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古典中华第一讲 从神魔到人间，中国的历史才真正开始

商周之变的核心，就在于完成了对“巫术”的剥离，形成了一种以“人”为核心的秩序。

内容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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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商构建的统治秩序

    ■ “伊尹放太甲”：在巫术主导的统治秩序中，僧侣阶层行使统治权

○ 从“天帝”到“人帝”——统治权威来源的合理化

    ■ 殷人的观念中，统治权威的来源是“天”，“祖宗”只是能领会天意的人

    ■ 周人转换了“以祖配天”的神秘主义解释逻辑

        ▲ “祖宗”通过“德”来彰显天命

        ▲ 解构“天”，使其能被观察和理解

    ■ 宗庙之祭取代了神秘主义的祭天，民之意愿构成了统治秩序的根基

○ 周凭什么取代商——统治秩序的“除魅化”与“再魅化” 

    ■ 除魅：脱离原先的神秘主义要素

    ■ 再魅：建立新的伦理和价值标准

○ 如何统治广土众民式的帝国——统治技艺的精细化

    ■ 商周变革之际，更重要的变化是封建制度的形成

○ 从外在的“礼”到内在的“仁”——日常生活的规范化

    ■ 周公在政治上分诸侯、定刑书之后，即开启制礼作乐

    ■ 孔子的伟大贡献是确立了 “仁”这一日常生活规范化的要求

课程文稿

你好，欢迎来到《通往文明之路100讲》第一季。从这一讲开始，我们会进入中国古典秩序的第一个模块，我们来讲讲中国最初的两位大立法者，分别是周公和孔子。

我们在导论里说过，所谓的大立法者，都在面临时代挑战的过程中，创造出了全新的格局，并且沉淀为一种全新的秩序框架。而正是周公和孔子这两位大立法者，奠定了中国古典政治秩序的基本模型，后续中华帝国的演化也都源于周公和孔子开创的这个原型。

人类自从过上群体的生活，就一直努力地组织起来，形成一种秩序，以面对各种未知的挑战。而要想形成一个能够应对环境挑战的政治秩序，并且这套秩序能够持续存在，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政治秩序一旦无法应付各种内外的挑战，便会衰败和崩溃，而在新旧政治秩序交替之际，就往往需要新的大立法者来重整秩序。新的大立法者，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让新的政治秩序获得世人的认同，所以，这个新的立法者就必须要对新的政治秩序进行正当性的辩护。

那么，在商周之变中，周公推动了哪些关键性的改变，从而稳固了一套新秩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殷商构建的统治秩序是什么样的。

殷商的统治秩序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巫蛊”，“巫师”或“僧侣”阶层在整个统治秩序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殷商建立初期，曾经发生过一次争夺政权的事件，也就是“伊尹放太甲”。简单说就是，在商汤的长孙太甲继位后，因为太甲“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被商朝的元老伊尹给放逐了。这位伊尹，是商朝的开国元勋，同时他也是一个大巫师。

当然，刚才我讲的只是故事的一个版本，伊尹放太甲这个事件的争议很多。比如在《竹书纪年》里说的是：“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意思就是说，在商汤的儿子仲壬驾崩之后，这位大巫师伊尹就把新国君太甲流放到了桐宫，是要自己当国君。伊尹就这样自己当了国君，并且流放太甲七年。

通过这个事件，我们能大概理解巫蛊在整个商朝统治秩序中的地位。“伊尹放太甲”这个传说的本质，其实是在巫术主导的统治秩序中，僧侣阶层对于统治权的一次行使。

在殷人的世界中，伊尹既不是篡夺王位的权臣，也不是践行崇高道德理想的圣哲。他只是那个“巫蛊”秩序的代表和守护者。因此，在《竹书纪年》的相关记载中，我们看到，新国君太甲夺回政权后虽然杀了“开国元勋”伊尹，但是仍然册封了伊尹的两个儿子，虽然《竹书纪年》这部书的可信度和史料价值不高，但通过书中的记载，我们可见这个“巫魅”秩序的强大。

只有理解了殷商这种基于“巫蛊”文化的统治秩序，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商周之变在中国历史中这么重要，也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把周公作为中华帝国的第一位大立法者。

商周之变的核心，就在于完成了对“巫术”的剥离，形成了一种以“人”为核心的秩序，这才是真正将人们组织起来的“政治秩序”，政治的本质就是要脱离这种基于“巫蛊”的秩序。

一旦人们完成了对巫蛊秩序的脱离，接下来的问题便在于，这种以“人”为核心的统治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以被接受的? 这也是后世所有的立法者都面临的问题，也就是，当他们主张某个人或某一类人对于其他人具有统治权的时候，他们能够提出什么样的合理理由呢？这就是对统治权威的解释问题。

