶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今江西省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开始于宋真宗景德年间。几个世纪后，景德镇成了世界最著名的陶瓷生产中心。

人们的鉴赏喜好逐渐从贵金属转到陶瓷，而政府实际上也参与到这种转变中。如果使用金银制作家用物品的风尚继续流行，政府依靠金属货币流通促进经济的努力，以及用银钱向异族政权赎买和平的政策都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因此，政府对于陶瓷制品的流行也乐观其成。这个时期，市场上陶瓷制品的种类日益增多——从做工相对粗糙但很有特色的碗，到适于摆放在书房或用于茶道聚会的、做工精美且非常有收藏价值的杯子，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金银制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再也不像唐代那样大了。

个人交通

四周封闭、由人抬的轿子在宋初不是很常见。11世纪，许多士大夫都认为，除非官员年老或生病时才有权享用这样的轿子，否则用四人或八人抬的轿子来取代畜力是不恰当的行为。皇帝在京城居住，官员们就必须骑马行路，品级较高的官员可能会坐挂着红帘、车厢用皮革装饰的马车。而上流社会的女性则喜欢乘坐有香味的马车。

限制使用轿子的做法一直延续到11世纪末，到南宋时期，轿子就成了很常见的交通工具。这种转变可能和新京城杭州有关，杭州的街道用砖和石头铺成，坐轿子比骑马平稳和安全。坐轿子也使官员在公众面前显示出特殊的地位，当官轿经过时，骑马的百姓必须立刻下马，远远回避。年老和生病的女性可以坐带帘子的轿子。除了她们之外，其他百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雇轿子。他们必须步行，最多能坐坐两人抬的竹编椅子，或者坐牛或驴拉的小车。

在辽国，契丹武士旅行时大都是骑马，他的妻子和家庭成员则坐在有圆顶帐篷的马车上。契丹的贵族们喜欢用大车带着全家穿越广阔的原野和丘陵，他们的车是骆驼牵拉的，轮子直径比一个人还高，但车子做得既轻便又结实。有些车子车身较长，形状前窄后宽，车上分成三个隔间。前头的隔间铺有毯子，是主人的位置。白天的旅途中，青毡所做的帘子被卷起来挂在车顶，晚上休息时才把帘子放下来。中间那个隔间恰好在车轴的上方，它四面封闭，是女主人所处的位置。第三个隔间是留给奴仆用的，结构上和前头的隔间类似，但相对较小一些，也没有铺毯子。

在宋朝人看来，这些骆驼牵拉的大蓬车是相当蛮夷化的东西。

卫生与梳妆

司马光告诉我们，家中的婢妾和奴仆鸡鸣就得起床，梳洗、穿衣之后，他们就要开始一天的劳作。官员们每十天可以休息一天，而百姓、商人和农民除了年节外，整年都在劳作之中。自古以来，官员们在假日时要沐浴清洗自己的长发，平时头发是绑扎起来的，再戴上官帽或其他盔帽。而平民百姓们大多是用布裹着头部，或者戴上用竹子或麦秆编的宽檐帽，在下巴处系上绳固定好。契丹的男子遵从北方游牧习俗，会剃光头，或在后脑勺留上一束头发。但在寺庙中的僧侣或巫师，则会把头发留长，有时甚至是及肩的长发。

宋代上流社会的男女在晨起后，通常都用草药皂液倒在水盆中用来洗脸洗手，男人还要刮干净脸部。如果留胡须，一般都留八字胡和山羊胡。多数人都定期在家中沐浴。但对于那些家中缺少浴室的人来说，各主要城镇里数以百计的营业性浴室也可以提供比较舒适的沐浴条件。杭州的浴室经营者还组织起了自己的行会组织，称作“香水行”。当时热水洗浴还不普遍，一般都是用冷水洗浴。

