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从皖南泾县云岭出发北移,却在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经过7个昼夜的血战,除约2000人突围外,其余官兵大多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谈判被扣,这就是著名的“皖南事变”。
周恩来得知此事以后,悲痛不已,他当即写下了16个字: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更令周恩来的担心的是叶挺还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那可是他的好战友、好同志啊!
1925年9月,叶挺结束了在苏联为期一年的学习,他回到广州后,马上受到了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部长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对叶挺说:“你还是回你的老部队粤军第一师工作,粤军第一师现已扩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你去暂时担任参谋处长。”
叶挺一听说“暂时”二字,就知道自己这个职位不会干得太久。果然3个月以后,叶挺就在讨伐军阀陈炯明的惠州前线接到了新的任职命令——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团长(不久后改称第四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
第三十四团是广东区党委以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和黄埔军校学生军为基础而筹建的,全团共2000余名官兵,还有20多名共产党员,并建立了党的支部,这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革命军队。
叶挺上任之前,周恩来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提了几点具体的要求:
1.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
2.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3.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很好与友军团结;
4.作战要勇敢,要有牺牲精神,要能吃苦耐劳;
5.要起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
6.要多打胜仗。
叶挺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把全团训练成政治合格、军事过硬的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第一支武装部队。北伐开始后,叶挺带领独立团作为先锋,攻醴陵、占平江,连克泗汾桥、汀泗桥、贺胜桥,一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直抵武汉,受到民众的称誉,使第四军荣获了“铁军”的光荣称号。
大革命失败后,叶挺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叶挺遭到无端指责,并受到留党察看6个月的不公正处分,他一气之下脱离了党组织,到异国他乡过着流亡的生活。
对于叶挺的离党出走,周恩来一直很不平,他曾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九一八”事变后,叶挺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爱国之情,于次年和夫人李秀文一起回到了澳门。1936年夏天,周恩来派潘汉年与叶挺取得了联系,潘汉年告诉叶挺,我党的政策已由过去的“推翻国民党政府”转变为“联合国民党一道抗日”,希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做一些国共联合抗日的工作。叶挺欣然同意。
“七七事变”后,我党提出了除将北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外,同时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队伍的意见,经过反复谈判,国民党最终同意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一个军。但蒋介石却提出军长要安排自己的人,企图吞并这支军队,中共对此坚决不同意,双方一度僵持不下。
1937年8月,周恩来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时途经上海,他借着这个机会,在潘汉年的安排下与叶挺见了面。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希夷(叶挺字希夷),我正在和蒋介石谈判,主要是谈陕北红军的改编问题,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也提到了日程上来,但蒋介石还没有明确的态度。”
叶挺说:“为了抗日,这恐怕没有什么问题吧!”
周恩来说:“如果能谈通,希望你能参加这支部队的改编工作。”
叶挺听后欣然同意,他又利用自己与陈诚的私交,说服了陈诚。于是陈诚向蒋介石进言:“叶挺有意出任新四军军长,他是当前最合适的人选。”
蒋介石考虑到派自己的人去,共产党也不会接受,叶挺现在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与其让共产党人当军长,确实不如让叶挺去,于是在1938年9月28日正式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10月下旬,叶挺又专门去了一趟延安,并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欢迎叶挺将军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
随后毛泽东又和叶挺进行了长谈,要求他必须坚持部队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让国民党插手与干涉,叶挺也进行了保证:“虽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但叶挺到任以后,却和副军长项英发生了分歧。项英认为叶挺不是党员,只是将他当成统战对象。叶挺虽然是军长,但既看不到中央给军党委的电报,也不能参加军党委的重要会议,所以很难开展工作。
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这被项英指责为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喜欢穿着整洁,并有自己的厨师,单独吃小灶,项英对此也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这些因素都促使叶挺与项英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化。
1938年6月初,叶挺去武汉找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为新四军要军费,见到了周恩来,他把自己和项英之间的分歧向周恩来进行了报告,并建议成立共同议事的新四军委员会。两天以后,延安发来回电:
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任,叶为副。
但由于项英仍然不合作,叶挺的处境没能得到改善。深感委屈的叶挺在这年10月离开新四军出走,回到家乡广东省惠阳县,出任国民党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
叶挺的出走,乐坏了蒋介石,他想趁机换掉新四军军长,并得意地对我党有关人士说:“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
周恩来对此非常着急,他马上发电挽留叶挺,但叶挺没有接受。1939年1月中旬,叶挺由香港乘飞机来到了重庆。
叶挺到重庆后,周恩来与他进行了多次交谈,叶挺虽然认识到自己出走确实不妥,但感觉还是很难和项英相处,他对周恩来说:“能不能让我到八路军去带兵打仗,到哪个师,担任何种职务都行。”
周恩来摇头说:“希夷,我不是说过了吗,你这个军长,是经过国共两党商量定的,不好随意变动,将来的新四军委员会,你任正职,项英为副职,军事工作由你全权办理,项英实际为政委。”
周恩来这番推心置腹的话终于感动了叶挺,他当即表示自己愿意继续回新四军工作。周恩来高兴地握住他的手说:“到时候我们一起动身,我送你回皖南!”
