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中华第五讲 这两样技术，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封建制度

为了找到帝国秩序的精神内核，秦汉之际的立法者们不断更换统治的理念和哲学，直到董仲舒确立了儒家的政治支配地位。

内容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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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秩序面临的挑战

    ■ 铁器与牛耕的出现提升耕种的效率，导致井田制崩溃

    ■ 竹简的出现降低知识传播的成本，“游士”阶级诞生，增强各诸侯国君主的实力

    ■ 同心圆式的封建制度无法有效统治广土众民；政治权力集中的郡县制成为历史的必然

○ 帝国如何整合贵族官僚

    ■ 摈除其他的政治野心，让“做官”成为职业，并通过律法整合官僚

    ■ 为贵族官僚打造“忠君”的意识形态

○ 帝国治理的有效性

    ■ 帝国单一政治权威形成的早期，法家《商君书》用律法让官僚与百姓各安其位

    ■ 减少官职和官员的数量，以国家治理的“必要”为限度

    ■ 《商君书》的方案简洁有效，但忽略帝国统治的复杂

○ 帝国秩序的精神内核

    ■ 法家的治理术不具有对秦汉帝国在政治哲学上的解释力

    ■ 董仲舒“独尊儒术”标志着第一次中华帝国精神的呈现

课程文稿

你好，欢迎来到《通往文明之路》第五讲，上一个模块我们讲了中国古典政治秩序的大立法者，也就是周公和孔子。周公和孔子也为后世开创了一个基本的秩序原型。

以周公和孔子为代表的古典封建秩序，本质上是贵族阶层内部的秩序，先通过分封制实现君主和贵族之间相互忠诚的契约，再通过礼乐制度将这种契约关系稳固化。

然而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平民力量的崛起，周公孔子建构的这一套古典秩序，自然就走向了崩溃。经过列国争霸，中华文明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帝国时代。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古代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秦始皇无疑可以称为古典中华帝国秩序的大立法者，但是，只有外在制度的秩序往往都是脆弱的，秦的短命也印证了这一点。而帝国的精神秩序，要一直到汉代董仲舒那里，才找到理想的表达。而这一套哲学的表达，也成为后世中华帝国的精神内核。因此，我们会把董仲舒作为秦汉帝国的第二位大立法者。

一、从封建走向帝国

一个广袤的帝国，治理的难度和复杂度，一定不是封建时代能够相提并论的。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过，当一个政治秩序无法应付各种内外的挑战，便必然会走向衰败和崩溃。从封建到帝国，本质上也是因为封建制度无法再应对各种新的内外挑战。

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先来看一看，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秩序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的挑战，以及，为什么在这个过程里，秦国能够脱颖而出，并且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帝国体制。

西周时期，周天子为了各种原因经常向外继续分封，诸侯的野心开始有所膨胀。原本均衡的封建体制，开始遭遇挑战。在这个过程里，周天子逐渐式微，诸侯开始兴起。

等到了春秋末期，随着一些重要技术发展，带来了新的经济和人力资源，打破了过去的社会均衡，封建社会当中的贵族秩序彻底崩塌了。

首先是铁器与牛耕的出现，使得耕种的效率大幅提高。以往土地归属周王，百姓对土地只有使用权，并且还要给领主交贡赋。铁制农具的出现给人们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农业产量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因为井田不允许交换，百姓就在井田之外大量开垦私田，开垦的荒地不仅可以私下交换，而且还不用给领主交税，到了西周末期，人们甚至从井田逃亡；另一方面，人口繁衍越来越多，三年重新分配一次的井田，已经不能够满足当时的生产发展情况了，这两个原因都使得井田制开始遭遇困境。

井田制的崩溃可不仅仅是经济制度的改变这么简单，井田制还代表着礼法秩序。《周礼》当中就记载了一种专门为井田制设立的礼仪，叫做“籍田礼”，“籍田”就是指农民耕种的井田。在每年春耕前，贵族们就会来到井田进行一场盛大的典礼，祈求社稷以期获得丰收。贵族们通过井田的所得来完成祭祀，这样就可以获得一种宗教属性，显示贵族的权威。维护统治的仪式也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政治行为，也就是说贵族可以通过与天神的沟通，获得一种独立性，并不依附于君主。

