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中华第七讲 董仲舒：给酷法披个皮，就能治理天下了？

通过“独尊儒术”，政治秩序剥离了秦制本身单一的暴力因素，民心也得到了安顿。帝国秩序不仅获得了灵魂，也获得了正当性的辩护。

内容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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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承秦制与帝国秩序的危机

    ■ 法家虽然可以提供治理术，但却无法提供正当性辩护

    ■ 汉为稳固统治根基，采取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制度，但未解决秦制没有灵魂的问题

○ 为帝国的灵魂立法：“大一统”的哲学阐述

    ■ “大一统”追求自下而上地建立一种“善”的政治秩序

    ■ 董仲舒把“天”与皇帝制度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大一统”变成了皇权合法性的基础

○ 春秋决狱：政治灵魂的法律操练

    ■ 严刑峻法能掌控社会，但与“大一统”的所追求的“善”相悖

    ■ 儒家对“礼”和“仁”的推崇符合帝国秩序的精神内核

    ■《天人三策》“独尊儒术”为法家的治理术披上儒家的外衣，具体法律的应用中，会引用儒学经典来断案

○ 独尊儒术：帝国政制的生命力所在

    ■ 被赋予灵魂的秦制：皇帝制度—独尊儒术理念下的官僚制—民众政治

    ■ 官僚阶层掌握了对统治正当性的解释权，从而获得了相对君主和底层民众的独立性

    ■ 帝国秩序的制度立法和精神立法在汉朝完成了整合

课程文稿

一、汉承秦制与帝国秩序的危机

上一讲我们说到了秦始皇完成了帝国的统一，并且为帝国秩序打下了制度模型。在此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帝国政治体制不断延续。

但是，秦的统治者太过于相信这套制度的稳固了，相信能够通过皇权和官僚集团实现对社会的完全掌控，他们根本不去关心秩序的精神。法家虽然可以提供治理术，但却无法提供正当性的理论。没有理论，秦制只是一个赤裸裸的制度。

汉帝国承继了秦的版图和制度，统治者也意识到了秦制的局限，然而在理论层面也一直没有解决秦制灵魂缺陷的问题，只能够凭借直觉和治理经验去应对继承秦制所带来的危机。比如，政治制度上，采取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体制来稳固统治根基；刘邦将大半的疆土分封给七个诸侯王，诸侯王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他们可以在封地内征收赋税，拥有军队。而只有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关中十五郡实行郡县制。不过，这种并行的体制却给汉初政权的稳定埋下了隐患，刘邦登基仅五个月，便发生了燕王臧荼谋反事件。虽然刘邦秦制平定了这次反叛，但皇权与诸侯王之间的博弈，一直威胁着汉初的统治根基。经济上，用道教休养生息的方式，来恢复社会经济。可以说，汉初从社会各个层面贯彻道家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搁置了秦制没有灵魂的问题。

不过，一旦搁置的问题被激活，汉帝国的危机就浮现了。

虽然，汉初的无为而治让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出现了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但是经济的强盛并没有带来政治的发达，而且秦朝遗留的风俗也没有改变，世人抛弃礼义，追求奢侈，竞相攀比。

汉帝国的统治者对待秦的态度也很暧昧，他们把秦帝国的崩溃归咎于秦始皇个人而不是秦制，所以就不断地在各种史书、文学作品中妖魔化秦始皇的个人形象，我们今天对秦始皇性格暴戾、反复无常的印象，很大程度上都是汉代塑造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真空状态下，秦制在汉帝国的秩序中是如何可能的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为秦制重新赋予精神和灵魂，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就是董仲舒。

二、为帝国的灵魂立法：“大一统”的哲学阐述

对于身处诸侯混战的人们来说，秦始皇所塑造的“大一统”非常符合人们对于统一秩序的想象，但是秦制内在的专制主义和对平民的严密控制，却和“大一统”本身的理念相冲突。“大一统”这个词，在当时代表的政治理念和我们今天理解的不太一样，“大一统”最初出现在春秋公羊学中，这种政治理念追求的是从一切事物的根源入手，自下而上地建立一种“善”的政治秩序。

可以看出来，“大一统”这种政治理念和秦制的专制和严苛是相冲突的，但是到了董仲舒这里，他复活了“大一统”最初的政治理念，并且加以改造，从而为帝国形态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哲学表达。

董仲舒结合儒家和阴阳家的学说，把原先“大一统”理念中强调的万事万物的根基，做了新的阐述。董仲舒把这个万事万物的根基定位在了“天”。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周公、孔子他们不也都在解释“天”，董仲舒有什么特别的吗？

董仲舒最突出的就是，把“天”与皇帝制度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一方面解决了秦制合法性的难题，另一方面借助皇权，让“大一统”真正成为现实的社会体制。

在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中，记载着他对皇权与“天”的论述：

“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

这段话的重点是“受命而后王”，也就是说在董仲舒看来，一个皇帝能称王一定是受到“天命”的指派，而不是来自于“继承”。得到皇权之后的所作所为也都是有“天命”加持的。

“天命”就是“大一统”的根基和源头。在董仲舒的解释中，“大一统”被剥离了政治和暴力的因素，变成了一种正当性和合法性的话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大一统”从来都不是某种现实的政治功业，而是受到“天命”所托，为帝国秩序寻找合法性的基础。皇帝的权威也不在于他拥有的地位和开创的功业，而是他是大一统秩序的合法性代表。

