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向莫斯科各方查询,我获悉代表团的性质及其在莫斯科活动情形。后来,我邀请代表团全体人员出席大使馆的宴会。
一九三七年冬,苏联政府决定召回鲍格莫洛夫,派奥莱斯基(Uganoff Oralsky)为驻华大使。我外交部对奥的背景急需进一步了解,此项资料苏联大使馆既不愿意也不能提供。碰巧罗马一家广播电台透露:奥莱斯基不是别人,他就是苏联前国防部副部长史米洛夫(Smirov),他在新任命未发表前任新疆迪化的副领事。这位新任命的大使,我当然知道他曾担任过驻中国的副领事,但是若说他曾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似乎令我难以置信。我想:副部长的照片一定可以搜集得到。经过好几天的寻找,我的一位秘书终于找到一张史米洛夫的照片,照片载在苏联官方的陆军刊物《红星》上。照片下面印有小传,事实上,他在苏联是一位重要人物。原来史米洛夫先生就是奥莱斯基先生,我的部下很容易地予以证明,此事令我感到非常满意。
据报道:鲍格莫洛夫大使和布鲁辙将军以及许多其他部下于一九三八年左右都遭到清算。如果报道不虚的话(我希望它不虚),他们的真正罪名一定是想将苏联拖进远东的战祸中。
我对苏联的军力极有兴趣。德国驻苏武官科特宁(Koestring)将军曾提供给我最可靠的估计。他一再对我说:苏军力量不可低估,否则,有一天,它将使世界震惊的。另一个可靠的估计是美国驻苏武官法莫威尔(Faymonville)上校,我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哲学家。英法两国武官均认为苏联军人的勇敢不够。
当我任职莫斯科时,正如一九三四年我访问莫斯科时情形一样,我又目睹工业化运动和人民生活水准的降低。原因是斯大林集中力量搞国防。军人吃、穿、住比较好,正如军火工厂在机械、工具、原料、工程师等方面比较其他工厂优先一样。在战争未爆发以前,苏联已成为一座大军营和一座大兵工厂。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就可以说对人民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善,主要的是作军事上的准备。
革命本身有其发展的规律,这是革命领导人所无法预见和控制的,同时也超过了现代科学知识的范围。我们不否认列宁及其同志当年曾有造福人民的愿望,但在一九三〇年,斯大林却动员所有的人力和资源在准备战争。世界上一般人,特别是斯大林的同路人一定都认为斯大林有远见,执行政策时有干劲,其结果是直到现在,共产主义在战争方面较和平方面的成就大。这种发展情形,我并不完全归咎于斯大林个人,原因很多。第一,在伟大的国际社会中有些事实阻碍,曲解了国际的发展。其次,我认为在人类潜意识中也有某种隐藏的力量,骗使人类去从事摧毁人类的工作。
我承认在苏联革命的当时,我是同情的。但我也承认当我在一九三八年初离开苏联时,我的内心却充满了不安。
不论苏联革命在历史上具有何种意义,有一件事我是可以肯定的:中国必须在外交政策方面将与苏联建立友善关系当作首务。在进行此项工作过程中,中国要消除自己的偏见。此项工作本身就够困难的了,更不要说再受到西欧和北美反苏的影响了。
问题是:苏联能否让中国单独依照它自己的传统和特殊环境需要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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