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 . 两个有意思的对比

通俗西藏史（一百三十一）——两个有意思的对比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咱们上期尺带珠丹执政前期，吐蕃内部政治博弈，用这种分析背景的方式，来解释韦氏大相达札恭禄，为啥突然就被杀了。还有就是，之前轰轰烈烈的韦氏家族，以后的三十年里，再也没出过一位大相。

如果是韦·达扎恭禄是因为唐朝成功地使用了反间计，那这次已经是有史料记载的第二次了。

还记得咱们之前讲过《必杀军神之计》吗，唐朝这次用计的时间是万岁通天二年（697年），用计目标是吐蕃军神论钦陵。

当时论钦陵和郭元振在野狐河畔相会，论钦陵要求唐朝放弃安西四镇。结果论钦陵的要求，居然得到了一部分唐朝大臣的赞成，但另一部分大臣坚决反对。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郭元振给武则天出了一个主意。他让吐蕃用吐谷浑换安西四镇，结果这事儿就翻篇了。

除了这个主意以外，郭元振还跟武则天说：

“吐蕃百姓久为兵役、徭役所苦，但钦陵权威太重，谁拿他都没辙。我们现在啊，应该每年遣使吐蕃，向吐蕃赞普申明和好的意愿。论钦陵一定不能同意，这样的话，吐蕃赞普和论钦陵就会上下离心，一定会生出祸端。钦陵若去，断吐蕃右臂矣。”

果然像郭元振预料的那样，698年赤都松赞就血洗了噶尔家族的封地，699年论钦陵被迫自杀。

两条计策放在一起看，您会发现什么问题？

都是利用了吐蕃王权和相权之间的裂隙，这就是反间计，反间计不过是扩大了固有的裂隙。

郭元振计策的背景是，禄东赞父子相继担任吐蕃大相，时间长达四十多年。在他们领导下，吐蕃鲸吞了吐谷浑，多次大胜唐军。

在这种背景下，禄东赞父子拥有了极高的威望，而吐蕃王权处于边缘化的窘境。

当时噶尔家族权倾朝野的程度，可以从吐蕃大臣的对话中看出端倪:“从这以后，鞠躬致敬之事儿，因为手短挨不到地面，而站立磕头之风，天下未之有也。”

这里说的，应该是禄东赞父子面见吐蕃赞普时礼数不周，不磕头致敬，理由是手太短，够不到地面。[1]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就算没有郭元振的反间计，吐蕃赞普也得对噶尔家族下死手。

所以当时的论钦陵，已经身陷死亡螺旋里了，唐蕃双方都急不可耐地希望他死。

韦·达扎恭禄被处决的时候，才干了一年的大相，就算他的战果再高，对王室的威胁也有限。

这就像齐天大圣再厉害，一个人也轮不过整个天庭。

但达扎恭禄姓韦，这就有点麻烦了。

要知道，在他之前的23年里，韦氏出过两任大相，韦·乞力徐干了16年，韦·绮力心儿干了6年。

在此期间，韦氏大相重新拿回了军事主导权，乞力徐依托九曲之地，对陇右发动了一系列进攻。虽然说，进攻的效果不佳，唐朝给予了强硬的反击，但态势对吐蕃王室不太友好。大相掌军权，让王室心里的阴影又扩大了。

