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中华第六讲 古典帝国迎来了第一位“皇帝”

“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也始终是围绕整个帝国秩序的因变量，无论朝代更迭，谁都绕不过去。没有 “文野之别”，就没有中国大历史。

内容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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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制度：帝国秩序的基石

    ■ “皇帝”称号显示嬴政的功绩超越他之前的所有“帝王”，标志了帝制中国的起点

    ■ 封禅：彰显统治的合法性

    ■ 全国巡视：显示统治权力的权威

    ■ 官僚制：皇帝制度下的附庸

○ 郡县制：帝国秩序的骨架

    ■ 任免取代继承，打破以往贵族和家臣对官职的垄断

    ■ 地方官僚保持高度的流动，防止地方形成势力

○ 书同文、行同伦：帝国秩序内在演化的基础

    ■ 文字的统一为帝国的核心和骨架提供血肉的支撑

    ■ 统一的道德规范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思想

○ 文野之别：无法摆脱的焦虑

    ■ 秦始皇希望通过军事行动确立敌人，摆脱“蛮夷”属性

    ■ 修长城从军事防御演化成文化象征，成为划分“文明”与“野蛮”的外在地标

课程文稿

一、皇帝制度：帝国秩序的基石

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5年，但秦汉到明清的两千多年里，虽然朝代更迭，帝国政治秩序却不断延续。这一讲，我们来看看秦始皇在周秦之变，帝国秩序之初，如何打下了这套沿用两千多年的制度原型。

公元前221年，在嬴政统一六国之际，他和他的大臣们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给新的统治者一个全新的称号。因为在他们看来，嬴政的贡献已经超越了有史以来所有在这片土地上曾经统治过的人。因此这个称号必须要彰显嬴政前无古人的伟大功绩。《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嬴政和他的大臣们最终采用了“皇帝”这个称号。其中“帝”来源于上古传说，在古人的天文思想中，天帝是宇宙的统治者，而上古五帝是地上的统治者，由于他们的功绩和智慧，在死后升天，就以“帝”这个名号相称。所以能够获得“帝”这个名号的人就具有某种超越世俗的力量。而在“帝”前加一个“皇”字，就是要显示嬴政的功绩超越他之前的所有“帝王”。

一个新称号就代表了一种新秩序。因此，“始皇帝”不仅代表着对秦王嬴政个人的赞誉，更是帝国秩序的起点，帝制中国由此开始。

 皇帝制度在之后的两千多年中一直延续，直至清朝走向衰退、灭亡。

皇帝制度作为帝国秩序的基石，本质就在于通过皇帝这个职位形成帝国统一的象征。这个统一的象征除了尊崇皇帝的个人权威之外，还需要在这个位置上的“君主”来显示帝国的凝聚和团结。这么说可能有些抽象，我举个例子。

嬴政在获得“始皇帝”称号之后，带领文武大臣和儒生到泰山进行的封禅，通过封禅这个行为来告诉世人，皇帝是与“天”之间的唯一关联，只有“皇帝”才能够与“天”进行单独沟通，这也意味着在皇帝制度支配下的政治秩序获得了“永恒的合法性”。除了封禅来彰显统治的合法性，秦始皇在统一后的第二年，就开始在全国巡视，显示统治权力的权威。但是，你想一下，就算皇帝再精力旺盛，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单凭他一个人，也不可能实现对帝国领域的全面覆盖。那么，他就需要帮手，需要分身来帮助他形成对各个地方的有效统治。

皇帝制度下的官僚制就这样产生了。但是和宋明时期文官集团干预朝政，甚至威胁皇权不同，在早期的官僚体制中，官员们虽然分享着皇帝的权力，但仍被看作是皇帝的仆人，他们没有任何实际的力量去制约皇权，更不要说左右皇帝治理国家的政策了。因此，早期的官僚并不是一支重要力量的政治力量，只是皇帝制度下的附庸而已。

二、郡县制：帝国秩序的骨架

官僚制形成的“皇帝-官员”，这种纵向的统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处理了权力在中央的问题。那要如何对待地方呢？在这一模块的开始我们说过，帝国秩序要面对的核心难题就是，用低成本的方式实现对广土众民的有效管理。

秦统一六国后的疆域迅速拓展，六国的土地都归皇帝所有，但对于那些旧贵族来说，依然想获得这些土地；另一方面，在封建制下，平民一直被禁锢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他们长时间忍受着封建领主的压迫与剥夺。旧贵族的保守和平民的崛起，上下这两股势力挤压着秦统治秩序的根基。显然，封建制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现实状况，推行郡县制已是大势所趋。

郡县制其实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到了战国晚期，已经在各个诸侯国得到了实行。只不过，在秦统一六国之后，有关是否完全废除分封制，在秦朝统治内部也不能形成统一。比如丞相王绾就建议秦始皇分封皇子到偏远地区为王，来巩固统治。而李斯认为分封制是周朝诸侯混战的根源，极力反对。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秦始皇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共设三十六郡，郡下设县，由皇帝直接任命郡守和县令，这些官员不受身份等级的限制，可以来自任何一个阶层。就这样，任免取代了继承，秦始皇打破了以往贵族和家臣对官职的垄断。

