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蒋廷黻回忆录十六章3节公版书

我常与李维诺夫晤面，有时为公，有时为交际。如今当我回想起当年在莫斯科时，我认为李维诺夫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伟大的欧洲政治家。可能是他率直而锐敏的个性，令我对他激赏。



我出使苏联是有固定目的的，因此，尽速开始我的真正工作。我对李维诺夫说，我是受命协商中苏两国进一步关系的。开始时他说，他要等鲍格莫洛夫回来，事实上，鲍格莫洛夫已于我抵莫斯科的第二周返抵莫斯科。苏联政府在考虑与中国建立进一步关系时需要就商于苏联驻中国大使，我认为这也是合理的。但，鲍格莫洛夫回国是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直到十二月初，我们才开始正式谈判。



鲍格莫洛夫在莫斯科也和在中国时一样不断地煽动中苏建立进一步关系。我告诉他：中国对单纯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没有兴趣，因为这种条约不足以符合苏联的真正需要。显然的，两国都不会担心受到对方的侵略。我们不需要互不侵犯条约，我们需要的是积极互相援助的条约。鲍氏同意我的见解。他说他的政府将有限度地采纳我的意见。他的回答似乎非常诚恳。我问他如果德国进攻苏联，是否能迫苏联从远东撤退军事力量。他认为不会。我问他：苏法盟约对此是否有影响？因为我认为法国可能切望苏联将其全力置于欧洲。鲍格莫洛夫说，法苏条约对苏联在远东的行动并无限制。



当我与李维诺夫开始谈判时，我发现他与鲍格莫洛夫的看法不同。李表示，一旦中日开战，他对中国不作任何军事援助的承诺，因为：第一，苏联必须西线绝对优先；第二，苏联援助中国的承诺会引起西欧的怀疑，使苏联遭到更大的困难。尤有进者，他指出：远东的局势需要英美的合作。如果苏联表示积极希望中日开战，必将减弱英美对中国的同情。苏联决不能走在英美的前头。不过，李维诺夫要我相信，如果其他列强同意，苏联也决不落后。



事实上，李维诺夫对局势的分析几乎与我不谋而合。他最大限度是同意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基此条约苏联将贷款给中国购买苏联军事装备。他提议条约谈判的地点要在南京不在莫斯科。因为我认为这种条约没有重要性，也不想在莫斯科谈判。



从李维诺夫对我个人的谈话中以及根据我自己对情势的了解，我认为互助条约式的中苏联盟已经毫无可能。我将结果报告给委员长，并建议应按我以前建议的路线采取行动，进行与多数国家缔盟。我担心国内其他人士会执着苏联准备对日作战的观念。因此，在报告中，我进一步建议应该派遣其他官员，特别是孙科，尽速到莫斯科来，亲自了解一下与苏联缔结军事联盟的可能性。



后来，戴维斯自愿说服李维诺夫与中国缔结较互不侵犯条约更进一步的条约。有一天早上大约十一时左右，戴维斯问我是否可以与他共进午餐，因为他有一些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我。午餐前我赶到美国大使馆。落座后，饮料上来，戴维斯说：“今天早晨我和李维诺夫争论得很凶。”戴与李争论的焦点是哪一国（苏联或美国），应该首先军事援助中国。我聆听了戴维斯与李维诺夫的谈话内容后说：“你们双方都对，也都不对，我认为你们两国应该同时采取行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我的馆员和他们的太太于晚餐后在客厅闲听广播时，突然有人要我不要说话，注意广播。我们听到蒋委员长在西安为张学良部队所劫持的消息，此一广播令我们感到震惊。午夜我的一位秘书呈给我一份外交部电报，电报内容与广播相同，另外又说张学良要求停止剿共立即对日宣战。次晨，我又接到一份较详细的电报，是由孔祥熙和翁文灏联名拍给我的。孔于蒋被劫持后代理行政院长。电报中说，空军侦察西安地区的结果，发现张学良已在西安各处升起红旗。同时要我请求苏联出面协助平安释放委员长。



《消息报》和《真理报》，均以显著地位刊登西安事变消息。他们对中国表示很友善，声明中国面对国际上的危险，一定要团结统一，而且只有委员长能领导全国。如果改换我来写这篇新闻稿的话，恐怕也不会比他们的更好。但在结尾时，苏联记者对西安事变的解释却是莫名其妙的。文中说：张学良是和汪精卫合作的。我熟知他们二人。他们的政治见解，南辕北辙。汪不惜任何代价换取日本和平，而张则希望立即对日作战。我认为：苏联既然想找借口打击汪精卫，似乎不能，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手段，应该改选一个更好的题目。我认为莫斯科对西安事变用不着解释。拐弯抹角地提出一个四不像的解释，非但减低了人们对报道的信任程度，甚至会引起对苏联的怀疑。我将苏方报纸的报道详细电告南京，但有意将汪幕后策动西安事变的报道略掉。我请外交部将我的电文尽量公布。我希望张学良及其同党能知道莫斯科方面并不支持他们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