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危机》3：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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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安徽省由于出现了旱情，再加上当时“大锅饭”制度带来的农业效率非常低下，最后导致粮食产量严重萎缩，农民甚至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于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村民，秘密的在一份“生死契约”上摁下手印。这份“生死契约”的内容大概是，把农田分到每一户家庭，但是每户必须保证完成需要上交的公粮。这种“包产到户”的模式，相当于以承包制的方式把土地还给了农民，结果第二年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随后呢，其他的地区和省份也开始纷纷效仿。

对于这个故事呢，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很多时候，它被看作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一个起点。因为，“包产到户”意味着，计划经济的模式被打破，农村有了自主进入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空前绝后的发展机遇。然而，任何一个决策的推广，背后都需要有政府的支持。 那么，对于“包产到户”的推广，从政府的层面来看，除了能够实现粮食增产，是否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温铁军教授的《八次危机》。

如果我们把1978年作为改革的起点，那么，就在改革起步的1979—1981年，中国爆发了建国后的第四次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的爆发，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当时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1978年，中国政府进行了更大规模地从日本和欧美引进外资，仅1978年一年，就同外国签订了22个大型项目的合同，其金额高达78亿美元，并且还达成了50亿美元的意向。最后导致1979年到1980年累计出现超过300亿元的财政赤字。所以这次引资呢后来也被我们称为“洋跃进”。

第二件事呢就是，中央政府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各项福利和补贴支出增长过快。1978年12月，新一任政府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政策导向，包括，在城市，对国营企业增加补贴、给职工发放奖金、改善职工住房条件、增加职工就业等；在农村，则有农产品提价、贫困地区免税、支农投资提高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导致政府的财政赤字进一步恶化。

所以，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条件下，当时政府这种既要通过加大投资来强化工业化建设，又要强调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方式，最终造成财政严重的入不敷出。然而，与前三次经济危机不同的是，这一次危机的爆发，无法通过“上山下乡”的运动转嫁给农村，于是，城市里滞留了大量的失业青年，据统计，1980—1982年的城市无业人口总数高达4000万人。随之而来的，就是城市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社会犯罪率直逼1950年刚建国时的水平。因此，中共中央政法委于1981年5月在北京召开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次严打运动。

于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如何减少国家财政压力，成为了当时政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推广“包产到户”的生产模式。

1980年，中央政府相关部门提出，可不可以考虑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这一系列的建议，有利于减轻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的压力。后来，不仅大包干在农村地区得以推广，而且地方政府的财政制度也引入责任承包制，也就是说，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对收入和支出进行包干，多出的部分划归地方。

第二，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让农村实现良好的自主发展，政府开始允许农民雇佣工人，从事以往国家垄断控制的工商业，并且给予多项政策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补贴，于是，乡镇企业得以全面的发展和壮大。

第三，面对财政赤字攀升、资金严重短缺的局面，在外贸体制上也不得不进行改革。1978年12月15号，中国外贸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可以接受外国政府贷款和允许外商在中国投资，只要是国际贸易惯用的做法都可以干。

总之，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政府一方面对农村经济进行改革，以“大包干”的形式向农民还回了几乎全部土地和劳动力，并且放松对农村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控制，以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对外贸体制进行改革，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

最终，中国经济在1982年开始复苏，随后出现持续5—6年的高增长。其中，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带动城镇化发展，使得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续4年快于城市居民收入，中国也因此在八十年代出现了“内需拉动型的黄金增长”。

但是，这种以产业资本扩张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最终都不得不面临爆发滞胀形态的经济危机。1988年，中国发生了以年度CPI高达18.6%为标志的恶性通货膨胀。接着，1989年发生的是以企业“连锁负债”为表象的生产停滞。这就是典型的滞胀型经济危机。更加糟糕的是，经济问题随后转化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最终带来了西方封锁的后果和“中国崩溃论”的国际舆论。因此，1988年到1990年，可以看作是建国之后的第五次经济危机。

这次经济危机爆发的最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第一，农村工业化带来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旺盛，最终促使货币发行量过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具体来看，首先，由于民间企业越来越多，导致原材料供应紧张，最后又导致物价暴涨；其次，国有企业的承包制效果很差，依然亏损很严重，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最后中央被迫增发货币，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

第二，政府所推行的相关改革措施比较激进。

当时面对经济过热引发的通货膨胀，中央政府决定趁这个机会，把经济的轨道直接从计划经济切换到市场经济，一次到位。这也就是著名的“价格闯关”。具体来说就是，管住货币，然后完全放开物价，同时提高工资水平，以保证大多数民众实际生活不受影响。然而没想到的是，由于物资依然短缺，价格管控一放开，全国各大城市的物价就立刻大幅度上涨。更严重的是，这种涨价的趋势，又给民众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导致了全国性的挤兑和抢购风。

随后，政府不得不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采取强硬的紧缩政策，提高贷款利率，以压制通胀。但这样一来，很多企业立刻出现了严重的债务问题，并且这些债务大部分以连锁的形式出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角债”。比如，生产部门货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大量拖欠；上游企业亏损严重最终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等等。

那么，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中央政府接下来会如何来应对呢？这一次，是否还能像前几次一样，把危机直接转嫁给农村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温铁军教授的《八次危机》，我们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