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 卷上 徐爱录 9 知是心之本体

 9 知是心之本体
【原文】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⑦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⑧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翻译】
先生又说：“‘格物’的‘格’就像孟子所说‘大人格君心’中的‘格’，指去掉内心的邪术，从而使全体的纯正得以保持。一旦有意念萌生，就要去掉其中的邪念，时时处处都存养天理，就是穷尽天理。‘天理’就是‘明德’，崇高德行。‘穷尽天理’就是‘明明德’，弘扬崇高德行。”
 
先生又说：“心自然会感知，因为知是心的本体。见到父亲自然而然会有孝敬之心，见到兄长也自然知道尊敬，见到小孩落井恻隐之心会自然产生。这就是良知，全凭本心，不需要从心外的东西求得。如果良知出现，也没有私心杂念阻碍，就会像孟子所说的‘充分发挥恻隐之心，那么仁爱的感情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一般人都会有私心阻碍，所以就需要用‘致知’、‘格物’的功夫，克服私心、恢复天理。心体的良知再没有什么障碍，充满心田，就会自如地发挥，充分地发扬流传，这就是‘致知’。良知得到了，思想也就能够真诚专一。”


解读

明正德元年(1506年)，明武宗正德元年丙寅，王阳明三十五岁，在京师，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当时宦官刘瑾专权，南京科道戴铣、薄彦徽等人因直言进谏触怒刘瑾而下狱。王阳明向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上《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而救之，此疏落入刘瑾之手，刘瑾认为疏中的“权奸”是指自己，也因此得罪刘瑾，被廷杖四十，入狱月余，后贬谪贵州龙场驿任驿丞。


　　1508年春，三月，王阳明到达贵州龙场驿(今修文县龙场镇所在)，先在玩易窝“龙场悟道”，始信“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赋予“心即理”新的内涵，其后得东洞改名阳明小洞天，聚徒讲学。时贵州提学副使席书慕名前往探访、听讲，往返四次，为王阳明的学问所折服，诚邀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1509年，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时，主题便是“知行合一”，这是王阳明第一次讲“知行合一”。由此可见，“知行合一”命题是王阳明在龙场时就总结于心，1509年在贵阳首讲。


　　如果我们把“知行合一”简单理解为“理论联系实际”，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在王阳明那里，“知行合一”讲的是“知”、“行”是同一个工夫，知即是行，行即是知。他的“知”包含良知、认知和知识，主要是道德层面上的良知本体，他的“行”是良行，知行合一是说知和行原本统一、同一。


对于什么是良知，王阳明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意思是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会感知：见到父亲自然知道尽孝，见到兄长自然知道顺从、敬爱，见到小孩掉进井里自然生悲悯同情，这就是良知，不需要到心外去寻求。他还说如果良知一旦生发出来，就自然没有私欲的障碍，正如孟子所说“充分地生发出善良之心，仁慈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表明良知只在人心，而且是得其正的人心，也即道心。所以，良知即天理，良知即道心。


　　对于应当怎么做，王阳明说只要去除人的私欲，存养天理，就是功夫。静时念念不忘要去除私欲、存养天理，动时也念念不忘要去除人的私欲、存养天理，不管宁静还是不宁静。只要是天理增一分，私欲就减一分。王阳明认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圣人之所以为圣，是因为能致良知。


　　每个人心中自有良知在，只要使天理昭明，就是致良知。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良知，需要我们去发现，去维护，去存养，让他时时散发出光芒，勿使其失其正，


现在的人的学问，只因为把知行分作两件事，因此，有一念头萌动，虽然是不善的，然而还未曾实践，就不去禁止。我现在讲一个‘知行合一’，正是要让人明白一念萌生，就是行动了，如果萌生了不善的念头，就要把这不善的念克治了，一定要彻彻底底不让那不善的一念潜伏在心中。有了善念，就去行动，去彰显，去壮大，；有了一丝恶念，就去克倒，去警惕，去遏制，从而根除私欲的隔断，彰显知行本体，做到良知担当，这才是知行合一的现实意义。


私欲逐日萌生，就像地上的尘土，一天不扫除，就又多一层、厚一层。说一个人没有良知，往往是说他的良知受私欲所蒙蔽，没有彰显本来的“至善”。正如我们说一个人的负能量积累多了，正能量就被弱化。这时他的良知不是每一个人的良知本体。只要时时保持良知的本来面目，就可以对事物保持正确的判断。


王阳明“龙场悟道”赋予“心即理”新的内涵，总结了“知行合一”命题。其晚年又说“我自龙场始，平生讲学只良知二字，只是未点染出口”，说明他的“良知”思想也是在龙场就形成的，只是在后来征藩平叛，百炼千磨之后才道出。
“良知”思想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讲到阳明心学，最先联想到的便是“良知”，那么，“良知”到底是一件什么东西呢?


