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蒋廷黻回忆录十七章4节公版书

最困难的省份是革命发源地的广东。如果说有人想要找出革命气息和封建传统能够并存的地方，那么，广东就是最佳的所在。族阀主义和贪污腐化达到极点。一九四〇年，省主席对这种环境简直束手无策。省中有力分子对军中和政府的位置都要推荐人，不论他们推荐的人员如何无能，如何贪污腐化，省主席都要买他们的账。



十多年来，湖南一直是一个正常省份。它的自然资源和众多的人口使它能够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和自给自足。因此，官方的苛捐杂税较少。人们的健康和教育程度优于其他的省份。当日本进攻湖南时，湖南人踊跃输将，向军队提供了大批物资和劳力。一九三九年间，国军在湖南奏捷。当时的湖南省主席是有名的“长沙虎”薛岳将军，他的广东部下很巧妙地在湖南搜刮了一阵。他是仅有的一位抗议我们视察报告的省主席。我们在报告中除了其他方面不论，曾指出省府用于公共卫生方面的钱还不到预算的百分之一。薛主席在一封谴责我们偏见的电文中引用事实说：他已在七月份增加二十五万元公共卫生经费，证明他对人民福利的重视。我向委员长说明：我对湖南的视察报告是根据五月份的情况，即使现在薛主席增拨款项，其数目对湖南人的保健说，仍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委员长笑笑说：“你该知道，你们的报告正在发生效果中。”



广西省素有模范之誉。我们发现广西省府很清洁，人员工作努力，虽然很穷，很落后，过去秩序不好，但现在却治安良好。一九四〇年间，广西生活水准仍然比邻省湖南低。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自然资源的贫乏，不是人谋不臧。我们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批评，主要是说省府过去太贪多嚼不烂，因此，它的资源人力和经费太分散了。我们请中央进一步支持广西。广西巨头之一白崇禧在我们的报告上附加说明后寄往桂林，请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仔细参考。



一九四〇年七月我们结束西南各省视察旅行。此时，日本正疯狂轰炸重庆。我们回到重庆时，因为空袭，被困在一所郊外的房子里。当我们要渡江时，轮渡已经毁于轰炸。我自己的房子也被炸光。事后他们告诉我：他们只找到我的一条毯子，被炸成碎片挂在电线杆子上。



我回到办公室时，看到一件教育部的提案，等我处理。该提案是要在战时中国地区实行五年义务教育。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雅不欲拂教育部陈立夫部长的意思，于是要我想办法去阻止。对于平时都没有实行的义务教育制度，欲想在战时实行，我实在不敢想象。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在艰苦的战时推行此一制度显非适机。起初，我想把教育部的提案压一压，但我想此种方法对个性极强的陈部长恐怕不行。有一次我偶然和军政部长闲谈，我获悉因为财政困难，有些军事单位已经三个月没发饷了。事有凑巧，星期三孔祥熙病了，委员长亲自主持院会。我将陈部长提案和未来五年支出明细表一并置于主席桌上。委员长于宣读这些文件后，指示义务教育留待胜利后再办。陈部长一再陈明理由，均未达到目的。后来他让步，请求院会部分采纳他的提案。委员长回答说：这种工作，政府绝不可以分批去实施。



由于战争拖下去，财经问题越来越严重越复杂。固定税收减少了：盐税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五，工业税减少了百分之八十，土地税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强。中国领土只剩下一半，而且是较落后的一半。虽然我自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就厕身于中央机构，一直干到胜利为止，但直到现在我执笔撰写本稿时为止，我还不知道我们当时是如何渡过上述财经难关的。



一般的说，变化往往出人意料。战前，中国对敌国最普通的办法是抵制他的货物。在重庆最初的两年虽在政府急需物资时，政府和人民仍然奋力抵制日货，不仅是抵制日货，就连所谓傀儡物资也包括在内。这种做法无异自杀。尽管我国缺乏纱和布，但人们认为去购买日本或傀儡政权的棉纱是不爱国的。此种物资缺乏情形因走私者突破日本封锁线走私一些物资而稍稍减轻，使大后方人民可以获得一些生活必需品。



所有现代国家在战时都是实行配给制的。因此，有些人（中国人和外国人）建议中国实行配给制。当时试验过各种不同的配给方法，有的以地区为准，有的以物品为准，但没有一个获得良好效果的。配给在中国是个理想，没有任何实质的基础。一旦所生产的大部分食物和衣服被生产者自己消费掉，不再上市，政府就没有办法了。进步国家的经济像水管子中的水一样，中国的经济却像雨水似的，一落地就被吸收了。如果水在管子里流，控制者可以开闭自如，但是水洒到地上却无法控制。西方国家直至他们生产和分配合理化后才实行配给制，这绝非偶然。中国经济情况是害了配给过敏症，因为中国还没有实施配给制度所必需的行政组织。于是配给制度的试行利少弊多，引起许多官僚政治的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