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 卷上 徐爱录 13 孔子去华存实

13 孔子去华存实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②，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要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③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①《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独立撰写的史书。从鲁隐公元，迄于鲁悼公十四年。


②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


③《武成》，《尚书 周书》中的篇名，记载武王伐纣的事件经过。


徐爱接着和先生讨论《春秋》，说到《春秋》就要提一提“春秋笔法”。


所谓"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是孔子创造的一种文章写法，即在文章的记叙之中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经学家认为《春秋》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即:"《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


文字简约，含义隐晦。例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杀指无罪而杀，弑指以下犯上，诛则指有罪、有理而杀。这是春秋笔法中比较知名的动词。现在的新闻报道中常有两国进行了坦诚的交流，深入的交流。实际上'坦诚'的真正意思是，双方在会谈中都直言不讳，并对某些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吵，都在向对方施加压力，都在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深入'的真正意思是:双方的分歧很大，交锋激烈，而且是各说各话，每个国家都在坚持自己的看法，两国之间根本没有交集。"


《春秋》写很多事情，都是一笔带过，不会写的特别详细，特别是关于“弑君”“伐国”这类事情。究竟为什么“弑君”呢？《春秋》上没说，重大事件《左传》记述比较详细一些，可以参照着《左传》读《春秋》。徐爱这个地方就有疑问，为什么孔子写《春秋》的时候，不完完全全的把史实都写出来呢？


先生觉得这个疑问稍微有点低级了，“《春秋》必待《传》而后明”，读孔圣人写的《春秋》居然还需要拿本《左传》辅助着看，这不是开玩笑吗？如果孔圣人这种低级错误都犯的话，他还做什么圣人？孔圣人这么做，肯定有这么做的道理，必然有深意的。你不能理解，是你的认知高度不够。


徐爱听到这里，心里不大服气，“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伊川是程颐的别号，程颐字正叔，宅于河南嵩县东北耙耧山下，地处伊川，故称。“案”大概类似于小茶几，是可以靠着的，这里的意思是辅助倚靠。“断”是决断判断。程颐的意思是，《经》是依靠《传》的辅助支持作用才可以做决断。《经》里说“弑君”，我得参考《传》说的细节，才知道《经》的裁判的是否妥当。


先生说：“程颐这么说，是因为他没搞清楚圣人作经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只是按照前人的说法人云亦云了”。


从圣人的角度，有些细节是不能去说，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弑君”“伐国”这种事情本身就是不对的，如果再把细节说清楚了，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模仿，就成教唆犯罪了。


比如发生了一个抢银行或者杀人的案子，警方悬赏发布案情，下个通缉令，是不会把所有细节都全说出来，如果把这细节全摆出来了，对于平常人来讲，无非是增加点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对心有恶念，也想抢银行或者杀人的人来说，等于告诉他作案的时候要注重什么，细节怎么设计，如何避免上一个方案中前一个犯罪分子的遗漏等等。


圣人作经的时候，也是如此，“弑君”本身就是不对的，定性就可以了，再去详述细节，就是过了。


另外，“魔鬼存在于细节”，过于强调细节的时候，我们就会迷失其中，而失去大方向。细节越明确，视野就会越小的。


这就是圣人写《春秋》的时候，忽略细节的原因。先生最后的结论：“那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凡是会引诱人干坏事的事情，把里边的细节都拿出去跟人说，不是教导人为善，而是教唆别人犯罪。这才是圣人本意，并不是孔子对细节不清楚，这是两回事。


“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桓文指的是齐桓公，晋文公等春秋五霸，他们成就霸业是有很多见不得人的手段的，做过很多不该做的事情。这些事情的细节是不能把它详细说出来的。否则会教坏后面的人。后面的儒者往往认知水准没这么高，心里都是一片纯粹功利的心，讲来讲去讲的所谓智慧无非是伯者的学问，“伯者”就是霸者的意思，春秋五伯就是春秋五霸，霸术里面太多阴谋诡计，和圣人作经的本意刚好是反着来的。


所以孔子说好多东西我是没办法写的，也不能写，这些事情实在过于肮脏，写出来会教坏别人的。“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武成》是武王伐纣的事情，征伐用兵，手段策略肯定有一些见不得光的东西，孟子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也只是摘录其中能见得光的二三事而已。


先生又感叹说，孔子删书把唐、虞、夏四五百年间的事情，删减到只有几篇。不是说这么多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圣人真正的目的是把对明道没有用的东西都去掉了。


后世儒者为了显示自己所谓的“挖坟”能力，又把很多东西加上去了，画蛇添足的事情总会有人去做，这是人性的晦涩，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讲，佛教总讲现在是末法时代，原因是当年释迦摩尼很清楚人性的晦涩，随着佛法的流行传播，后边人会不断往里添东西，不断画蛇添足，现在的佛经总和，字数以亿计，穷一生的精力，也很难能看完所有佛经。佛法的本来面目，也就因此被淹没，越是后来人，越会在分辨中迷失，迷失和被误导的人多了，那自然就是末法时代了。不是释迦摩尼能预测后世，而是释迦摩尼有足够的智慧，对人性太清楚了。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虚文”的东西越来越多，“实”的东西就被遮盖住了。信息爆炸时代，新闻信息飞速增加，娱乐信息急剧攀升，广告信息铺天盖地，科技信息飞速递增，个人接受严重"超载"。我们每天的时间只有24小时，一秒也不会增多，我们不得不每天用有限的身体和时间在追逐着无限的欲望和渴求，疲于奔命的结果就是失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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