《传习录》上说：


　　“知善知恶是良知。”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


　　“天理”两字，本是北宋以来理学家最认真探索讨论的问题，其实天理只是分善别恶的一个总名，除却分善别恶，便无天理可见。至于善恶的标准，推极本源只在人心的自然灵觉处。所以天理只从人心上发，除却人心，不见天理。那个为天理本源的人心，便叫“良知。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


　　人心真诚恻怛地求生，那生便是天理。一切助长生者是善，一切摧抑生者是恶。人心真诚恻怛地求爱，那爱便是天理。一切助长爱者是善，一切摧抑爱者是恶。那一番求生、求爱的心，以自然明觉而发见，那便是良知，良知便是自然明觉，所明觉的则称天理。若舍掉良知，又何从见天理?又何从别善恶?


《传习录》上又说：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这里的是非，便是上文的善恶。是非之心，便是一个分善别恶之心。一切善恶最后的标准，便是人心之好恶。人们因为好生恶死，所以助长生者是善，人们称之为是;摧抑生者是恶，人们斥之为非。人们因为好爱恶仇，所以助长爱者是善，人们称之为是;摧抑爱者是恶，人们斥之为非。人又叫一切善为天理，其实则只是人心，只是人心之好恶。


王阳明认为，诚意的根本表现在致知上。“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这句话，就正是我心的良知所在。然而，如果知道善，但不遵从这个良知去做，知道不善，但不遵从这个良知不去做，那么，这个良知就被遮蔽了，就不能致知。良知既然不能完全扩充，即便知道好善，也不能切实去钟爱，即便知道憎恶，也不能切实地憎恨，又怎能使意诚呢?所以，致知是诚意的根本所在。但是，并非无依靠的致知，它要在实事上格。例如，意在行善上，就在这件事上做，意在除恶上，就在这件事上不去做。除恶，固然是格去不正以归于正。从善，就是不善的得到纠正了，也是格去不正以归于正。如此，我心的良知就不被私欲蒙蔽，可以到达极，而意的产生，好善除恶，没有不诚的了。


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平生讲学都是围绕“良知”展开，充分说明良知思想在王阳明心学中的重要性。他认为本性没有不善的，所以知没有不良的。良知就是“未发之中”，就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的本体，人人都具有的。但是不能避免被物欲遮蔽而晦暗，所以必须通过学习来摒除这种昏聩蒙蔽。然而对于良知的本体，最初不会有丝毫的损害。知无不良，而中和、寂静、大公却没有完全呈现，是因为昏聩蒙蔽没有被完全摒除，良知的存养还不纯粹而已。本体是良知的本体，作用是良知的作用，哪还有什么超然于体用之外的呢?


王阳明直言“良知就是道”。他认为，良知自在人心中，不管是圣贤还是普通人都是如此。如果没有物欲牵累遮蔽，单凭良知发挥运行，就都是道。但是普通人大多被物欲蒙蔽，不能遵循良知。像上面谈到的张良、黄宪、诸葛亮、韩琦、范仲淹等人，天生资质清明，遮蔽的物欲比较少，所以良知发挥运行的地方就多，自然离道就近。所谓的学，就是指学习遵循这个良知而已。所谓知学，只是明白应该专心学习遵循良知。他们几个人虽然不知道专心在良知上用功，有的兴趣广泛，受到别的东西影响或迷惑，所以他们有时偏离道，有时符合道，没有达到纯粹的境界。然而，假如他们明白了这一点，就是圣人了。


人本来就具有天然无雕饰的良知，不需要求之于人或书籍。若能发挥良知，便可成就德业。王阳明认为，要想成就德业，致良知便可，因为每个人都具备，所以不需要求之于人或者阅读古书。王阳明说人的本体是心，是良知。“本”在人心，就是良知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就是我们只要净化自己的内心，扫除心中的私欲，让良知保持“中”，就能力量无穷，就能“此心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