但是，随着开垦私田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各国开始不再区分公田、私田，而是要求所有土地普遍交纳田租，而这个田租是由各诸侯国的君主来收取的。这样一来，祭祀的开支就变成由统一的赋税收入来支付，由此，贵族就丧失了独立于君主的身份，转为依附者。贵族也就失去了跟神沟通的独立性，政治主体也开始逐渐地收归于各国的君主。

另一个重要的技术变化是竹简的出现。在周朝前期，文字是通过铸鼎的方式向外分发，除了大贵族们，没几个人有机会接触到文字。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字开始被刻在一片片竹简上，这样文字复制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急剧下降，一般的贵族子弟、甚至运气好的普通百姓，都有机会学习文字获得知识了。

再加上多年的人口膨胀，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有文化、却无法获得封地的贵族子弟，他们就变成游士。这些没有根基的游士和各个诸侯国的君主一拍即合，游士就成为依附于君主的官僚。这样一来，君主就可以全方位碾压原先的贵族封臣。

到了这一步，人们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礼乐制度已经不再相信，封建式的忠诚关系也难以维系了，变法、战争、争霸，成为各个诸侯国的普遍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对当时的社会挑战给出恰当的回应，才能够在列国的争霸中胜出。而秦国就是在不断的改革、征战过程中做到了这一点，实现了对于广土众民的有效统治。

要实现有效统治，首先是政治权力能够实现对所有人的有效控制，这种有效控制不仅是一种纵向的上对下的控制，还是横向的民众之间的相互监控；除此之外，这种政治权力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快速地实现政治动员，比如战争的时候，能快速地把人组织起来；再来，政治权力还得能够在短时间内从统治区域汲取资源，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以面对各种内外的威胁。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意识到，原先同心圆式的封建制度是没法实现对广土众民的有效统治的。政治权威必须集中在一个原点，其他权威只能来自于这个权威的“授权”，不能够有独立的“权威”来源。

在政治上，必须将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形成独裁的状态，才能够尽可能地通过战争来实现对更多领土的占有和对更多平民的统治。在制度设计上，必须将这个独裁的权威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来分散到各个区域中去，在这个历史趋势下，郡县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是历史的必然。

二、帝国如何整合贵族官僚

通过我们前面的讲述，你应该不难发现，在帝国政治体制下，贵族官僚成为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对于君主和民众来说，贵族官僚都是必须防范但又不得不倚重的对象。

所以，帝国政治体制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难题就呈现了出来：就是如何能够通过一套精神和制度机制的设计，让贵族官僚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阶层，既为君主效力，为百姓谋福祉，但又缺乏自立的野心。这相当于给帝制中国的统治者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让贵族官僚拥有权力但却不贪图权力？

要实现这个“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政治目标，帝国统治者必须对贵族官僚进行两个维度的改造：一是把贵族官僚打造成为“职业经理人”，让他们把做官作为唯一的诉求，做官只是职业上的追求，并不附加其他的政治野心。只有完成了对官僚的职业化改造，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帝国政治体制的长治久安。这个改造进程是长期的，从上古中国一直延续到了近世中国才在制度上被真正完成。但是在帝国政治秩序奠定的初期，其实秦国已经在法律的意义上实现了对官僚的整合。

只不过这种整合本身随着秦二世胡亥的政治清洗而中断，对官僚的政治清洗使得秦国的官僚们最终选择加入反秦的队伍。这个历史经验对于秦之后的帝国统治来说不能忘记，因此，完全通过律法整合官僚的路径就中断了。一直到到唐宋之际科举制度的完善，才算是找到了职业化的契机。

除了对官僚的职业化改造，贵族官僚还必须有着一套适合自身集团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维系“君主制”，他们的“精神”必须依托在“君主”这个身份上。并且，不管这个“君主”的自然人格是是聪明的、伟大的，还是残暴的、愚笨的，都必须被视为是帝国政治体制的中枢，贵族官僚都必须依托在“君主”这个身份上去完成自己的职业追求。