与此同时，皇帝又害怕这些官员在地方形成势力，威胁他的统治，于是就会不断地对官员进行轮换，让地方官僚保持高度的流动。

在郡县制的逻辑下，某个王朝可能会很短命，但是中央权力集中和安顿广土民众始终是不变的政治关怀。因此，郡县制本质上实现了皇帝权力的集中和平民权益的保障的双向成长，支撑着幅员辽阔的帝制中国。

三、书同文、行同伦：帝国秩序内在演化的基础

如果把帝制中国看作是一张巨大而紧密的网，皇帝制度和郡县制就是两条纵横交织的轴线，拉起这张刚从分裂到统一的网。不过网拉起来后，怎么把网扎紧一样关键。

即使在当下的中国，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差异都十分明显，你可以想象刚刚完成统一的秦，在政治文化上的差异有多么大，秦虽然完成了疆域上的统一，但不同地域的旧贵族仍然拥有着很大的势力和文化解释权。

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所推行的各种统一政策，你就会发现，书同文和行同伦这两项政策最为关键。

先说书同文，可以说没有文字的统一，就没有其他任何领域的统一。战国时期，各国文字虽然基本结构大致相同，但繁简程度和偏旁位置却有差异。比如楚国的文字就会在笔画中加入一些像鸟头、虫爪当作装饰，而秦国更多使用的是秦隶，这种字体结构简单，书写也更简易。秦统一后，各种繁复的文字不仅影响人们沟通交流，还增加了帝国行政管理的成本。更何况秦始皇自己每天都有大量的官文要审阅，如果文字不统一、简化，就十分影响审阅效率。而且也会增大官文编写过程中的出错率，降低了政令传播的准确度，法律规范也无法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此，要想实现官僚内部管理与沟通的有效，消减地方与中央的隔阂，共同的文字必不可少。

有了文字的统一，官僚阶层之间的管理和民众日常生活的秩序都在皇帝制度和郡县制的框架下慢慢展开，帝国的核心和骨架获得了血肉的支撑。

如果说，书同文让皇帝能够从上至下地实现统治，成为帝国秩序的主体。那么，相对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行同伦就让平民逐渐获得了一种被动的地位。后世帝国秩序的演化，也发生在皇帝和平民这两个主体中。

行同伦，顾名思义就是要求人们的日常行为要遵从统一的道德与规范。高高在上的皇帝与普通民众之间实在有太远的距离，而统一的价值体系让他们有了共识。比如，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发现的一处秦代墓葬中，出土了近千枚秦代竹简，其中就有关于人们日常生活规范的记载。墓主人“喜”是秦代的一个官吏，他亲身经历了秦统一六国的整个过程。在墓中发现的简牍《为吏之道》，当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为人君则惠，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这二十个字是在说作为基层官僚的基本规则，但你会感受到“父慈子孝”已经不仅仅是社会伦理，还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层面，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思想。

四、文野之别：无法摆脱的焦虑

刚才我们说了秦在构建帝国秩序时做的一系列举措，但秦一直无法摆脱一种文化焦虑，那就是相对于周文化，秦的文化是一种“蛮夷文化”。为了克服这种焦虑，秦的统治者在帝国建立的一开始，就通过军事行动和政治空间上的划分来凸显自己的“非蛮夷”属性。我举两个你熟悉的例子，来解释一下。先说军事行动，在完成统一的大业之后，秦人并未止步。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命大将屠睢率领50万大军，南下攻击百越，平定南方之后，他又将目光转向北方，公元前215年，命将军蒙恬率领30万秦军北击匈奴。秦始皇希望通过军事行动确立自己的敌人，摆脱“蛮夷”属性。“夷狄”不仅是军事敌人，更是“文明”的反例，秦通过攻打“夷狄”，极力巩固自己和六国文化之间的亲缘性，让自己更大范围的被接纳。

不过，军事行动本身能够对抗的只是作为军事敌人的夷狄，要在文明意义上维护自身的主体性，就必须通过一种“区隔”的机制来实现。这个机制在秦帝国那里就是修长城。秦的统治者希望用长城来给文明画一条线，里面就是中原文明，而外面是象征野蛮、慌乱的夷狄。回看历史，从秦开始直至清，修建长城逐渐从军事防御演化成一种文化象征，成为划分“文明”与“野蛮”的一个外在地标。当遭受“夷狄”的挑战和入侵时，长城给“中原”留下了缓冲空间，能够最大限度地调整自身的制度和精神。

但是，秦始终都没有克服“蛮夷”这个文化焦虑，在汉帝国的统治精英看来，秦快速崩塌的根源也在于此。“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也始终是围绕整个帝国秩序的因变量，无论朝代更迭，谁都绕不过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文野之别”，就没有中国大历史。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下一讲我们一起看看汉代的董仲舒是如何改变了儒学的命运，为帝国秩序注入了精神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