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古典中华第四讲 道德囚笼还是精神支撑？框定古中国的两个紧箍咒

制度和现实随时可能面临消亡或断裂，但精神却能穿破历史的迷雾，成为古典政治秩序的价值根基和理念指引。因此，孔子可以称作古典政治秩序的第一立法者。

内容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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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典世界大立法者的断裂与延续

    ■ “礼乐制度”作为周公与孔子间的纽带，在前者的时代是一种政治现实，在后者的时代则是一种道德和生活理想

    ■ 孔子为了弥补因时间和统治权缺失而造成的纽带断裂，从外在权力的追求转向了内在德性的塑造

○ 从制度立法迈向精神立法：由礼到仁的重心转移

    ■ “内·外”的双环结构：外环的礼乐制度是政治现实，内环的“仁”是其中的价值理念，两者相互支撑

    ■ 外环的政治现实崩溃时，内环的精神结构仍然稳固

○ 从单一统治到多元治理：大一统在理论上的完善

    ■ 周公构建了由“天子—贵族”组成的统治共同体，而他自己是“统于一”的“一”

    ■ 孔子的“大一统”不存在于现实层面，而是用“仁”的理念去统合天下，追求以“仁”为底色的道德教化

    ■ 真正的“大一统”要在政治和道德的双重面向上实现一统

○ 迈向大同世界：上古中国政治秩序的想象

    ■ 大同世界的成员被权力和道德有意塑造，缺少真实的欲望、情感和认知

    ■ 对人性的吸纳甚至贬抑是中国古典政治秩序立法者的工具

课程文稿

一、周公与孔子：中国古典世界中大立法者的断裂与延续

前面三讲，我们讨论了周公、孔子在制度和精神层面的立法。你应该也知道，孔子是相当敬仰周公的，他一生的理想就是恢复周礼，他也给礼乐制度找到了新的价值理念，也就是“仁”。甚至到了晚年，孔子会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就是说，我实在是太老了，已经很久没有梦见过周公了。

无论是在制度还是在思想上，周公和孔子之间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但是，这两位大立法者其实在时间上隔了差不多500年，所以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不可弥合的断裂。周公和孔子之间的继承关系主要体现在“礼乐制度”这个层面。在周公的时代，“礼乐制度”是一种政治现实，但是到了孔子的时代，“礼乐制度”不是一种政治现实，而是一种道德和生活理想。

很明显，礼乐制度是连结周公和孔子之间的纽带，而如果没有现实政治统治权，就会使得这个纽带面临断裂的危险。孔子为了弥补这个断裂，就从外在权力的追求转向了内在德性的塑造。

可能在某个特殊的时代，古典政治秩序的理想在现实上被消磨殆尽，但依然会在理念上保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是孔子作为立法者最伟大的贡献。或者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虽然孔子在时间上被排在第二位，但是从基础和功能的意义上来看，孔子可以称作古典政治秩序的第一立法者。因为制度和现实是随时可能面临消亡或断裂的，但精神和理念能够穿破历史的迷雾，成为古典政治秩序的价值根基和理念指引。

二、从制度立法迈向精神立法：由礼到仁的重心转移 

我们这一季，讨论的都是中华古典秩序的大立法者，其实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思维中并没有“立法者”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欧洲思想”，而不是“中国思想”的产物。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用一个外来的概念来解释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人物呢？

那是因为，我们想要讨论的是中华古典秩序中最底层的构造。以大立法者的视角重新去观察中国历史中的秩序形成过程，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

周公到孔子之间的连接和转向，可以整体地折射出中国古典政治秩序的全体相。这个全体相，就是从周公到孔子完成了中国古典政治秩序的内·外的双环结构。外环就是周公设定的礼乐制度，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现实，而内环就是孔子倡导的“仁”，是其中的价值理念。

这种双环结构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支撑的。因此，无论是在现实政治处于混乱时期，还是处于蓬勃焕发之际，这个结构都并没有真正崩溃过。

比如，你可能知道，三国时期曹操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谋士荀彧，可以说，没有荀彧尽心尽力的辅佐，曹操是无法起家的。荀彧对曹操曾有过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建议曹操“迎献帝”。当时汉献帝返回洛阳，曹操手下大多数人都觉得不应该迎接汉献帝。荀彧却认为，汉献帝仍然是天下共主，这种正统性是没人能替代的，迎献帝能够得到道义的支持。曹操听从了荀彧的建议，而迎献帝的举动，也确实给曹操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声望，这也才有了后来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可是，荀彧这么一位尽心辅佐曹操成就霸业的功勋之臣，却在后来极力反对曹操。

在曹操占领冀州后，有人建议应该恢复古时的九州，扩大管辖范围，这让曹操很动心，但是却遭到荀彧的反对。又过了几年，董昭这些人建议汉献帝应该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这说明曹操篡位的意图已经公开了。群臣们都表示祝贺，只有荀彧去劝阻曹操，荀彧认为曹操应该“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这个举动也激怒了曹操，最后荀彧的死应该也和这件事有关。

其实，荀彧从尽心辅佐到极力反对曹操，其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从迎献帝这件事就能看出，荀彧在守护的其实一直都是汉室的正统。而当曹操称帝的企图公开化之后，二人的决裂也就不难预料了。

