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蒋廷黻回忆录十七章3节公版书

战时重庆最大的困难是政府无法将中国仅有的贫乏资源集中使用到战争上。重庆时代国民党及政府所发表的最重要的指示是：“抗战建国。”现代化战争很容易解释为包括所有的活动。在重庆有许多人为了强调他们所属机关的重要性，于是把“抗战”一词扩大解释。一旦把“建国”增列为首务，于是有如黄河开闸板一样，人力物力就被分散了。



战时行政上有一项重大措施，即所谓新县制。一九三九年政府在此一制度上花费了许多时间。报纸上，对这一制度曾有很多佳评。依此制度，每乡要设立卫生所，要增设学校，同时要增加县府的工作人员。我请财政部提出经费增加的正确数字。我发现新县制制度要比过去的制度在经费方面增加一倍。最热心推行新县制的是张群将军，他是当时国防最高会议的秘书长兼行政院副院长。我对他指出：此种制度战时财政将无法负担。尤有进者，很明显的，即使我们能够筹到经费，我们也很难物色到所需的人才来担任新增设的职位。在一次圆桌讨论会上，我代表行政院出席，席间我见到起草新县制的人员，我尽量诚恳请求他们，希望能将钱和人力集中用到抗战上。他们对我的请求无动于衷。我虽然打了败仗，我仍建议将此制度修改，分期推行。我建议分五期进行，每年实行五分之一县份。起草委员会坚持立即全面实行。最后他们胜利了。但是，他们的胜利变成纸上谈兵，因为中央政府没有经费推行。事实上，只是增设了许多没有工作的新机构。当我获悉事实真相时，我了解何以在我反对新县制时财政部未予我有力的支持。原来财政部人员比我聪明，他们一开始就知道新县制不过是纸上谈兵，不会实施。



因为新县制是道地的政府工作，所以我曾深入研究。一项新措施在立法时，人们都很认真。一旦立法完成人们就把它淡忘了。政府中公文往来的确很多，但详细计划却很少，至于谈到努力不懈地去实施改革，那就越发的少了。



为了熟悉各省的情况，一九四〇年春，我到湖南、江西、浙江、广东和广西去视察一次。陪我同行的有吴景超（Wu Ching Chao），他是一位社会学家，多年来一直任翁文灏的主要助手。另外还有崔礼（Tsui Li）先生，他是一位公共财政专家，曾在英国伦敦经济研究所研究，当时他是财政部高级秘书。另外还有内政部的魏景南（Wei Ching Nieh）。我们乘汽车行经一千五百公里。我很照顾司机，司机也很谨慎。我们走完全程，经过日本轰炸地区和盗匪出没地区的崎岖坎坷的道路，车子一直都没有抛锚。



首先，我们发现每个地方都有健全的自给自足经济，工资和物价都很好。生产者努力去工作，重新捡起他们过去的手工业，耕种他们过去废耕的土地。城市和乡村间的苦难的境遇已经减轻了。有些战时都市如衡阳、赣县、衢县、金华、桂林等都相当繁荣。在福建一个小镇上，当地人对我们说：生活比过去好。在平时，每十天杀一头猪，鸣锣通知，请大家来买新鲜猪肉。战后经济繁荣了，每天都要杀猪，所以也用不到再鸣锣了。很明显的，人们由于他们自己的努力，并非根据政府的晓谕和规定，而解决了他们的供求问题，当然也有些官员认为这种繁荣是他们智慧所产生的结果。



第二，我们发现一般人普遍抱怨征兵。我家乡的人和我以前南开、清华的学生告诉我一些征兵者令人难以置信的罪行。结果，虽然乡村损失了一百名生产者，而前线最多只能增加二十五名战斗员。年轻人尽量利用机会从营房或行军途中逃亡。在我们返重庆的途中，我们遇到负责兵役的主管，他也是去视察的。他不相信我们的所见所闻，相反的，他来了一套粉饰太平的说法。我回到重庆后，主张把征兵的数目减少一半，将薪饷增加一倍。我认为军队需要战力，国家也需要生产。但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却认为我神经不正常。



第三，我们发现中央政府大部分改革方案均原封未动，变成具文。地方政府经费不足。更重要的是：它们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政府的少数农业实验所，连普通的农人都看不起。划为造林的山地光秃秃的，只有一块木头牌子或是一块石碑，孤立在那里，表示那儿曾经植过树。卫生所不是双门紧闭就是没有适当的人员和设备。有一个实行新县制的模范县，县中的模范小学，教室中仅有的一扇窗子被一块黑板遮挡着。我问老师：为什么不把黑板移到别处，让它挡着窗子。他当着省主席回答说：因为它一向都挡在那里。最出人意料的是：所有的省主席、省委和县长都以全副精力推行新县制，而结果却完全失败。



整个视察旅行中我们会见的省主席最有精力的是福建省的陈仪。他坚信国家社会主义，他也设法在福建实现他的理想。他控制商业和分配。他的公家机构取代私人的商业组织。他推行严格的文官制度，并尽力祛除徇私主义和族阀主义。他倡办田赋征实。他的廉洁和苦干实在是没话说。只要是他能替福建做的，不论有多大牺牲他都倾全力以赴。但他在当时的省主席中是最不得人缘的。他的奇特的办法，政府控制和各项规定，手下办事人员的无能，对既得利益者无可避免的损害，这些都是使别人反对他的原因。我们在报告中支持他的理想，同时我本人在中央也极力替他辩护。但，中央于一九四二年却准他辞职了。



最富哲学气息的主席是江西主席熊式辉。为了推行卫生、农业、教育工作起见，他在试验许多共产党曾经试过的乡镇制度。他虽然努力，但江西人仍然表示很冷淡。在我们视察时，熊主席正创办一所大学。该校预计训练一批较有效率的公务员和领导人。根据柏拉图的理想，他希望能提高政府人员的教育水准。他不惮其详地阐述他的理想，并且急于实现他的理想。他要我担任他的新大学校长。他说：大学校长的地位事实上是与省主席平行的。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战时，我认为他的计划是不合时宜的。我建议他不可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