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蒋廷黻回忆录十七章5节公版书

出我意料的，我与战时财政工作结了不解缘。一九四一年，经决定：所有的税均由中央政府征收，土地税，改收实物（即所谓田赋征实——译者）。此种变动所造成的结果是各省失去了财政上的自治权，中央政府要拨给预算。当时，中国希望从英、美两国借到大批贷款以资挹注。英国银行总裁尼美尔（Otto Niemeyer）和歌瑞德（Grady）先生，分别代表英、美政府到中国来了解中国财政情况。他们表示：除非中国编造出一九四二年可行的预算，想象中的贷款是不会来的。在过去，许多中央机关都争取编造预算的权利；但在一九四一年，各机关凛于事实上的困难，昔日争权的机关都彼此互推，慷慨出让他们的权利。因此，我受命起草预算。



歌瑞德先生只在重庆停留一个短期间，但尼美尔先生一直等到预算完成并付诸实施才离开。是年冬季，尼美尔和我几乎每天都在协商。我认为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财政专家，人聪明，也是一位好朋友。



一开始，尼美尔先生郑重其事地说：我编的预算绝对不能超过一百二十亿元。如果我编的预算能不超过此数，他就建议英、美两方贷款。我立刻告诉他：即使他是中国的财经霸王，也无法编出这种预算。我答应他，我可以在书面上照他的意思编。但我指出：我希望提出一个真实的预算，既能适合战时需要又能为政府所遵行。我估计一九四二年的支出约在一百六十亿至一百七十亿元之间。虽然尼美尔对我的估计未加反对，但他坚持我应尽力不使它超过一百二十亿。



编列预算的困难并不在尼美尔方面。在编列时，我们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去审查。待整个预算编好，总数稍稍超过一百六十亿。尼美尔先生很客气地说：他认为我是尽到力量了，他准备建议贷款给中国。



编预算时最大的困难是和各省政府联系。在一九四一年以前，省府有他们自己的收入，自己编预算。很多省主席都是亨字号人物，都能幕后左右中央政府。尤有进者，各省情况不同。没有一个能适合于所有省府情况的原则或公式能供我参考。前此若干年的数字是不适用的。各省的支出一向是不均衡的，不仅各省间如此，就是同一省份在不同业务方面也是如此的。例如：有的省份将其收入百分之五以上用于公共卫生，但有的省份只用百分之二点五。很明显的，我应该使其合理化。但时间无多，我必须、而且也只能在短短的时期内编成。我没有说明我用什么方法使各省开支合理化，因为我从经验中发现，在应合时代要求时理论往往比实际更易引起争议。



出我意料的，一九四二年各省预算在中央并未引起激烈的争论就通过了。同样出我意料的，所有省主席都谴责我所编列的预算。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有十四位省主席到重庆出席一个国民党召开的会议。他们借机向委员长诉苦。他指示他们到行政院和我举行圆桌会议，讨论此事，由他自己亲自主持。因为座位关系，甘肃省主席谷正伦第一个发言。他抱怨：甘肃全省预算三千九百万元绝对不够。委员长要我说明。我说一九四二年预算对每个单位说都是很困难的，不论是省是部，因此，我不敢肯定三千九百万之数对甘肃说是否够，但是现年度甘肃省府自己编列的预算，全部支出仅仅才一千六百万元。我所编的甘肃省预算大约较本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是各省中增加最多的。我所以如此做，是因为我晓得甘肃是最穷的省份，急需中央政府支持。我说明后，委员长和谷主席都没有再说话。



第二位发言的是广西省的黄旭初。他说因为广西又大又穷，省主席难干，八千八百万的预算显然不够。我回答说：我知道广西省主席在未来一年中会有极大的困难，但广西在南方各省中生活是最好的。东部邻省广东预算是八千四百万，北部邻省湖南是七千八百万，西部邻省贵州是六千万。经我说明后，委员长和黄主席也没有话说了。



第三个发言的是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浙江是委员长的老家。黄主席指出：我将甘肃省预算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而浙江仅仅增加百分之二十三，是增加最少的一省。我承认此一事实。但我请委员长注意：尽管浙江预算增加的百分比最小，但浙江的预算数字仍然高居第二位，仅次于四川。就人口、地区和经济情况说，浙江都不应该居于第二位。如果中央政府要省预算国家化的话，浙江省的预算，事实上还应该再核减。不过，我还是把浙江的预算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因为我知道减少浙江的支出需要一段时间。如果操之过急，必定使省主席遭遇无法克服的困难。问题是浙江在过去超支太多。我忠告黄主席：浙江在未来若干年内预算百分比都将是增加最少的。听过我的说明后，委员长认为我编列得很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