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叶挺想辞去军长，周恩来批评项英：你们连叶军长也不要？

周恩来与叶挺是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他们早在北伐战争之前，就在党内一起共事，两人志同道合、风雨同舟，他们伟大的革命友谊纯洁而高尚、诚挚而久远，为全党全军树立了光辉典范。

1924年，任大元帅府警卫第二营营长的叶挺，经孙中山批准，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他在苏联期间，在王若飞、王一飞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9月，叶挺回国，到中共广东区委报到，接受周恩来领导，从此开始了他们20余年的革命友谊。

1925年11月，为准备北伐，周恩来在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基础上，亲自指导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是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队伍，必须要选一位在党内、军内有影响、有才干的人来担任团长，周恩来想到了叶挺。

叶挺没想到周恩来会把这么重要的担子交给自己，他来到独立团后，很快把这支部队建设成了一支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

1926年4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决定派叶挺率领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首先北伐。周恩来专门来到了团里，对叶挺说：“现在有些国民革命军部队对北伐战争仍然存有种种顾虑，不愿意派部队先出去，我们独立团只有做到不仅能够打头阵，而且能够打胜仗，才会把他们带动起来，使他们很快跟上来。”

叶挺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他带领独立团攻醴陵、占平江，连克泗汾桥、汀泗桥、贺胜桥，一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直抵武汉，受到民众的称誉，使第四军荣获了“铁军”的光荣称号。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周恩来前往南昌，任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时任国民革命军24师师长的叶挺也毅然决定率部起义，他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

起义的方案由是由刘伯承起草的，周恩来看后又拿给叶挺看，叶挺也觉得非常周密，看完以后什么都没说，就把方案退了回去。

但刘伯承因为此前没有和叶挺合作过，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便去问周恩来，周恩来哈哈大笑：“这就是叶挺的风格，他不说话，就是同意，如果他有意见，会跳起来和你争论的！”

南昌起义失败后，叶挺辗转抵达香港，他在12月10日晚奉命赶到广州，担任军事总指挥，领导了广州起义，但因为寡不敌众，起义很快就失败了，叶挺当机立断，组织撤退。

不久以后，叶挺来到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广州起义的经过，但在苏联的王明等人因为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指责叶挺“政治动摇”，东方大学请叶挺去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让，这让叶挺深受委屈，他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从此脱离了党组织。后来周恩来知道以后，也觉得叶挺非常冤枉。

此后叶挺先后在柏林、巴黎、维也纳等地流亡，他做过豆芽、卖过豆腐、帮人家收过水果，直到“九一八”事变后，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爱国之情，于次年和夫人李秀文一起回到了澳门。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除将北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外，同时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队伍的意见，经过反复谈判，国民党最终同意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一个军。

但蒋介石却提出军长要安排自己的人，企图吞并这支军队，中共对此坚决不同意，双方对此僵持不下。

当时叶挺正在上海，周恩来在7月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时，途经上海，专门会见了叶挺。周恩来认为叶挺是一个合适的军长人选，他告诉叶挺，希望他能主动担起这个担子，并利用他和国民党将领陈诚和张发奎的私交，做通蒋介石的工作，叶挺最终同意了。

叶挺很快说服了陈诚，陈诚于是向蒋介石进言：“叶挺有意出任新四军军长，他是当前最合适的人选。”

蒋介石考虑到派自己的人去，共产党也不会接受，叶挺现在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与其让共产党人当军长，确实不如让叶挺去，于是在1938年9月28日正式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10月下旬，叶挺又专门去了一趟延安，毛泽东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欢迎叶挺将军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

随后毛泽东又和叶挺进行了长谈，要求他必须坚持部队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让国民党插手与干涉，叶挺也进行了保证：“虽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后，很快积极开展工作，但他却和副军长项英出现了矛盾，项英虽然是副军长，但却兼任着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会新四军分会主席，叶挺因为不是党员，因此新四军的领导权实际掌握在项英手中。

“党指挥枪”确实无可非议，但项英却并不尊重叶挺，他认为叶挺不是党员，因而只把他看作是“统战对象”。而且叶挺在生活上服装整洁，仪表堂堂，有将军风度，还喜欢摄影，爱打猎，爱穿夹克衫、戴鸭舌帽，这让工人出身的项英非常看不惯，这使得他更加疏远叶挺。

所以叶挺虽然是军长，却无法充分履行职权，对于一些军事上的重大方针决策问题，往往受制于项英，不能做出决断；一些属于军事方面的重要会议和活动，自己也无权主持甚至无法参加。中共中央一些有关军事方面的重要文件和指示，项英也往往封锁起来，使叶挺无从知悉。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曾专门给项英发电报，要求他“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但项英并未听取中央的指示。

