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危机3:腹背受敌!展现智慧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八次危机,昨天说到了在70年代后期,我们调整为四三方案,简单来说就是,拟用三至五年时间从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总价值为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而得名。但其实引进设备和投资远远不止这个数字,结果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财政赤字,爆发了滞胀形态的经济危机。这其实跟当年引进苏联模式基本相同,只是原来引入的是苏东模式,而这次是跟西方国家打交道。
70年代,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同时跟美苏两个大国对抗,属于腹背受敌,领导人则则展现政治智慧,眼看中苏矛盾无法调和,所以逐渐修复和西方国家的关系,72年中美开始建交,尼克松访华。我们这才开始采购西方国家的技术和设备,引入外资。
跟上次复制苏联模式不同,苏联基本都是重工,军工产业,而西方国家则偏向民生,所以这次引入技术,对于经济产生了明显的刺激,比如引入化肥,让农业产量翻了一番,城市人口也第一次接触到了,的确良,尼龙,洗衣粉。不过作者也说,不同的是,上次苏联是手把手的传帮带,也完全复制人家的制度模式,而这次除了支付昂贵的服务成本之外,还得在上层建筑,也就是制度领域,自己去摸索。适应西方的生产线要求。后来虽然上演了第三次上山下乡,向农村泄洪,但是这也是最后一次。
我们也在跟西方的不断沟通当中,实现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工业化也彻底转变了方向,不再从重工业开始,而是反过来注重轻工业的培养,由于物质极度匮乏,所以这就为轻工发展,创造了非常好的场景。大家可以去读读,我们之前讲过的一本书,叫做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文一教授就是从这个视角论述的。告诉我们,为什么建国之后的工业化必然失败,而改革开放之后的工业化必然成功。
但在78年-97年的20年过程之中,其实我们依旧经历了3次危机,这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制度和市场经济对接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其中78-80,88-90,93-94,都是以国内因素为主,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97年和08年则是典型的输入型经济危机。这其实很有规律,几乎每个十年都要发生至少一次危机。
但是在大家的印象中,其实78-97年的这20年中,对于危机的记忆都是很模糊的,感觉这20年我们一直都是高速发展,但其实并非如此,中间也有很多坎坷。比如88年双轨制闯关失败,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前大家提到最多的就是万元户,之后万元户瞬间臭大街了。93年是因为南巡讲话之后,大家热情高涨,促成了经济过热,而把债务负担都推给了上面。但那个时候中央政府,财政占比过低,承担不起这个代价,就只能超发货币。顿时引发全社会投机。通货膨胀再次高涨。财政,金融,外汇三大领域赤字同时爆发。后来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政府从国企,公共福利等领域退出,推动国企甩包袱,让数以千万计的国企员工下岗待业,还大规模清理三角债。最终才让经济软着陆下来。
作者说,这个阶段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能再向改革开放之前,直接向三农转嫁代价,农村集体经济基本解体,政府已经从农村经济中,基本退出了,传统小农经济逐渐复苏,这个时候你也就不能再搞下乡插队了。那么大量的下岗失业,通货膨胀,也只能在城里硬着陆,不过农村由于也已经兴起了乡镇经济,所以也不能幸免于难,最典型的就是1988年的经济危机,甚至乡镇企业还首当其冲,导致了当时大量农村企业关门倒闭。非农就业和现金收入,连续3年增长速度下滑,带来的恶果就是内需下降。而1993年的危机,其实更加类似于西方世界的29年大萧条,他是通胀繁荣之后,带来的泡沫破裂,形成了通缩。1994年初,我们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大量超发货币,增发国债,让CPI高达了24%,而本币一次性贬值52%。大家现在可以想想,当年下岗的人有多惨,可能现在很多退休的朋友,正好赶上当时的下岗潮。不光工作没了,存款购买力还折损一半。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看这三次危机的形成,第一次是78年-81年,这是改革开放的起点,但是却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在78-79年投资高潮之后,政府开始了严厉的紧缩措施,让经济直接进入萧条。78年的GDP是11.7%,而81年直接跌到了5.2%,固定资产投资,从78年的22%,降到了79年的4.58,到了81年变成了-10.51%,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财政赤字太大了,之前引入了太多的西方资本和技术,而当时政府是唯一的投资主体,所以直接形成了财政支出过大,79年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就开始做重大调整,希望把建设投资规模稳定下来,但是没有成功,经济是有惯性的,79年比78年还多花出去10个亿。当时还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全社会无论是民生还是经济,都等着政府拨款投入,但财政基本已经无以为继。
另外,作者说,当时我们也犯了既要又要的老毛病,既要完成快速积累,又要提高人民生活带动高消费,所以两边花钱,一下就带来了财政赤字,透支政府信用。最终让财政入不敷出。79年赤字170亿,80年到了127亿,投入资金过多,也就造成了物价上涨。
78年还有一个时代背景,就是大量的知识青年返回城市,造成了城市的就业压力猛增,80年到82年,城市无业人口数量高达数千万人,其中有个极端的统计是4000万。那么这就导致了一个重大的问题,社会治安堪忧,当时的犯罪率水平,已经直逼1950年刚建国时候的水平。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们出了一个绝招,叫做严打,严打到什么程度,其实让我们闻所未闻。当时乱搞男女关系,无论男女都可以给安一个罪名叫做流氓罪,直接能判处死刑。
但这个时期,农村经济还是很好的,成为拉动社会经济的主要力量,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打破了集体体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财产关系也相应调整,利益主体由之前的70万个生产大队,480万个生产队,彻底变成了2亿多个农户。再加上,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进行投入,同时也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使得农民获得了更多地收益。农民有了剩余和自主权力之后,开始搞起了乡镇企业,乡镇轻工业得到振兴。但是后来,经济危机爆发,物价上涨。乡镇工业也受到冲击,一些城市的工厂不干了,要求抑制乡镇企业的竞争。国家也出台政策,只允许这种乡镇的社队工业,在不影响城市大工业运作的前提下,主要以加工本地农副产品为主,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城市大工业的发展,提供配套的零部件加工。这一下也就明确了乡镇企业的地位,就是几乎没有地位。但这都不算什么,后面还对这种社队企业加收了重税,同时还要紧缩信贷。这一下乡镇工商业,短期遭遇重创。所以相当于我们再次为了城市工业,牺牲了农村乡镇工业。
但也许是尝到了甜头,也许是穷怕了,乡镇企业却表现出来相当强劲的韧劲,没过几年,竟然自己复苏了。84年之后,再度成为中国经济高涨的主力。老齐的理解是,因为需求太大了,无论是供给的需求,还是市场的需求,当时城市工业被限制的死死的,多以重工业和军工为主,没办法满足大家的日常生活需要,能够提供市场差异化需求的,只有乡镇企业,所以只要东西做出来,就不愁没人要,而且这一块也确实没有竞争。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了1988年,这几年乡镇企业的产出年均增长都在30%以上。远高于国营经济。乡镇企业在百折不挠中,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那段时间,农村其实要比城市更加富裕。
我们80年代的改革,与苏联的休克疗法不同,我们采取了渐进式的方式,林毅夫教授总结为四点,做大蛋糕,增量改革,试验推广,非激进式改革,但作者不这么认为,他说80年代上半期的改革,其实质上,是危机压力下的存量调整。城市硬着陆的同时,没有再向农村转嫁危机,所以乡镇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喘息。同时也无暇顾及乡村经济,反而放松管制,创造了生机。明天我们继续来讲,88-90年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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