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中华第九讲 中国历史只是一堆断烂朝报？抱歉，黑格尔错了

不同于史官，好的历史学家更能够透过历史的细节去把握历史的“法度”，也就是把握历史演变的法则。

内容讲义 

点击【查看原图】即可一键保存哦

○ 历史立法的根本问题：能够主宰历史演变法则的主体是谁？

○ 历史的法度

    ■ 一般史官欠缺秩序的视野，未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

    ■ 对历史的立法，必须具有“通史”的意识和理念，把历史作为整体

○ 司马迁的历史哲学：“天道”

    ■ 《史记》在“天下”秩序的框架下审视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思想，记述了一个“中国疆域”中的“世界史”

    ■ 所有秩序的参与者都是历史的主体

    ■ 尊重历史偶然性，也认识到善恶标准的无力

○ 司马光的历史哲学：“人事”

    ■ 司马光的时代，历史需维系帝国政治的正统性，其历史哲学成为了对君主的教育

    ■ 《资治通鉴》记载统治者或是对帝国治理术有贡献的人，通过儒家的“道”来评价历史

    ■ 局限在自身价值观中的中华帝国的历史

课程文稿

你好，欢迎来到《通往文明之路100讲》。这一个模块，我们也会来介绍两位大立法者，分别是司马迁和司马光。

你可能觉得很奇怪，司马迁和司马光，他们俩不都是史学家吗，一位写了《史记》，一位写了《资治通鉴》。这跟我们说的大立法者有什么关系呢？

虽然这两部史学著作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而且这两位史学家他们生活的年代也相隔很远，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就是他们都是在为帝国的政治秩序进行历史立法。

要长时间维系一个帝国的政治秩序，必须从历史的维度进行立法。而要进行历史立法，需要回答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能够主宰历史演变法则的主体是谁？换句话说，这个历史到底是谁的历史？对这个问题的关切和回答，也构成了司马迁和司马光两种不同历史哲学。

一、历史的法度

在早期的中国政治秩序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好的“史官”，也就是记录历史的官员。春秋时期就有很多好的“史官”的代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就记载过一段关于史官的故事，我先来念一下：

“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崔杼杀齐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这段的意思就是说，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大夫崔杼杀死了齐庄公。当时的太史就如实记录：崔杼杀死了他的国君。然后崔杼杀死了这位太史，太史死了之后，他的弟弟就继承了官职，太史的弟弟还是继续这么写，这个弟弟也被杀死了。太史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他还是继续这么如实写，这次崔杼放弃了，没有再杀这个弟弟了。这时候，南边的史官也听说了这个消息，也准备好了写好的竹简来了，来了以后一看，这件事已经如实记载了，这才回去了。

这个故事就让我们看到，一群好的史官，如何恪守自己的职责，如实记录史实，甚至不畏惧生死，确实让人非常敬佩。

但是，这些好的“史官”却未必是好的“历史学家”，也无法去进行历史维度的立法。这是因为一个好的“史官”虽然能够忠实于历史的真相，但是他们也容易更多地纠结于自身的职业，欠缺秩序的视野。因此不可能给出历史维度的立法。

而政治家也不可能完成这种历史的立法，因为政治家只关注现实的政治情势，因此不可能具有历史的意识。

因此，历史立法者的任务就留给了了历史学家。不同于史官，好的历史学家更能够透过历史的细节去把握历史的“法度”，也就是把握历史演变的法则。

因此，这种对历史的立法，就必须具有“通史”的意识和理念，也就是在秩序视野下，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而不只是对某个朝代历史的编纂。这是因为，帝国政治秩序本身的存立和发展并不依赖于某个现实的统治者，也不局限于某个朝代。只有在“通史”的意义上，历史的立法才有可能。

黑格尔曾经说，中国的历史没有历史哲学，只是一堆断烂朝报。但是，如果我们对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进行深入研究的话，就会发觉，黑格尔过于武断了。

在司马迁和司马光的历史著述中，都存在着对于历史法则的基本判断。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我们才会说，司马迁和司马光是古典中华帝国的两位历史立法者。

但是，因为这两位史学家的年代不同，视角不同，所以对历史法则的基本判断也不同，这就构成了古典中国帝国政治秩序的两种历史哲学。

二、司马迁的历史哲学：“天道”

我们具体来看看，司马迁和司马光的历史哲学具体有什么不同。

有很多人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而《资治通鉴》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所以，前者是文学家的历史，后者是政治家的历史。

这种论断还是太简单了，只是从作品的体裁风格上去评判在这两部名著，忽略了它们在帝国总体立法框架中的地位。实际上，这是两种历史哲学的原点不同。这个原点就是两人所处时代的帝国政治秩序，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我们先来看看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和他的历史哲学是什么样的。

在司马迁的时代，秦汉帝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框架，帝国的政治肉身已经成形了，帝国的政治灵魂也基本确立了。但是帝国治下的各个区域、各个文明和各种思想主张仍然是多元的。所以，你去阅读《史记》，就会发现，在《史记》所体现的价值观中，儒家虽然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先秦时代的其他各家思想和主张都是司马迁的思想资源。