1938年8月下旬，叶挺终于下定决心给周恩来发电报，要求辞去军长职务。周恩来虽然竭力挽留，但叶挺去意已决，于10月底离开新四军来到香港，他给毛泽东发电报，愿意继续在广东从事抗日事业。

叶挺的辞职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蒋介石乘机大做文章，攻击中共，说共产党连叶挺将军这样的人都不能团结，足见中共并无团结抗日的诚意。

周恩来对此心急如焚，他马上向中央发电，建议仍然应该由叶挺担任军长，他又约叶挺到重庆面谈，但叶挺仍然不愿回新四军，他说自己想去八路军去直接带兵打仗，不论到哪个师，担任何种职务，他都愿意。

周恩来于是耐心地给叶挺做工作，让他以抗日大局为重，并表示会确定他的军长权力。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叶挺终于决定重新回到新四军，周恩来高兴地说：“到时候我们一起动身，我送你回皖南！”

周恩来送叶挺到新四军云岭军部后，严厉地批评了项英：“你们甚至连叶军长也不想要啊！国民党和日寇都怕叶挺指挥新四军作战啊！你们可就是不给他指挥权！连参谋处长也不让和他住在一起，叫他指挥谁啊？”

在周恩来的耐心教育下，项英最终表示会和叶挺搞好团结。

当天晚上，新四军军部举行了一个欢迎周恩来的小型宴会，宴会开始后，项英首先起身举杯说：“我代表东南局全体党员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向中央代表敬酒！”

周恩来心里很不高兴，自己刚刚教育了项英，他却又摆出一副党和新四军的代表非他莫属的口气和姿态，完全没有把叶挺放在眼里，于是周恩来依然坐着不动。

叶挺当然知道周恩来的心思，他也马上举起酒杯说：“我和项英同志代表新四军指战员，欢迎周恩来同志前来指导工作，并为你的浙皖视察一切顺利干杯！”

周恩来这才高兴地起身，把酒一饮而尽。他又示意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给叶挺敬酒，他们在大革命时期都曾是叶挺的部下，他们很快明白了，周恩来这是在提醒他们，要尊重叶挺曾经的革命历史和在新四军中的地位。

但可惜的是，项英并没有完全把周恩来的劝告听进去，此后叶挺在新四军的境遇并没有多少好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严重损失。

“皖南事变”中，叶挺下山和国民党谈判，结果却被扣押，并被关进了监狱。1947年1月17日，蒋介石又宣布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并声称要把叶挺送交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周恩来得知以后，悲愤不已，他马上给何应钦打电话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当天晚上，周恩来又连夜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句，并在第二天由《新华日报》公开发表。

叶挺在被囚禁期间，也始终坚贞不屈，他在牢里写下了著名的《囚歌》，表达了自己决定斗争到底的坚强意志：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

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周恩来则一直在为营救叶挺出狱而努力。1945年8月底，叶挺和家人被国民党转移至重庆，正好此时周恩来在重庆谈判，叶挺吩咐叶正明等3个子女机智地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并跑到了重庆红岩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找周恩来，但当时周恩来外出开会，值班人员没有及时向他报告。

周恩来回来以后，才知道叶挺的情况，他马上乘车去找叶挺，但国民党已将叶挺转移走了，事后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值班人员：“如果你们及时告诉我，我马上去找，就能把叶挺救出来！”

直到1946年，我党向国民党提出愿以邯郸战役中被我俘获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40军军长马法五换回叶挺，蒋介石这才同意。

出狱前夕，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询问叶挺：“获释之后第一件事想做什么？”

叶挺回答：“请求中央恢复我的共产党党籍。”

沈醉后来把叶挺的话告诉了戴笠，戴笠过了半天才说了一句：“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于此！”

1946年4月8日，叶挺与王若飞、邓发、博古等人乘专机由重庆飞赴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难，享年50岁。

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后，悲痛不已，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四八烈士永垂不朽》悼念叶挺等人：

二十多年来，成千成万的战友和同志，在共同奋斗中牺牲了，但没有一次像你们死得这样突然，这样意外。突然的袭击，意外的牺牲，使我们更加感觉到这真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叶挺留下了6个儿女，建国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非常关心他们的成长，每逢节假日，都会把他们接到中南海家里，话题总是离不开要他们继承先烈遗志，做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叶挺的6个子女全部成长成才，他的心血没有白费。

周恩来和叶挺对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以及他们之间真诚的革命情谊，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