当时和宋人有贸易往来的阿拉伯人曾认为中国人不爱干净，因为“他们大便之后不是用水来清洗身体，而是用一种中国的草纸来擦拭”。一般来说，沿海地区的卫生要比华北地区搞得好。比如白居易是个北方人，他曾在一首诗中描述有天早上他如何进行了一年中的第一次沐浴。当时的四川人因为一生只洗两次澡而出名——出生后一次，死后一次。有些来自东南地区的名人也适应了北方的习惯，变得不大情愿洗澡，并喜欢在公众面前不修边幅。宰相王安石就因不讲卫生和头发凌乱而出名。因此，当时很多人会为各种各样的寄生虫而苦恼不已，特别是虱子常常“密布于腰带和衣袍下面，然后爬满衣领”，床上还不时出现各种虫子。

牙齿的状态似乎也普遍不乐观。中国人当时还没有使用牙刷，而是在餐后用一块布来擦洗牙齿和牙龈。9世纪初，韩愈曾在诗文中描述他“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而当时他才42岁，生命才过了三分之二。这可能是维生素B1缺乏症所致。他知道，对他这样的年龄和地位的人来说，脱落牙齿的相貌是很让人吃惊的。他也承认自己进食有问题，说话发声也不清晰。

我们不了解宋代女性的沐浴习惯，但我们可以从诗人赞美宫廷女子的肌肤光滑柔嫩的诗句中推断，女性比男人更加在意如何保持清洁和迷人的外表。从13世纪时黄升和周氏夫人的奢侈衣橱中，我们发现里面有毛巾、头巾、香料和用丝绢做的女性经期卫生用品。这些物品都是标准的女性盥洗用品。

唐末，女性们把头发盘卷成精巧的各种类型的圆形或角形的发髻，有时候还佩戴着冰蓝色的翠鸟羽毛。在许多画作和文字中，关于宋代女子坐在梳妆台前、婢女陪侍于旁的描写证明了当时的精美发型还是很讲究的。当女孩子满15岁时，会把头发盘起来，插上簪子，叫作“及笄jī”。发型往往能代表女子所属的社会阶层，社会底层的女人一般用发带把头发盘成圆形发髻。而高耸的束发显然有助于确认一个女人属于官员或士绅家庭。这种发型通常要用膏剂处理头发，使头发显得光亮而有型，有时候还会添加些假发来增强效果。最后还要用宝石、发簪 以及各种头饰或帽子来装饰和固定发型。宋真宗的妻子刘后的肖像画于1033年或之后不久，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头戴镶有珠宝的凤冠，冠上的图案是22名女道士和几条被流云和花朵围绕着的龙。

男人时常在室外活动，因此肤色都显得比较深。而女人就不一样了，十一二岁

香闺、脂粉这类物品也是宋代中国人的性爱想象品，提及这些东西连开明的儒者都会感到难以启齿。雪白肌肤、香氛、透明丝袍在宋人的香艳词中本就代表了某种性暗示。如“绛绡xiāo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

另一种似乎有性含义的化妆是拔掉眉毛再精心画眉，这是一种从唐朝就流行的时髦做法。据梅尧臣说，甚至男人出于虚荣心也会这么做，特别是当他们黑发中出现了白发时。唐代的女性还会在脸上绘制花形图案，并把嘴唇涂成一个突出的红色形状，如樱桃小嘴。而在宋代，嘴唇虽然还是涂成红色，但恢复了自然的形状，不过指甲也被画上了色彩。

文身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最初是罪犯的脸上会被文刺上或大或小的字，这是一种损毁身体的刑罚。当文身成了一种时尚而不是惩罚时，开封的一些纨绔子弟们会在全身文上青色的龙、鸟、人和风景图案，有的甚至还会文上诗词。他们可能把自己的身体想象为一幅强壮的、有象征性的艺术作品。但是，如此大面积的文身，文刺时会引发很大的疼痛感，而且这种行为既冒险又昂贵。到南宋时，全身的文身不再常见，但局部的单一图案的文身还继续流行。不少士大夫的妒妻还会在与丈夫偷情的婢女面颊上 文上月亮或铜钱的形状，以此作为惩罚和羞辱。朝廷用同样的方法给低级军士刺上花纹，比较有名的做法就是文上“花腿”，目的是防止他们逃跑。

