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蒋廷黻回忆录十七章2节公版书

七月间，武汉保卫战开始。七月二十日，我搭机赴战时的首都重庆，因为孔院长和魏秘书长留在汉口，我是重庆方面行政院高级官员，于是许多联络工作和行政责任就落到我的肩上，这实在是违反了我的意愿。



在我赴渝前一天，蒋委员长的秘书电告我，要我当晚与委员长共进晚餐。我从汉口渡江至武昌，在轮渡上遇到张群将军，他也应邀出席当日的晚宴。我们共同推测当天晚上的情形。当时日本军队已经与苏俄远东军布鲁辙的部队在朝鲜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即张鼓峰事件——译者）。此种冲突的意义报纸上已有很多报道。有人认为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盼望已久的日俄战争。张将军认为：当日晚宴的讨论主题可能就是张鼓峰事件，他猜测：由于我新从苏联回来，委员长可能要我发表意见。



蒋委员长的晚餐一向非常节俭，战时较平时尤甚。晚餐后，他说他要在当晚讨论张鼓峰事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首先发言。他认为张鼓峰事件一定就是新日俄战争的开始。许多人都发言赞同他的看法。有一位先生为了强调乐观的远景，甚至宣称日本财政将于九月崩溃。在委员长面前表示意见往往有不同的幕后动机。有些是坚信自己的看法的，有些是揣度委员长的意思，附和讨好的。当晚发言的情形，也大致如此。



许多人发过言后，委员长转身对我说：“廷黻，你对苏联很了解。你分析一下张鼓峰事件。”我回答说：“我认为那只是一次边界冲突，起于双方的带兵官，并非双方政府事先命令他们开战的。就布鲁辙本人说，我认为他的行动不仅未受到上级命令，而且可能是违反上级规定的。”当我发言时，所有以前发言的人都反对我，认为我不智。但委员长却在讨论结束时说：“廷黻说得对，散会吧。我们要自己努力，就当作张鼓峰事件没有发生。”如果说他对苏联直接军事援助曾经存在任何幻想的话，他一定是放弃这种幻想而面对残酷事实的第一人。



中日战事爆发之前，委员长慎重避免任何刺激日方的行动。他比别人更清楚对日战争的严重性，无论是物资方面的或是人员方面的。战争一旦开始，他从未表示他要接受日方所提的和平条件。当一九三八年秋日本占领武汉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Prince Konoye Fumimaro）曾发动一次和平攻势。他发表一项声明，表面上对中国人民和日本军阀双方面面俱到。我认为当时我国应该由负责的政治家发表一项答复，使日本某些人相信我们中国人是温和稳健的，我们的抗战纯粹是出于自卫的，我建议孔院长，我认为由他答复最为妥切。他同意我的建议，但先要得到委员长的批准。我起草一份答复文稿，将它拍发给正在前方指挥军事的委员长。拟议中文件发表的方式是将它当作一篇行政院总理纪念周中的演词。直至纪念周举行时，委员长的批示仍未到达。孔院长仍然照预定计划，宣读了那篇文件。下午二时左右，委员长的批示才到：不要发表那个文件。



后来，委员长发表一项声明，声明中他嘲笑了近卫文麿。他说日本欲想停战，就退出整个中国。就我个人说，我认为这项声明用不到那样严重。后来有一次与委员长在午餐席上讨论问题，他要出席者对那篇声明发表意见，我将我的意见坦率地说出来。迄今，当我回忆那次讨论时，我认为就细节说我的批评是对的，但就整个政策说，委员长是对的。因为委员长声明的目的是要激起全国的士气。他认为在那个军事节节失利的非常时期来谈和，一旦失败，必致影响士气。即使和谈能够成功，也只能达成一种不利于中国的和平。



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直到今日，仍不知道蒋委员长在八年抗战期间“一柱擎天”的力量。



在重庆主和最力的是汪精卫和他的同党。政府由汉口迁重庆后，委员长到前方指挥军事，因此他最后才到重庆。在预计委员长抵渝那天，汪派人到我的旅馆告诉我汪希望能立刻见到我。当我抵达他的官邸时，汪与他的太太陈璧君同时出迎。他告诉我：他想尽早争取最佳时机请求委员长对日谈判，他并且说，他有某些德国和意大利的路线，透过这些路线可以进行谈判。我回答说：如果对于和战重大问题有意见应该直接向委员长详细坦述，这是绝对正确的。不过我又接着说：我深信：比和战问题更重要的是统一问题。统一作战或统一言和，中国才能有办法。如果分裂，无论是战是和都会失败。如果我所言不虚，则最后的决定一定要取决于委员长，因为他一身独揽国家团结的重任。当我发表意见时，我发现汪虽然深受感动，但他的太太几乎是怒不可遏。当谈到与日本政府接触的路线时，我向汪建议：不要利用他的德、意关系，因为中国人多数认为德、意是日本的同党，任何透过德、意的谈判不论其实质如何，都被认为是对中国不利的。我说我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利用其他国家；如果不可能，宁可直接谈判。汪认为我的意见不切实际。当我辞出时，他说，待他见过委员长后再尽速召见我。当天汪与其他人员到机场去迎接委员长。汪随蒋到官邸讨论甚久。我下班后一直在旅馆中等候汪的消息，一直等了三天才召我前往。当我到他官邸时，我发现他正在垂头丧气。他告诉我委员长彻底反对他的意见。“既然如此，”我说，“我们一定要服从。”几天后，汪离重庆前往法属越南，从越南前往南京，成立了他的傀儡政权。这件事完全出乎我的预料。虽然我一直对他未寄以厚望，但我确曾认为像他那样文化背景和有革命历史的人实在不该去从事违反国家民族利益的叛行。我认为：汪的叛国行为也许是有原则的，也许是为了满足一己的私欲，但他太太却完全是为了满足一己的虚荣心。汪之走上叛国之路可能是她将满足虚荣心的要求与汪的政治原则相结合。这种做法，合了他们双方的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