一、从天帝到人帝——统治权威来源的合理化

在古典的政治秩序中，统治权威的来源，都是从天人关系的视角来弘扬发挥的。比如，古典中华帝国的皇帝会被称为“天子”，这就体现了一种天人关系的视角。

我们刚才说，商周之变的核心是形成了一种以“人”为核心的统治秩序。那我们先看看殷商对统治权威的来源是怎么理解的。

其实，在殷人的观念中，统治权威也来源于天。不过，这个天是一个神秘主义的“天”，因此对天意与天命的感知需要以“巫人”，也就是巫师为中介。殷代的王要么自身就是“巫人”的首领，要么就对“巫人”群体有着强大的控制力。所以，殷人相信自己的祖宗就是那个能够领会天意、贯彻天命的人，“以祖配天”就是殷人统治权威的来源。

在殷人的观念中，统治权威的来源是“天”，而不是“祖宗”。“祖宗”只是那个能够领会天意的人，只是“配享者”。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殷商采用的是“兄终弟及”制，“兄终弟及”的本质在于，从当时的角度去理解天意和天命，只能够在自己的家族范围内寻找到最年富力强的人来担任统治者。而当时人的自然寿命是非常短的，父亲死的时候儿子往往还是幼年，因此很难形成一种“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只能把统治权传给年富力强的兄弟。

而且，每个统治者自身只是“配享者”，统治者自身并不是真正被后代祭祀、奉尊的对象，因此从统治者本身的角度出发，将权位传给自己子孙的意愿就不是那么高。

商周变革之际，周人对于“以祖配天”的思想有所继承，但是却剥离了其中的神秘主义要素。在周人的观念中，天命或天意并不是那么神秘，也不是那么捉摸不定，而是可观察、可理解的天，尤其是在统治权移转这个问题上。周人解释自己能够取代殷人的统治，尤其是周人作为一个异于夏人和殷人族群异族，他们能够取得统治权的最大原因，并不是因为在“巫术”的意义上取得了对于天意或天命的解释权，这种解释如果从周人这个异族口中说出来，没有任何说服力。

因此，周人逐渐转换了“以祖配天”的神秘主义解释逻辑。这种转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突出祖宗在统治秩序构建中的位置，将祖宗从原先的配享地位提升到主导地位，也就是说，祖宗不再仅仅是那个“配享者”，祖宗本身可以通过自己的品性和能力去彰显天命和天意；二是对天的神秘主义特质进行解构，使得“天”这个原先很神秘的对象，成为能够被观察和理解的对象，原本高高在上的“天”现在直接被纳入到统治者的统治秩序之中。

具体来说，在周人的观念中，祖宗之所以能够获得统治权，是因为自身的“德”彰显了天命与天意，所以在表明和宣称自己统治权的“祭祀”环节中，周人并不像殷人那样将天放在主要位置，而是把具有“德”的祖宗放在主要位置。

神秘主义的“天帝”最终让位于真实存在的“人帝”。所以，周人的“以德配天”，本质在于将统治权的合理理由放在“人”身上，而不是“天”。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在解释统治权威时，“天”就没有影响力了呢？

事实并非如此，为了稳固统治权的移转，周人还把天进行了可视听化的处理，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把这个神秘主义的天置放到了“民”的身上，也就是所谓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就是对于统治权移转规则的合理解释的第二步。“民”和“天”之间的内在关联被置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可以看出，宗庙之祭取代了神秘主义的祭天，民之意愿构成了统治秩序的根基。所以，统治权的稳固就不再依靠巫术，也不再依靠统治者个人的年富力强。正是在这两个要素的合力下，周人最终确立了长子继承制，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秩序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根本法则之一。但是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统治权来源合理化之后，长子继承权才能够最终确立。至少在武王、周公时代，还没有真正地、全面地确立这种长子继承制。

二、周凭什么取代商——统治秩序的“除魅化”与“再魅化”

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中国，在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类，都不约而同地完成了某种转型。人类对于自我、对于世界的认识，都从以“巫术”为中心，转移到了以“人类”自身为中心。这也就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文明”的突破。而在政治领域，这种突破就是从基于“巫蛊”的统治秩序转向基于“理性”的统治秩序。

在中国古典政治秩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商周之变的秩序转型就具有这种 “除魅化”的特征。所谓的除魅，魅惑的魅，就是说脱离了原先的神秘主义要素。

事实上，当时的殷人具有非常发达的文化，我们去读一读《诗经》中《卫风》和《郑风》中对这些殷商故地的记载就知道了。在当时，周人和殷人并不属于一个族群，而夏人和殷人属于一个族群。

所以，殷代夏并不会产生统治秩序的根本转变，而周代商，周人就必须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文化和艺术上具有极高成就的商，会被一个在文化和艺术上并不那么好的周所取代呢？