缠足

唐代诗歌中没有提到过缠足。这种使身体致残的做法似乎是从宋代上流社会开始的，随后流传到所有良家女子。小女孩的脚被裹脚布紧紧地缠绕起来，致使她四个脚趾被压在脚下，脚弓极度扭曲。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脚生长畸形，只有正常脚的一半长度，能够穿得进各种类型的时髦小丝鞋。这个过程极度痛苦，并且要持续好多年。在女孩很小、其骨头易于改变的时候就开始了，直到她们的脚被认为符合小“金莲”的形状为止。而这时缠脚布已经成了她们稳定走路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金莲”这个名称最早源自五代时一位宫女在地面铺的金叶莲花上表演舞蹈。而缠足的做法可能出现于10世纪时的舞女中，她们想要让自己的舞姿优美，因此在脚上下功夫，让脚显得小巧“好看”。1344年出版的《辍耕录》证实：“札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如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

缠足直到11世纪都很少见。现代出土的13世纪的考古材料中，有丝鞋、袜子和银质的尖足鞋等。尖足鞋的形状就像一只“小脚船”。还发现有210厘米长、9厘米宽的淡黄色的薄丝做的绑带，这证明13世纪时，缠足已经在士大夫和地主家庭的女子中广泛流传了。许多弓形鞋的名称都是对“金莲”的美化，这些名称包括“错到底”、“快上马”和“宫样稳”等等。

实际上，缠足的大流行并非没有引起争议。儒学先贤程颐的六世孙女们就拒绝耳垂穿孔和缠足。南宋儒学家车若水曾明确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小儿未四五岁，无辜无罪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但反对者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上流社会的女性都掌握了缠足的技巧，而她们又让自己年幼的女儿们遭受了同样的痛苦。这种源自娱乐从业者的流行时尚从此变成了中国女性的一种象征性的符号。

准确地说，缠足是一种不用手术刀的外科手术。它永久地改变了女性的身体、行动力和灵活性，使她们在外部世界再也不能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有“三寸金莲”的女子被迫小步走路，大多数时间里她们只能坐着。当她们穿着麻纳的小丝鞋走出深闺时，走稍远一点的距离，就会相当痛苦。13世纪时，如果一位上流社会的女性要出门，就必须依靠交通工具而不能自己步行。

这种行动上的受限意味着女性永远被限制在家庭里。唐代那些玩马球、骑马出行的女子，甚至纵情酒色的女性形象，再也不复出现。完美的女人总是比男人娇小，她们苗条柔弱，不出深闺；她们的位置就是在家中服侍公婆、相夫教子，所有行为都要谨遵新儒家的正统观念。曾经在北宋出现过的女性个人自由消失了。缠足使她们只能顺从男人，依附于一家之主。这种状况从13世纪下半叶一直延续到了中华帝国的结束。

对当时上流社会的许多男人来说，缠足女子的小幅步态和举止可能具有了不可抗拒的性吸引力。女人那解开了缠脚布的双足甚至可能被视为女人身体的一个私处，抚摸，或者只是看一眼女性解开的双足就具有了仪式化的性意味，甚至会引起男人的性冲动。

在宋代社会，货币经济渗透到了社会各个角落，富有的男人可以直接从市场购买女子回家做妾。在唐代，丈夫一般只在妻子不能生儿子时才能纳妾，并且需要通过家族关系来选择妾。而在高度市场化了的宋代，女性也变成了商品，纳妾行为变得更容易也更普遍。在选择妾的时候，宋代人更看重女性魅力，而不是生育能力。而在所有这些魅力中，“三寸金莲”竟然成了最关键性的条件。这也进一步推动了缠足成为一种新的女性美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在此后的几百年间都畅行无阻。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