关于多元性这一点，我们可以把《史记》和孔子的《春秋》做一个对比，很容易就能发现，两者的视角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春秋》的脉络中，是以鲁国的视角去记述当时的天下秩序，因此《春秋》伦理批判的意味很浓，相当于用鲁国的标准去度量整个天下秩序。而《史记》刚好相反，《史记》是在天下秩序的框架下去审视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和传统。

司马迁的历史哲学，是从汉代帝国秩序的视野出发的，他记述了一个所谓的“中国疆域”中的“世界史”，当然，这个“世界”的概念和今天有很大不同，你可以理解为超越中原的“天下”。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在《史记》中为什么会给那些在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那么高的历史地位？

因为在“世界史”的理念下，即便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在司马迁笔下都成为了值得被记述、被认识、被理解，甚至被赞扬的人物。这体现的就是司马迁对于历史的理解，他记载的历史，无论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是对于帝国政治秩序的成立和演化有过历史贡献的人，并且司马迁把这看做是“天道”的彰显。关于“天道”，下一讲我们会详细来讲，在这里你先知道“天道”是司马迁的历史哲学就可以了。

因此，不光是成功者值得被记载，所有秩序的参与者都应该用一种“历史的态度”去对待，而且在很多时候，司马迁甚至更看重失败者对于秩序的贡献。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所有参与了秩序形成和构造的人，都是历史的主体。所以，我们在《史记》当中看到了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批判性的历史理念和历史哲学，司马迁在对相关人物、事件进行记录和处理时是饱含着情感的。这个包含着所有人的努力的秩序，才值得我们去追忆、去理解、去铭记。

司马迁曾说过自己撰写《史记》的心志，其中有一句就是“通古今之变”，而这句话的本质，不过就是将成功与失败、荣耀与没落、圣洁与无耻共同呈现在历史的演化中，并且以此来呈现“天道”。

但是，司马迁自己对这个“天道”，并不是那么确定或者笃定的。司马迁在写《史记》的过程中，充分意识到了历史偶然性，也认识到某种善恶标准的无力。司马迁最困惑的地方就是，在帝国秩序的构造史中，天道常不与善人，也就是真实历史中往往是好人没好报。

因此，在《史记》中，司马迁把自身的困惑不断地呈现在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身上。可以说，对“天道”的疑惑而非确定，正是司马迁历史哲学的深层内涵。

所以，我们能在《史记》中看到一个史学家发自内心的“温情与敬意”。正是在这一种“温情与敬意”中，司马迁笔下的历史才是饱含情感的，他才会对一些历史传说和材料加以运用，去丰富这种情感，从而使得人们认识到帝国秩序的构造和形成，不仅仅只有那些英雄和成功者有贡献，而是包含了所有参与者甚至是失败者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司马迁构建的早期中国史，是具有一种多元的“世界史”意蕴的。

三、司马光的历史哲学：“人事”

刚才我们谈了司马迁的时代和他的历史哲学。而到了司马光的时代，帝国政治秩序已经成熟了。当然，我说的这个成熟并不是指政治现实层面，实际上在司马光生活的宋神宗时代，政治现实层面，或者说政治的肉身还是处于一个积贫积弱、相对弱势的地位。因此我说的政治秩序的成熟，更多指的是政治灵魂上的成熟。

在这种情况下要为帝国的政治秩序进行历史维度上的立法，根本的着力点就在于通过历史来维系自身统治的正统性，以及通过历史来寻求一个合适的治理术。

因此，司马光的这种历史哲学必须有一个逻辑上自洽、一致的、过硬的灵魂内核。这就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坚持的儒家的“道”。这种“道”和司马迁不同，他没有了司马迁的疑惑，更多了几份坚持与笃信。而且这种“道”，也不再是司马迁那种所有秩序参与者共同实践的“道”，他并不关注失败者体现的“道”，而只关注那种追求成功的“道”。那么，谁能够确保这个成功的“道”呢？很明显，只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因此，司马光的历史哲学就转变成了对君主的教育。

所以，《资治通鉴》的核心关照就是，什么样的统治者以及什么样的统治策略最有利于帝国政治秩序的稳定和维系。

所以，司马光对于历史的态度和司马迁完全不同。如果说，司马迁对于历史的态度是一种“动情的理性”，那么司马光对待历史的态度完全是“灰色的”，他基本不参杂个人的情感去对历史进行整理和记述，他的全部目标，都在于如何用“历史的方式”把“治道”的方法呈现给帝国的治理者。

因此，在司马光的笔下，真正能够进入到历史记忆中的，从来都是统治者或者是对帝国治理术有所贡献的人。正是在这个理念下，诗人被逐出了历史，失败者只有可能作为反面典型进入到他的历史。

因此，我们在阅读《资治通鉴》的时候，感受不到那种历史中的生命意识，我们看到的仿佛只是帝国治理术的实验及对其得失的评价。这种历史似乎是一种不断反复和循环的历史，他只是统治者不断登场与退场的历史。

而在这种不断反复和循环的历史进程中，司马光只有通过确立儒家的“道”，来对历史进行评价，但是，这个儒家的“道”就和司马迁追求的“天道“完全不同了，儒家的“道”本身并不是那么的包容。也因此，《资治通鉴》就丧失了帝国秩序的世界视野。可以说，司马光的历史，是局限在自身价值观中的中华帝国的历史。

好，我们这一讲就先到这里。下一讲，我们会来具体聊一聊司马迁的历史叙事。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