更让王室紧张的是，他们在韦氏身边布置的棋子都挂了。

最早倒下的是王室的主心骨，太王太后没庐·赤玛伦，她在713年断开了连接。

紧接着，稳压乞力徐一头的坌达延赞松，在714年上墙了。

王室抬出了没庐氏的尚·赞咄制约乞力徐，但韦氏也没闲着，韦·绮力心儿上线，成了乞力徐的备胎。

721年，没庐氏的尚·赞咄去世、尺带珠丹的母亲，琛氏家族的头牌赞玛脱去世、另一个尚族巨头赤桑达擦也去世。

虽然这一年，乞力徐也下线了，但很显然死亡的打击，对尚族的影响更大。

接过乞力徐位置的韦·绮力心儿，几乎成了没人能制约的人物。

他做大相的这几年，比乞力徐的时候滋润得多。

所幸，725年韦·绮力心儿也挂了，这算是让王室松了一口气。拥有王室父系背景的埃氏大臣成了新大相。但这位大相也没干多久，727年埃氏大相也死了，王室再次遭受重创。

727年，尺带珠丹一口气任命了三个大相，分别是吐谷浑小王、尚族的本登葱，以及韦氏的达札恭禄。

但之后，韦·达札恭禄强势崛起，携大胜之威，成了一颗夺目的政治新星。

这就是，达札恭禄被一刀两断的背景。

知道了这些，您还觉得他是因为“暗通中国”被杀的吗？

唐朝可能确实是用了反间计，但反间计这东西，只能依托对方的裂痕。李隆基就是再有本事，也不能给尺带珠丹写封信，说你把达札恭禄给老子杀了！

所以，达扎恭禄被咔嚓了，只能说是因为吐蕃内部的尚论博弈，是因为韦氏家族的再次崛起，让吐蕃王室又想起了噶尔家族。

可以这么说，721年到725年间，韦氏大相的权力，已经有了不受牵制的情况。达扎恭禄又一种强势崛起的态势，走进了吐蕃权力的核心圈。

这就将韦氏、尚族和赞普之间的冲突推至临界点。

这就是达扎恭禄被杀的根本原因。

唐朝两次使用反间计，分别干掉了论钦陵和达扎恭禄，都是堂堂正正的阳谋，而且是无解的阳谋。

另外，从这两个案例也能看得出来，唐朝对吐蕃国内的情况也很清楚。知道吐蕃国内有各种势力之间的权力博弈。

当然反过来说，吐蕃对唐朝的情况也很熟悉，毕竟一大帮留学生在长安待着呢。

再说了，两边打了一百多年的战争，要说互相之间不了解，是不可能的。

有这种想法，只能说是在侮辱双方的智商！

干掉了韦·达扎恭禄之后，没庐氏的大臣琼桑斡尔芒成新任大相，并且一直干到了748年。

这位新大相上任以后，马上就开始了政治清洗，之前被韦氏流放的大臣，重新获得了提拔，而之前被提拔的大臣，遭到了流放。

这一轮操作下来，标志着从705年开始，到728年为止的，吐蕃尚与论共享权力的阶段彻底终结。

尚族取代了代表世俗贵族的“论”，成为吐蕃政坛上当之无愧的领袖和最显赫的主政力量。[2]

吐蕃政坛上的云诡波谲，并没有特别影响边境局势，吐蕃边将依旧在策动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在河西节度使王君㚟死后，兵部侍郎萧嵩主政河西，他连续提拔几位很有能力的大臣。其中，坐镇瓜州的便是名将张守珪。

应该说张守珪接了个烫手山芋，就在他上任之前，达扎恭禄刚刚攻破了瓜州城，将城中囤积的辎重全部运走，还顺手拆毁了瓜州的城墙。

张守珪接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火速重建瓜州城防。

萧嵩能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张守珪，也说明他认为张守珪在之前的战绩堪称智勇双全。果然，张守珪没辜负萧嵩的期望，他刚到瓜州不久，就给吐蕃人来了空城计。

接到任命后的张守珪，只带着少量亲兵便奔赴瓜州，面对着残破不堪的城墙，他判断吐蕃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于是他马上招募军民，开始日夜赶工。但就在修城的板堞刚刚立好，吐蕃军队果然来了。

这时城中留驻的军民都心无斗志，纷纷建议弃守瓜州。（“城中相顾失色，莫有斗志”）

但张守珪却显得非常镇定，他对手下说：“敌众我寡，不可力敌，当以奇谋忽悠之！”（《资治通鉴》—“彼众我寡，又疮痍之余，不可以矢刃相持，当以奇计取胜。”）

然后，唐军就开始了周密的准备，但准备的不是火砲雷石，而是张罗了乐器歌舞欢迎蕃军。

等吐蕃军队偷偷摸摸地来到瓜州附近，就见城楼上灯火通明，丝竹之声入耳。一帮糙老爷们，用胡萝卜粗的手指扒拉着琵琶，七长八短，唱得那叫一个鬼哭狼嚎！（“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

