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危机》4：财政、金融和外汇三大赤字危机同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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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镇企业的全面发展，中国经济在1982年之后出现持续5—6年的高增长。但与此同时，原材料供应不足以及经济过热，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接下来，1988年政府主导的价格闯关，则加剧了物价的飙升和民众内心的恐慌。随后，为了压制通胀，政府不得不采取减少货币发行量、提高贷款利率的紧缩政策，但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债务大面积的暴雷。此外，经济问题带来的社会政治问题，最终造成了西方经济封锁的后果和“中国崩溃论”的国际舆论。可以说，1988-1990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温铁军教授的《八次危机》。

为了应对建国后的第五次经济危机，当时政府的措施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以“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为名，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所谓两头在外，指的就是原材料的采购和产品的销售全部都在海外市场完成。很显然，这样一来，乡镇企业相当于是让出了国内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城市里国有企业的生存压力得以减轻。只不过，这对于缺乏技术、缺乏先进设备、以及缺乏人才的乡镇企业来说，是一条非常艰难的发展道路。最后的结果就是，随着大批乡镇企业倒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在短时间内激增，从而导致农民的收入大幅度下降。

第二，中央政府缩减财政支出。包括对地方上的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维持费用，以及乡村公共投入费用等等。这导致农民在收入和消费连续下降的同时，其生活成本也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当时政府为了保住城市工业集团的利益，试图再一次把危机转嫁到农村。但是，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和暴力冲突的增加，以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工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九十年代“民工潮”现象。

而作为应对措施，国家也开始放松对农民进城务工的种种限制。比如，允许农民进城兴办服务业和提供各种劳务，要求城市在用地和服务设施方面提供便利条件，要求对因故返乡的农民应准予迁回落户，不得拒绝等等。

尤其是在1992年春季，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之后，政府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又进一步放开，主要体现在，同年4月1号，国家作出取消粮票的决策，这等于是直接为劳动力自由进城务工扫除了制度障碍。于是，农民进城只要有钱挣就不担心没饭吃，这也使得1993年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增加到4000万以上，直接弥补了因乡镇企业停产倒闭而带来的收入降低的问题。

然而，政府的任何措施，有好的一面，必然有坏的一面，当一些政策用力过猛、矫枉过正的时候，坏的一面立刻就会显现出来。

随着1992年经济开始复苏，国家颁布了“政企分开”的政策，试图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但是，由于我们国家特殊的经济体制，以及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千丝万缕的各种关系，最后不仅没有让国有企业就此走向市场化，反而掀起了政府机构大办企业的风潮。其结果就是，原来的处长变成了现在的经理，原来的局长变现了现在的总经理，而国有企业靠政府的保护来生存的情形，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与此同时，各个地方政府纷纷以“发展就是硬道理”为名迅速扩大投资规模。一时间，只要能挣钱的项目都可以上，包括当时刚开放的股票、期货以及房地产市场，到处都是政府机构投资的身影。但是要加大投资，就需要有大量的资金，于是，各种的债券以及民间集资纷纷登场。由于当时很多规范和约束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最后各地普遍出现了乱集资、乱拆解、以及乱办实体经济的“三乱”现象，可以说，一旦有一个债务暴雷了，整个金融体系可能随时就会坍塌。随后，中央政府决定通过增发货币的方式，以维持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

但是，仅仅过了一年，我们国家就迎来了建国后的第六次经济危机。1993年，国家的财政、金融和外汇三大赤字危机同时爆发，通货膨胀率大幅上升，CPI涨幅高达24.1%！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中央政府被迫再次决定宏观调控。

1993年6月24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先是下发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其中提到，把加快发展的注意力集中到深化改革、转换机制、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上来，并提出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等十六条调控措施。

到了1994年，国家又出台了专门应对财政、金融和外汇三大赤字危机的经济措施。具体包括：

一外汇改革。使本币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57%，以此促进出口，缓解国际收支恶化的困局。正是由于这次调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从此由逆差转为顺差，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尚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突然之间凭空多了一个巨大的成本优势。

二信用扩张。由于连续多年财政赤字，再加上这个阶段国内巨大的投资需求，于是政府决定通过大量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减轻财政压力。

三分税制改革。这个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我们在讲《置身室内》和《历代经济变革的得失》这两本书中都有详细介绍过。简单来说，就是原先地方政府的包干制度现在改为直接按税种划分上缴。那些稳定的税种全部划归中央，其他的税种基本上都是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成。这一举措，直接使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此外，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政府强力推行企业的兼并和破产，以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

终于，到了1997年，中央政府宣布，经济危机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增长率逐步平稳在1996年的9.7%左右，而CPI也回落到6%。

但是，我们说危机不会消失，只会转移。第六次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实际上最终是由城市和农村共同承担的。

主要带来了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由于当时的国有企业效率极其低下，再加上后来国家强力推行的企业兼并和破产的政策，最终导致大面积的城市工人下岗。

第二，为了应对财政、金融和外汇三大赤字危机，政府于1994年开启了全面的市场化改制，其中包括了医疗和教育这两大领域。众所周知，医疗和教育这两个领域具有信息绝对不对称的特征。换句话说，你看病也好，上学也好，话语权基本上都是掌握在医院和学校手中，而且人人都无法回避。所以，这一类领域往往作为公共服务，由政府的财政支出来提供。但是，随着政府财政赤字，就像之前政府在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采取了“政府甩包袱的手段”。最后出现了医疗高收费、药品高回扣，教育乱收费、乱集资和加重学生负担等一系列的问题，并且医生和教师的腐败也是愈演愈烈，成为了屡禁不止的顽症。而这相当于，大大提升了老百姓的生活负担。

第三，实施分税制之后，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越来越差，于是，一方面，大家都将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责任留给下一级地方，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处于行政链条最低端的县乡基层政府陷入财政困境，农民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另一方面，土地出让金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摇钱树，土地的发展收益主要集中在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的手中，而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非法土地侵占和破坏土地承包的行为发生。

第四，为了压制通胀，政府全面收缩信贷政策，提高贷款利率。然而，收缩政策对国有企业影响不大，对非国有的中小型企业却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损害。这使得当时大量的资金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而转向来钱快的领域，比如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最后导致流动性比较差的资源环境领域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

好了，今天呢我们就在暂时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期节目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温铁军教授的《八次危机》，我们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