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考验
我于一九三八年元月离开莫斯科,经巴黎、马赛、地中海、红海、印度洋、新加坡、西贡、昆明回国。我随即前往汉口,当时汉口等于中国实际的首都。军事前途暗淡,一般官员都很沮丧,但是一般人民却是勇往直前,生活清苦,工作勤奋。
二月底抵汉口。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蒋委员长的抗战勇气和决心。他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军事倥偬,一面忙于指挥军事,一面又处理政务。他被推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副之。他集中全力去改革党务。有一次我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听他训话。他严斥那些不称职的党工人员,他要中央党部人员首先以身作则。此外,他又成立了青年团及参政会,吸引党外人士,以扩大政治基础。目睹这些措施,我认为蒋委员长此举的目的部分是为了革新党政,部分是在鼓舞士气。一旦人们努力工作,他们就没有时间去悲观。是否蒋委员长本身也这样想,我就不知道了。
蒋委员长集大权于一身的程度令我也感到惊异。当时汪精卫在党中地位是仅次于他的副总裁,他也对每个有关人员承认此一事实。但汪的副总裁并不意味着可以代他行使权力,汪的副总裁仅意味着是向蒋委员长个人负责。这种关系从另一方面看也很清楚,汪在行政院没有地位,行政院的院长是孔祥熙。换句话说,汪不能干涉行政院的事务。
在南京时我与汪曾有数面之缘。此次在汉口我发现他对这种贬抑有些怨恨。
行政院长孔祥熙博士邀我重作冯妇,再做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他说:他一直悬缺以待。我认为他不过是一种官场客套,用不着认真。尤有进者,我急于返湖南,去看看我的孩子。她在我出使莫斯科期间,一直和我哥哥留在家乡。同时我也想了解一下一般湖南人对战争的看法究竟如何。在战争中湖南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不仅征调了大批壮丁,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志愿入伍。
在湖南,军事和一般经济的发展已经使老百姓充分就业,不再有失业的情形。工资提高了,物价也开始上涨。小康之家抱怨他们不能掌握长工,一反过去的情形,长工已经能不再倚赖地主,因而受人尊重,家乡的人都欣喜他们的米和桐油的价格较过去涨了一些。一九三八年春的湖南,正沐浴在战时繁荣中。
一九三八年湖南的经济情况可以说是整个战时中国的典型。艰苦的是薪水阶级,主要的是政府公务员和教员。在战区,当然所有的人都很艰苦。战区以外的地区,除了薪水阶级以外还不太感到经济的压力。
由于封锁,中国经济又恢复了旧时代的情况。女人又搬出她们的纺车,洗洗干净,开始用手纺线。用煤油灯的人家改用桐油灯。抽纸烟的人改抽水烟。家机布代替了机织布。就一般人说,他们宁愿回到旧时代。
当我在湖南旅行时,当时的经济部次长何廉博士电告我:孔院长要他到湖南设法说服我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为了不使他受风霜之苦,我提前返汉口。孔院长的诚意使我无法峻拒。他说蒋委员长都请我做政务处长,他若不请岂不是不礼貌。他又说:因为我接受了委员长的任命,如果不接受他的邀请就是“不赏脸”。他的说辞,令我无法拒绝。一九三八年五月,我又返行政院重作冯妇。
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长是魏道明,翁文灏已转任经济部长。在此之前我还没有见过魏道明先生。我的工作要与他密切配合,否则,一旦不协调就会引起极大的不幸。这时,我仍视孔院长的约请不过是一种官场客套,我认为用不到真正去卖力气,所以我决定避免责任,希望有一天能担任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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