实际上，自武王伐纣克商之后，周人还是最大限度地尊重了殷人的文化和既有的统治权。周人真正建立自身的统治秩序，是要到周公克殷并制礼作乐之后了。周公具体如何通过制礼作乐来重新建立统治秩序，我们会留到下一讲具体来回答。

这里，我想重点提出的一点是，周公所创制的这套礼乐秩序，在周人统治秩序得以稳固之后，又再度“魅惑化”了。

什么意思呢？虽然说，这套礼乐秩序完全不同于殷人的“巫蛊”秩序，但它建立了一套新的伦理和价值标准，而这种伦理和价值标准一旦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就肯定会使得统治权再度“神秘化”，就拿周代礼乐制度构建的“五礼”体系中的核心“吉礼”来说，主要目的就是祭祀神明，讲究的是通过祭祀与天地同心。这就是周代统治秩序“再魅化”，也就是统治秩序再一次具有了神秘色彩。

实际上，中国古典政治秩序的立法者们都没有跳脱出这个范式，在完成了对于旧政治秩序的“除魅化”之后，也就开启了自身政治秩序“再魅化”的进程。也就是要让自己建立的统治权力再一次“神秘化”。

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统治术的登场：比如，意识形态的确立和构建、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社会精英在帝国层面的全方位参与，如此等等，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中带你一一看到。

当然，后世统治秩序中的神秘性色彩，已经和殷商统治秩序中的巫蛊文化完全不同了。从周公创立的这套秩序开始，已经从根源上剔除了巫术政治或神权政治对政治秩序的影响。自周公之后，中国的政治秩序的立法原则一直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立法。

三、如何统治广土众民式的帝国——统治技艺的精细化

除了刚才说的剥离了巫蛊文化，建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统治秩序。在商周变革之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就是封建制度的形成。这也体现出了古典中华帝国在统治技艺上的精细化。请注意，在这里我们说的“封建”，它和我们在课本中学到的“封建社会”不同，我们这一讲中的“封建”是周人统治的一种形式，是周王朝以自身为中心，在周边的领土中分封许多国家给他的亲戚和重要臣，目的是让他们形成诸侯国来拱卫中央，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

周人为了统治秩序的稳固，不仅通过封建制把治理的技艺用在了王公贵族身上，而且用过定刑书，制礼作乐，把这套统治的技艺应用在了普通人身上。

在基本政治秩序的框架确定之后，随着治理疆域的逐渐扩大，人们生活的领域在陆地上不断拓展，广土众民式的帝国秩序逐渐成型，统治的难度和复杂度也在不断升级，要想实现帝国的“一统”，古典政治秩序的统治技艺也必须不断变革。说到这里，也就触及到了中华帝国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也就是如何处理帝国的一统和异族文化以及地方力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处理“一”和“多”之间的关系。

比如，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里看到，等到了周秦之变，统治技艺上又出现了飞跃性的发展。“郡县制”的发明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帝国一统。

而在后续的变革中，不管是唐宋之变还是明清之变，帝国统治秩序的复杂度和精细化程度都在不断升级，具体的统治技艺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里讲到，这里就不展开了。

四、从外在的“礼”到内在的“仁”——日常生活的规范化

最后，我要提醒你注意一个现象。在任何一个政治秩序之中，大立法者的最终目标不会仅仅是维持一种统治秩序，而是去形成一种规范、安全和舒适的生活方式。古典中华帝国的大立法者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非常深刻。

因为，只有被统治者的日常生活获得了规范化的运行，政治秩序才算是真正有了稳固的根基。所以，周公在政治上分诸侯、定刑书之后，马上就开启了制礼作乐。

周公的制礼作乐为日常生活提供了基本规则和纲要，随着人们对这些基本规则和纲要的日常实践，就逐渐形成了后世的礼乐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又使得孔子这位大立法者意识到，诸国之间的争霸和战争使得舒适、规范化的生活成为一种奢望，既然无法通过外在世界寻得一种规范化的日常生活，那么就必须转向内在的生活世界。孔子的伟大贡献就在于确立了“仁”这一日常生活规范化的要求。这使得人们可以不借助外在制度的力量，就能形成一种规范化的生活。孔子之后，大家就会发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古典政治秩序无论是处于一种“大一统”还是处于“分裂”的状况时，日常生活的规范化，始终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冲击。

但是，在后续的发展历程之中，尤其是经历了汉唐之际的异族入侵和佛教思想的大流行之后，日常生活无论在外在的“礼”还是内在的“仁”，都遭受了极大的冲击。而宋明理学的形成过程，恰恰就是为了应对这种日常生活世界的混乱，也对普通人的生活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且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

好，这一讲我们重点讲到了商周之变，带你看到了这个变革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以及对于大立法者来说，他们在统治秩序以及日常生活的立法层面，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什么。而这些问题，也正是贯穿古典中华帝国的核心命题。

好，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下一讲我们会具体来看看周公这位大立法者，究竟是怎么为周人和后世立法的。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