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秦人崛起：善用组织边缘力量

你好。从前面讲过的几节内容，我们看到，中国的历代朝廷，都包含一个庞大的行政体系，并且都是在高度集中管理下运行的。

行政命令和管束手段最大的用处，就是维持一个组织的常规化、制度化的发展。

但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既然一个行政管理体制通常是用来保障一个组织的常规化运行的，那么，如果一个组织遇到了非常规问题，行政管理体制应该如何应对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组织体制应变、图变的问题。

一．变局在先，应变在后

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是非常丰富的。历朝历代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危机。不会自我调整应变的，很快就被淘汰了；能面对变局有所作为的，就能平稳发展一段时间。

在讨论具体的历史案例之前，我们得先弄清楚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对于所有的组织体制来说，应该都是变局在先，应变在后的。

面对突如其来的市场变局，如果让一个已经具有内部完备制度的大组织，以胸有成竹，甚至先发制人的姿态去应变，在现实生活中都是十分困难的。比如说BAT中的百度，在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占领风口时，百度坚守自己PC端的搜索业务和广告业务，错失了发展移动端新业务的良机，不仅被腾讯反超，还让今日头条这样的新锐公司占了上风。

所以说，一个组织如何创新这种事，严格地说都不是预先准备好了的，在本质上都是后发制人。

这也是为什么从管理上说应变是一种很难的事情。

从操作层面上来说，这种困难主要体现在三点：

第一，应变步骤难。尤其是对于一家大企业，一整套多年形成的行政管理制度都要调整，一下子全改并不容易。针对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一个组织会划出一、两个局部分支去搞创新实验，特事特办。比如，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建设经济特区、制定优惠政策就属于这样的案例。

第二个困难，就是应变策划难。当一个变化发生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信息和数据都不充分，企业因而也就无法制定一个全面的应对战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组织通常采取的办法，一方面是建立学习型的组织，吸取新的知识和经验；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坚持以一种虚心、谨慎的态度搞实验，“摸着石头过河”。比如说，人工智能是现在一个大热的趋势，国外的谷歌、苹果，国内的BAT公司都在传统业务的基础上，专门成立了人工智能实验室，来研究它的实际应用。

第三个困难，是应变操作难。当我们解决了认知问题，知道了确实有需要做出改变；但从操作上该从何着手呢？该派谁去主管这个改革项目呢？这时候我们很可能找不着可用的人。

有些人觉得创新业务应该由“一把手”主抓，但这种建议不切实际，风险也不可控。

企业家、CEO不可能在部署全局的同时，把自己的关注点再降低到某个项目的层面。所以说，在创新过程中，企业家、CEO最重要的工作不是亲自上阵，而是处理好体制层面的平衡——既不让既有体制阻碍创新；又不能让创新使现有制度陷入混乱。

还有些企业的做法，是从既有体制中找一个部门主管做横向调动，由这个人去带领创新业务。但这样做的效果往往也不好。

二．秦人崛起：从边缘到核心

那么，究竟到哪里才能找到主持创新业务的人？

这些管理学家经过调查、研究、访谈，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企业家、CEO最应该去找，也最容易找到创新项目主持人的一个地方，就是体制的边缘。

请注意，体制边缘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任何一个组织都是一个圈子。一般来说，一个组织越大，历史越长，处于中心地带的人和处于边缘地带的人，处境差别也会越大。

由于这两种人的认知和视角不同，边缘地带的人通常对组织的缺陷，包括需要革除、需要改进的东西，都看得更加真切。

这些所谓的“边缘人”、“边缘部门”对组织核心抱有向往，所以渴望改变自己圈子现状。如果想从行政管理体制内部发起创新，他们是可以利用的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

这里我们不妨来看看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回顾一下在周朝内乱，深陷困局的时候，周王是怎样通过启用处在华夏文明圈边缘的秦人部族，完成体制调整的。

秦人原先居住在甘肃东部。他们既不属于黄淮流域的农业文明，也与统治西周的姬姓没有血缘关系。从地理上和政治关系上看，他们都是“边缘人”。

当周朝大大小小的联盟伙伴都被立为诸侯，秦人只是一支远方附庸。直到西周建立200多年后，秦人才因战功卓著被封为“西陲大夫”，但仍没能获得像齐国、晋国那样的诸侯地位。

后来内乱爆发，西周覆灭；外族入侵，王朝东迁。由于秦人屡屡救驾，并护送周平王，也就是东周的第一位君主移居洛阳，他们才终于在公元前771年赢得了诸侯地位。

与此同时，周王承诺赐予他们渭河流域的大片土地，并让他们接管原属西周首都的关中地区。

然而，周王的承诺只是一纸“空头支票”。根据后世学者的考证，那些承诺赐予的土地当时并不在周朝控制之下，已被西戎势力占领，沦为了“敌占区”。

如果是计较得失的人，恐怕会对周王说，您“封赏”我们的土地，每一寸都需要我们拼死厮杀才能获得啊！

但秦人却不这么看。他们大肆庆祝，而且庆祝规模据说还“严重超标”，超过了一个诸侯按照礼制应该举办的庆典规模。

为什么秦人对无法兑现的封赏欣喜若狂？

秦人之所以欣喜若狂，是因为他们从周王那里获得了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让他们从一个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远方附庸”，变成了华夏文明核心圈子的新成员。对于他们来说，封地是不是“空头支票”不要紧，要紧的是加入了华夏文明圈，他们才算有了一个诸侯的身份，才能够登上了未来发展的舞台。

在这之后，秦人经过四代国君的努力，90多年里男女国民边拼打、边耕耘；边牺牲、边发展，才赢得了周王承诺的全部土地。

于是我们看到，当周朝深陷困局，周王仅仅凭着给处在圈子边缘的秦人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就获得了管理上的极大成就：不仅为新都洛阳阻挡了西部游牧部族进犯，还为整个华夏文明圈打造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对于秦国来说，倘若没有这个机会，它也不可能成为与中原老贵族平起平坐的诸侯，参与到华夏文明核心圈里来，更不可能在500多年后成为华夏大地的主宰。

凭着周王那张备受后人嘲讽的“空头支票”，东周和秦国都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看到，长期身处一个大圈子边缘的人，极有可能创造与众不同的大事业。他们通常有这样一些特点：

· 这些人对圈内、圈外都有观察和选择，往往具有比其他圈内人更丰富的知识和更强的学习能力。

· 他们把圈子当作自己未来发展的平台，而反观不少其他圈内人只是把圈子当作自己的福利。

· 他们为了实现梦想而埋头工作，有时会给别人留下吃了亏自己还不知道的印象。

·   这些人其实是做好了思想准备，一定要凭业绩走进圈内、跻身核心的人。

如果企业能够借着打开体制缺口，发展创新业务的机会，从自己的边缘不断发现和培养出新的人才加入它的核心圈子，也不失为使整个组织永葆活力的一个办法。

比如说腾讯内部一直在鼓励工作室制度。腾讯的每个工作室都有用人权、考核权、财务权、激励权，跟工作室的成果和盈利状态成正比。每个工作室就像一个小小的公司，不仅让员工时刻保持创业激情，也能很快发现和聚集边缘的人才，让每个员工都能找到自己擅长所在。

正如支付宝曾是阿里巴巴的边缘，终端设备（手机）曾是华为的边缘，微信也曾是腾讯的边缘那样，“边缘”的成长，会为核心的壮大做出难以估量的贡献。

下一讲，我们要说的是决策班底的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