但是，这样的论述还是只停留在了理论，怎么样才能让这套理论落地呢？

三、春秋决狱：政治灵魂的法律操练

到汉武帝时，在治国理政的观念上，统治者逐渐摆脱黄老学说，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巩固统治、治理国家的的策略。针对汉武帝的征问，董仲舒马上回应，连上三篇策论作答。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策三答，史称《天人三策》。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影响最深远的建议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六艺指的是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董仲舒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汉武帝听取后，将不治儒学的太常博士全都罢黜，招揽数百位儒生，这就是我们都知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不过，从大立法者的角度来理解“独尊儒术”，你就会发现“独尊儒术”正好是“大一统”的理念在政治秩序中的精神立法。前面我们提过，秦帝国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快速崩溃，就是因为统治者太过于相信法家严苛的治理术，他们认为只要有足够细密的法律就能够实现对社会的完全掌控。秦的法律到底有细密呢，在湖南云梦睡虎地遗址中发现的秦简，其中就记载了大量秦的法律，有关于农田耕作的《田律》，关于粮草管理的《仓律》，关于税收的《关市律》等等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但这种严刑峻法的统治只能获得“大一统”的外在形式，本质却和“大一统”所追求的“善”相悖。而儒家对“礼”和“仁”的推崇，正符合了帝国秩序的精神内核。通过“独尊儒术”这个精神立法行为，政治秩序剥离了秦制本身单一的暴力因素，民心也得到了安顿。帝国秩序不仅获得了灵魂，也获得了正当性的辩护。这样一来，制度治理的效率有了，安抚民心的口径也有了，秦制能够在汉帝国的政治和日常生活中稳固运行。

这种稳固运行的基本形式就是为法家的治理术披上儒家的外衣。因为，法家严酷的治理术正是秦制在日常生活，问题最多、矛盾最集中的地方，董仲舒通过将儒家的基本价值理念植入到汉代的基本法律制度中，让帝国制度获得了灵魂。这个历史过程，在学界被称作“法律儒家化”，它持续时间很长，直到唐代才完成。

史书《通典》里记录了一个董仲舒亲自参与的一起案件，这个案件很有意思。

甲某没有儿子，有一天在路边捡到了一个弃婴乙，甲含辛茹苦把乙抚养长大。乙长大后杀了人，甲爱子心切就把乙藏起来，希望能躲避惩罚。人们问董仲舒该如何给甲定罪？

董仲舒回答：“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

他的这段断词引用了《诗经》中的话，用“螟蛉”来比喻甲的义子乙。意思是说：虽然乙原来是弃儿，但甲把他当作儿子养育，也就与亲生儿子没有什么不同了。

在这个案件中，问题的本质其实是，养父子关系是不是可以被视为是儒家讲的“父为子隐”。为了把养父子关系也纳入到“父为子隐”的解释中，董仲舒引用了《诗经》中有关蛾的幼虫和土蜂的故事来说明，养父子关系与亲生父子关系之间具有本质上的类似。

在这个经典案件中，儒家经典中的《诗经》、《论语》都被引入到对具体法律的应用中。这样引用儒学经典来断案的方式，就被称作“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彻底确立了儒家经义在逻辑上的优越性，也让统治精英意识到这种优越性不单单是道德上的，更是治理上的。统治者并不用真正了解法律的细枝末节，而只需要掌握儒家经典的要义，就可以担当起治理者的职责了，并且能够对复杂的生活关系进行归纳。在统治技术相对缺乏的古代，这无疑为统治者们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治理方法。

四、独尊儒术：帝国政制的生命力所在

前面我们说了自秦之后，在治理术上，历朝历代都没有真正意义上超脱秦制。可以说，秦制是整个帝国中国历史中未曾变过的制度。虽然在各种具体的治理方法、官僚体制和政治理想上会有所调整，但秦制作为帝制中国的核心架构从未动摇。可是，被人们如此批评、否定甚至诅咒的秦制为什么能在帝制中国屹立不倒呢？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秦制获得了自身的政治灵魂。而这个政治灵魂，就是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

如果我们把秦制的核心拆开，在顶层就是皇帝制度，在底层就是民众政治。

当皇帝制度稳定时，帝国就自上而下地汲取资源，民众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更像是一种被动的驱动力，而当帝国面对不可控的挑战时，来自民众的反抗又会反过来促成帝国治理的更新。整个帝国制度的变化就像是一个历史函数，民众政治和皇帝制度相互依存，皇帝制度体现为一种最终的结果，而民众政治的变化会反过来影响皇帝制度。而独尊儒术理念下的官僚制，就是两者的重要支撑，维系着君主和民众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

在独尊儒术之前，官僚阶层并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更多地是皇帝制度的衍生品，官僚阶层很容易站到皇帝的对立面，帝国的内乱和篡权经常发生。而正是独尊儒术，让官僚阶层获得了对于君主和底层民众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就体现在他们掌握了对统治正当性的解释力。正当性就是天意，它超越于所有人的意志，但是对天意的解读不在皇帝手里，而在儒生官僚手中。这样就对君主形成了外在约束，虽然强度肯定不如封建时代诸侯贵族的约束来得有效，但差不多已是当时政治情势下能够做到的极致了。最终，帝国秩序的制度立法和精神立法在汉朝完成了整合，唐宋之后，帝国政治秩序的变迁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此，要真正变革秦制，只能从根本上改变帝国的政治灵魂，使得维系帝国制度的对应法则发生改变，或许才是终结秦制的唯一道路。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在下一讲我们把秦始皇和董仲舒放在一起，来系统地看看秦汉帝国的政治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