不仅是曹操，当时那些企图篡权的人，不管是董卓，还是袁术，这些人都没有好下场。因为东汉以来，汉室皇权的合法性已经根深蒂固，任何篡位之举都得不到道义的支持。

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虽然在乱世之中，外环的政治现实已经处于崩溃的状态中，但是内环的精神结构仍然是稳固的，稳固的内环能够撑起分崩离析的外环。从周公的“礼”到孔子的“仁”，就这样搭建起了中华古典政治秩序的完整结构。

三、从单一统治到多元治理：大一统在理论上的完善

刚才说的是周公和孔子构建的内·外的双环结构，其实，这两位大立法者的立法思路，也共同触碰到了中国古典政治秩序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如何在广土众民的区域中以较小的力量与成本实现天下的一统。

尽管孔子的立法更多的体现在精神层面，但孔子也是在回应这个问题。

在周公的立法行为中，他构建的是一个由“天子—贵族”组成的统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必须在政治实力和道德修养上都远远高于民众的水平，才能实现天下的一统。在这个意义上，周公抹杀了“民众整体”之间的差异。礼乐秩序所针对的是那个“天子—贵族”共同体。

而孔子设想的政治构图正好与周公相反，孔子没有把统治权置放到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群体身上，同时，孔子也并不认为民众内部就没有差异，在他看来，民众这个群体内部也有多元化的存在，是可以通过“学习”和“教育”来实现提升的。

周公与孔子的政治构图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所属时代不同，而且自身所处地位也不同。在周公时代，构建政治秩序的目标就是要以较小的力量和成本去实现所谓的“大一统的天下秩序”，这是一种统于“一”的秩序，这个统于“一”的秩序最终所指向的就是“周天子”。“周天子”必须在政治实力和道德禀赋上具有强大的优越性，才能够维系住这个“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周公的“大一统”是自己参与的秩序，他自身就是那个“一”。

但是在孔子的时代，孔子政治秩序的想象不完全是一种参与者的态度，而多了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上一讲我们说到孔子对“仁”的解释，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也就是说，孔子的“大一统”并不是一种现实层面的大一统，而是用“仁”的理念去统合天下。

而孔子周游列国，就是要贯彻“仁”这种理念，以“仁”去一统中国。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也发生过比较危险的状况。当时孔子路过陈、蔡之地时，被围困了，粮食也断绝了，这就是厄于陈蔡的故事。在这期间，孔子依然很镇定，继续讲授学问，他还叫来了弟子子路、子贡、颜回，问他们说，我的理念并没什么不对，那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

颜回就回答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大意就是说，您的理念博大精深，所以天下不能容。虽然如此，老师仍然推行这套理念，即使这些国君不接受又怎么样呢？“不容然后见君子”，正是因为这些国君不接纳，然后才显出君子本色。颜回的这个回答也受到了孔子的赞同。

你看，在孔子的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使得孔子对于当时的诸侯们如何去实现“大一统”并不热衷，甚至有很强的离心倾向，孔子当时所主张的那一套政治秩序的理论，和现实的政治情势几乎没有必然的关系。他追求的是以“仁”为底色的道德教化。

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中国古典政治秩序的大一统不单单是一个政治事务，更是一项道德事务。如果我们只是强调某一个面向上的大一统，那么，这个大一统就难以面对复杂的政治现实。只有在政治和道德的双重面向上实现一统，才是真正的“大一统”。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节目中还会不断提及。

四、迈向大同世界：上古中国政治秩序的想象

不管是孔子还是周公，无论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多么地不同，作为伟大的立法者，他们都给出了理想的政治构图。在上古时代的中国，周公和孔子共同给出了古典政治秩序的乌托邦想象。这个乌托邦就是《礼记·礼运》篇所描述的大同世界，这里我来给你念一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对这个理想秩序的描述中，我们看不到权力、道德的字眼，但却随时随地能够感受到政治与道德的气息。这里有一系列的被动句式，“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通过“有”这个被动式的语气，我们看到大同世界里的所有人都仿佛被一只无形之手所安排。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自然的，而是被权力和道德有意塑造的。这个大同世界不是生气盎然的世界，而是被古典的封建秩序所包裹的世界。

这样一个大同世界，仍然常常被我们今天的人提起，但我在这里，想让你注意到的是这个大同世界的另一面，那就是这样一个大同世界，和我们现代人能想象的乌托邦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在这个大同世界里，也就是在周公和孔子所构想的这个政治秩序中，我们看不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的欲望、情感和认知。那个大同社会好像就处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在那个角落中，我们现实世界的人的欲望、情感和认知一旦遭遇这个大同社会，就会被吸纳，被抹平。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深刻地展示了这个“大同世界”的这种压制性。不管是《礼记》中所描述的大同世界，还是陶渊明所臆想的桃花源，人们在其中的生活并无什么本质的不同：他们最终都被禁锢在那个理想的世界中。

这样一个大同世界，是中国古典政治秩序的目标，是一个理想的世界。而其中对人性的吸纳甚至贬抑，也恰恰是中国古典政治秩序立法者的工具。

好，讲到这里，我们第一模块周公和孔子这两位大立法者，就已经讲完了。相信你已经对中国古典政治秩序的原型，有了基本的认识和理解。我们下一讲，就会从封建时代进入到帝国时代，我会带你来看看这一时代的两位大立法者：秦始皇和董仲舒。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