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苏俄外交部次长史脱尼可夫初期会晤中,有一次我提到委员长的长公子,并表示:极愿知其下落,如能代为查询,感激之至。他认为很困难,不过他答应试一试。
一九三七年某夜,当我和部属们闲谈时,有人报告我说有客来访,但于未见我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当我接见他时,他立即告诉我他就是蒋经国。我很高兴。在我还未来得及问他计划和意图前,他说:“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我告诉他,委员长渴望他能回国。他说他没有护照、没有钱。我请他不必担心,我会为他安排一切。接着他又说:他已与一位苏联小姐结婚,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我肯定告诉他,委员长不会介意此事。接着他又问是否应该给委员长及夫人带一些礼物。最后,我帮他选了一套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制的桌上小装饰品送给委员长,一件波斯羊皮外套送给夫人。
几天过后,他们夫妇到大使馆来,和我共进晚餐。经国夫人是一位金发美人,外表很娴静。经国先生告诉我他对中国未来的抱负。我劝告他,请他在回国后一年内不要提出他的理想,尽量了解中国的问题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然后再提出解决的办法。
直到我回国以后很久,我才晓得事情的发展情形。我从友人处获悉,不仅是委员长,就是经国先生的朋友们也都欢迎他归来。我获悉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问题,不轻易发表意见。后来,我到江西去看他,当时他在赣南任行政督察专员。他约我到他家吃饭,我发现他的夫人国语已经讲得很流利,完全依照中国旧传统接待客人。他尽力造福百姓,作风民主,操守廉洁,实在是一位标准的官员。
在莫斯科,某日,有一位衣裳褴褛、沉默寡言的人来看我。经我再三诘问,才知道他是屈武,是故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的女婿。他对我说,他于一九二五年或一九二六年到莫斯科,国共分裂后,苏联怀疑他是反革命分子。他做了十年苦工,最后被送去挖白海隧道。他过去没有干过吃力的工作,他感到在北极非常吃不消。苏联负责官员发觉他虽然是一名工人,但却有相当的教育水准,因此叫他做鼓舞同伙犯人士气的工作,他们指示他要和其他犯人混在一起,告诉那些犯人,如果在刑期中好好工作,一定会释放他们,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他十年来,一直把这些话讲给其他犯人听。当他刑期届满时,看守人员告诉他可以自由时,他反而哭起来,因为他不知道何去何从。苏联人派他任正式监狱管理员,待遇相当好。但,当他获悉中国已经对日作战时,他急于返国,想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苏方帮助他到莫斯科,他找我帮忙找他岳父要钱和护照,以便回国。我告诉他,一切都无问题,我会替他安排,要他一星期内再来见我。
过了三周他才来大使馆。他说上次我们见面后他决定要去看场电影。因为电影要半小时后放映,他想要借机看一下新建的地下铁路。当他闲逛时,治安人员怀疑他是间谍,把他逮捕了。治安人员费了三个礼拜时间清查他的资料,才弄清楚。我告诉他,这段时期要特别小心,我在三天内可以将车票替他准备好。到约定时间,他又不见面。因为他离开大使馆后到一家大百货公司的货窗前去看里面摆的物品,因而又被逮捕。这次清查他的资料,警方只用了一个礼拜。
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的恐怖气氛较一九三四年更甚。我目击彼雅可夫(Piatkov)、梭科木可夫(Sokolmkov)和拉迪克(Radek)的审讯。我也听到有关杜哈切夫斯基(Tuthachevski)元帅的谣言。我亲眼看见他于五月出现红场阅兵,再被任命代表苏联赴伦敦参加英王加冕典礼,最后在莫斯科被处死刑。我发现再想和苏联人接触已不可能。清党的浪潮汹涌澎湃,报上满载着托派分子阴谋的消息。我个人的结论是(但我未向任何人宣布):斯大林发现强大的反抗力量反对他,为了争取广泛的支持去消灭反对势力,才给他的政敌滥加帽子。反对斯大林是真的,但是说他们犯罪则是虚构的。
丘吉尔创出“铁幕”一词,用以说明苏联对消息的严密封锁。尽管苏联政府在防止消息外泄方面较其他任何国家成功,但其控制也非绝对有效。就是中国大使馆有时也能获得苏联所不欲透露的消息。至于那些组织健全、人员众多的其他各国大使馆就更不必说了。
我抵莫斯科不久,外交部通知我新疆有一个代表团到苏联洽谈借款事宜。我奉命抗议此事,并搜集有关情报。我正式向史脱尼可夫提出交涉。我们谈话的内容遍及整个中亚问题,在中亚,苏联帮助“新疆王”盛世才夺得政权,推行莫斯科所欲推行的政策。史说苏联政策是很纯正的。他说,只要新疆是中国的,苏联不必担心。但是如果有任何帝国主义想插足其间,苏联一定要首先下手。我说中国也是一样,不希望帝国主义从新疆进入中国。我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新疆不再是中苏两国冲突的焦点,而是中苏友谊的桥梁。虽然我的声明双方都很满意,但我却未能从他那里搜集到新疆代表团的情报。史否认有代表团这回事。我说代表团的目的可能是做生意,因此,可能与商业部有来往,和外交部不大有往来。他坚决地说,即使是商业代表团,他也绝对会知道。他既不知道,所以绝对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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