所以，在帝国政治体制下，“忠”这个词的意涵就发生了变化，传统思想中认为“尽己之谓忠”，这种立场在贵族官僚这里就表达为“忠君”。请注意，这里的“忠君”是忠于一个“制度化的君主职位”，因此这时候“尽己之谓忠”的“尽己”就不是对于自我，对于个人的忠诚，而是对于自己所属的这个官僚阶层的忠诚。

三、帝国治理的有效性

在封建时代，君主要处理的核心关系锁定在天人关系上，制度化的体系就是宗庙和礼乐制度。

等到了帝国时代，封建时代“天人关系”的视角能影响到的空间范围实在太小，不能实现对“众民”的有效控制。面对一个广土众民的帝国，治理的有效性很重要，不管是如何低成本地实现对“众民”的治理，还是前面说的如何有效控制新崛起的官僚阶层，这些都是帝国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帝国单一政治权威形成的早期，法家提供了一套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就是通过法律来实现社会和政治的控制。“君主”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设计出一套法律体系，这套法律体系既要能够把握和掌控民众的多元诉求，同时，这套法律体系也要能够对官员施加严格的控制和监控，使得君主可以只凭法律而不是私人的忠诚，来获得对官员的有效控制。

法家的《商君书》给出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对于老百姓来说，如果想要实现向上跃迁，就是通过耕作和当兵来实现，平民去当兵打仗，有了军功就可以论功行赏，实现阶层的跃迁，这样君主就可以通过富国强兵和对外扩张来实现对平民的控制和治理，把他们的力量转变为帝国的力量。

而对于官员，《商君书》提出了“必要性”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减少官职和官员的数量，以国家治理的“必要”为限度，《商君书》认为过多的官职和官员是一种祸害，这些官职和官员的存在隔绝了君主和民众，消耗了国家的财力，应该被清除，尤其要发动民众来监视和检举官员。

对于这个帝国的“君主”来说，《商君书》给出的制度表达简单到非常“诱人”的地步：这个方案是如此地简洁明了，容易掌握，又是如此地有效。

但是，《商君书》这个方案太过简单，忽略了帝国统治的“复杂性”，因为帝国不能只考虑治理的有效性问题，一个广土众民的帝国，必须找到一套恰当的哲学表达，才能维系帝国体制。换句话说，帝国制度必须要找到一个“稳固的灵魂”，才能确保帝国的有效治理。

四、帝国秩序的精神内核

帝国需要哲学表达，需要一套适应帝国秩序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需要超越治下不同地区人民的风俗、习惯、性情，提炼为一个同一性的理念表达，让不同地区的臣民能够对帝国有普遍的认同和想象。而且，这个哲学表达还要能对帝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提供一套整体性的理论框架，以便对于这个庞大的体系进行现实的、合理化的解释。

为了寻找到这个帝国秩序的精神内核，秦汉之际的立法者们不断更换统治的理念和哲学。我们都知道秦制背后是法家的治理术，但这最多只能算是在制度的意义上完成了对于帝国秩序的立法，法家的思想，不管是商鞅还是韩非都不具有对秦汉帝国在政治哲学上的解释力。

这个任务，只有到了汉代的董仲舒那里，帝国精神秩序才得以建立。董仲舒确立了儒家的政治支配地位，并融汇了其他各家的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恰是秦汉帝国秩序的历史完结，它标志着中国帝国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的第一次帝国精神的呈现。

而且，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的理论，可以说，在理论的层面上克服了“官僚制”，确保了帝国体制的稳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董仲舒和秦始皇并列，秦始皇完成了帝国秩序的制度立法，董仲舒完成了帝国秩序的精神立法。关于他们立法的具体过程，我们会在后面的节目来讲，这里就不展开了。

有了帝国的哲学表达，中华帝国就被视为一个行进在历史长河中的神圣存在，即便朝代有所更迭，统治者来回变换，帝国的躯体与精神不会变化。这才是帝国精神内核的本质所在。

好，我们这一讲的内容就到这里。下一讲，我们会具体来讲讲秦始皇开创的大秦帝国和他具体的立法过程。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