吐蕃将领有点懵圈了，不知是该前进，还是后退。

这时，一个小将建议道：“要不咱上去干他一票？！”

另一个岁数大点地训斥道：“你懂个毛线？唐军明显有准备！”（“疑城中有备”）

这时后方山路上燃起大量火把，隐隐有军队调动之声。

蕃将赶紧下令撤军，埋伏在城下的唐军趁势涌出，追着蕃军的屁股一通砍杀。（“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纵兵击败之。”）

赌赢了“空城计”的张守珪，擦着冷汗下死令，务必须克日完工。

复筑瓜州城后，唐庭将瓜州升格为都督府，加封张守珪为从三品的银青光禄大夫。

但重修了瓜州城还不算完，瓜州附近地多沙碛，雨水稀少，只能以雪山融水灌溉田地，可之前的水利系统已被蕃军摧毁。

而当地又缺少林木，难以快速修复水利设施。

这时，张守珪又出了一个“奇招”。

他找来一帮和尚，占卜念经一通折腾，选“吉壤”建祭坛做法。

祭坛建成后，张守珪亲自登台，各种套路来了一遍。

这一套神头鬼脸的折腾完了，大雨连夜而至，山上的洪水冲下来大量的树木，张守珪就用这些木材，恢复了水利设施。

（《太平御览》：“守珪设祭祈祷，经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涧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於是水道复旧。”）

这下瓜州军民都惊了，奔走相告，“这货好使，跟他混没亏儿吃！”　（“由是人心浸安”）

然在开元十六年、十七年，张守珪连续击败吐蕃大将悉末朗的进攻，并与沙州刺史贾师顺配合，对吐蕃的大同军发动突然袭击，缴获了大量的牛羊辎重。

这位沙州刺史贾师顺，咱们也说过，就是吐蕃攻陷瓜州时，苦守常乐县，在城墙上脱光膀子给蕃军看的那位县令。

凭借在河西与吐蕃作战的军功，张守珪官至右羽林将军、兼鄯州都督、持节陇右经略节度使。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调张守珪移镇幽州，为河北节度副大使。

当时幽州东北部的契丹、奚势力强大，唐军为了防御需要，经常派敢死队深入敌境搞情报、抓舌头，这种危险性极大的职业便是“捉生将”。

就在张守珪到任后不久，一个草原互市中的牙郎，跑去偷羊被抓。

一开始，张守珪对偷羊贼也没在意，嘴一歪，让手下拖出去乱棍打死。

但这时一个身材高大的胖子，一边挣扎，一边高呼：“大夫不欲灭两蕃耶？何为打杀禄山！”

张守珪一看这胖子有点意思，不由生出爱才之意，将其收入帐下，当了一名“捉生将”。

还别说，这死胖子凭借做牙郎时，通晓多种语言的便利，在“捉生将”这种集化妆、潜伏、生擒、暗杀、突击于一体的危险职业上，干得有声有色。

他和史思明配合，每次出击皆有斩获，渐渐成了张守珪的心腹，还光荣的给领导当了干儿子。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死胖子安禄山的人生，出现第一个危机。

是年，张守珪派安禄山领军讨伐奚和契丹，结果他轻敌冒进中了埋伏，全军尽没仅得身免。

第一任干爹有点不忍杀之，但又不好违背军规，便使了折中之策。

他把安禄山绳捆索绑的押至长安请“圣意定夺”，按照官场的潜规则，这就是在暗示朝廷留他一命。

不成想，长安早就有个人惦记着安禄山，准备找个机会弄死他，这人便是时任宰相张九龄。

三年前，安禄山曾入朝奏事，张九龄也不知怎么了，越看这胖子越不对劲，便对侍中裴光庭说：“日后乱幽州者，必是此胡人”。

也架着安禄山运气好，要是换成心胸狭窄的李林甫，他脑袋早就搬了一百次家了。但张九龄是正人君子，做事讲究有理有面，不愿背后下黑手。

但这次张九龄可算逮到真凭实据了，焉能轻易放过？

当张守珪的呈文放在书案之上，按官场惯例，张九龄应该给边疆节度个面子，但他决定下手锄奸，便在呈文上批道：“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

一句话就用了两个典故，这就是诗歌唐朝的文风，杀个人都搞的这么文艺。

这份能要安禄山小命的呈文，却被唐玄宗驳回了，虽然张九龄据理力争，但李隆基却一语带过。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张九龄倒了，李林甫开始了独掌相印的时代。

跟张九龄比起来，李林甫得算学渣类型。

有一次他兄弟生了男娃，李林甫居然在贺词上写了个“弄獐之喜”。

人家用“弄璋之喜”是玉字旁的璋，与生女儿的“弄瓦之喜”相对。结果李林甫这白字大王，给写了犬字旁的獐。

出了这个笑话以后，李林甫就有了“弄獐宰相”的外号。

别看“弄獐宰相”学习不咋地，但要说洞察人性，口蜜腹剑，能甩张九龄一百条街。

李林甫见到安禄山，几句话就把这死胖子拿得死死的。寒冬腊月的季节，安禄山的后背都湿透了。

从那以后，每次有使臣从长安回来，安禄山都要询问李林甫的态度。如果李林甫高兴，安禄山就喜形于色；如果李林甫脸色阴沉，死胖子就顿足捶胸的喊，老子要挂了！

李林甫和张九龄正好是唐朝宰相的两个极端，张九龄代表着法制，李林甫代表着人治。

那么哪一个更好，这就是有点意思的问题了。

单从死胖子的事儿上说，李林甫显然更好。

要是李林甫不死，安禄山都未必敢造反。就算死胖子反了，唐朝的应对也不会那么混乱。而且，李林甫是真没想弄死安禄山，他要是想的话，死胖子坟头的草都一人高了。

这就是安禄山怕李林甫，不怕张九龄的原因。

而张九龄呢，太讲规矩，太珍惜自己的羽毛。

他是个对政治有洁癖的人，对那些不守规矩的人，控制力度就很差。

这就是人治和法制的区别。

人治效率更高，力度更直接，见效也更快。

法制是每个人都受限，自由度更低，效率也更低。

那是不是就此可以认为，人治比法制更好呢？

当然不是，每种方式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不能一概而论。

人治最大的问题在于，不确定性更大。

因为人治的基础是要求，掌控权力的人，必须精明强干，而且忠心耿耿，如果能做得到，那就是快速腾飞的节奏。

禄东赞父子弄权的时代，其实就是典型的人治。

这父子三人是真的牛，推着整个国家一飞冲天。

但问题是谁能保证，每个掌权的人都英明神武啊，这东西的难度系数太高了。万一上来的这大兄弟是个吃货呢，那就完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跌落，这种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

所以，法制其实是规定了社会的下限，而人治则是上限高，下限低，或者根本就没有下限。

这就像李林甫掌权的时候，唐朝其实管得还行。

这哥们虽然人品渣，但能力是真的强。而且他是王族成员，按辈分论李隆基还得叫一声叔叔。

所以，他也没有取而代之的心思。

等他死了，再上来的杨国忠，就是彻头彻尾的渣男，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

后面发生了啥事儿，大家都知道了。

好啦，这期两个对比的节目就到这儿啦，下期咱来聊聊唐蕃的第三次会盟——赤岭合盟！

参考书目：

[1]、《外戚势力对吐蕃王朝中后期产生的影响—吐蕃“尚”势力的发展与利益斗争》_周挂东珠；

[2]、《尚族与吐蕃政治关系研究》_金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