1939年2月15日,周恩来陪同叶挺一起回到了新四军军部云岭。周恩来首先同项英促膝交谈,他严厉地说:“你们一方面处处向国民党让步,另一方面,对群众,对朋友,却缩手缩脚,不敢争取!你们甚至连叶军长也不想要啊?”
项英默不作声。
周恩来接着说:“国民党和日寇都怕叶挺指挥新四军作战啊!可你们就是不给他指挥权!连参谋处也不让和他在一起,叫他指挥谁啊!”
项英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当场表态,自己以后会配合好叶挺的工作。
当天晚上,新四军军部举行了一个欢迎周恩来的小型宴会,宴会开始后,项英首先起身举杯说:“我代表东南局全体党员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向中央代表敬酒!”
周恩来心里很不高兴,自己刚刚教育了项英,他却又摆出一副党和新四军的代表非他莫属的口气和姿态,完全没有把叶挺放在眼里,于是周恩来依然坐着不动。
叶挺当然知道周恩来的心思,他也马上举起酒杯说:“我和项英同志代表新四军指战员,欢迎周恩来同志前来指导工作,并为你的浙皖视察一切顺利干杯!”
周恩来这才高兴地起身,把酒一饮而尽。他又示意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给叶挺敬酒,周、袁两人在大革命时期都曾是叶挺的部下,他们很快明白了,周恩来这是在提醒他们,要尊重叶挺曾经的革命历史和在新四军中的地位。
此后叶挺和项英的关系有所改善,项英在工作上尽量多和叶挺商量,生活上对他也多有照顾,有时两人饭后还杀上几盘棋,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索要叶挺。1942年6月,周恩来得知叶挺已被转押到国民党第六战区湖北恩施后,马上委托《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借采访之机前往探望。
陆诒见到叶挺后,向他转达了党和周恩来对他的关心和鼓励,陆诒说:“两党谈判此刻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在每次谈判中,都提出恢复你的自由问题,切望你耐心等候,多多保重!”
叶挺感激地说:“我也深知我的自由问题决定于谈判结果,我深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必定获得胜利。这一坚定不移信念,在几年囚禁中都没有动摇过。请他们释念,放心。”
抗战胜利后,叶挺得到了自己要被转移到重庆的消息,他对身边的正明、华明和扬眉3个孩子说:“抗战胜利了,形势起了大变化,蒋介石是杀我、放我,很难预料。到了重庆后,你们想办法去找周恩来伯伯。”
9月14日晚,叶挺一行人被押解到了重庆,临时住在一家旅馆里。第二天一早,叶挺交给孩子们一封给周恩来的信,让他们去找周恩来。扬眉曾在1942年见过周恩来,三兄妹在她的带领下,假装出来买早点,然而跳上一辆黄包车,直奔曾家岩50号周公馆。
当时正值重庆谈判,周恩来见到兄妹3人后,惊喜异常,马上驱车带着他们去找叶挺。但遗憾的是,当他们赶到旅馆时,叶挺已经被转移走了。
直到1946年春天,我党向国民党提出愿以邯郸战役中被我俘获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40军军长马法五换回叶挺,蒋介石这才同意。
出狱前夕,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询问叶挺:“获释之后第一件事想做什么?”
叶挺回答:“请求中央恢复我的共产党党籍。”
沈醉后来把叶挺的话告诉了戴笠,戴笠过了半天才说了一句:“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于此!”
1946年3月4日,叶挺终于被释放。这天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等人亲自前来迎接,叶挺见到邓颖超后,激动地说:“大嫂,大哥(周恩来)他身体好吗?”
邓颖超含着泪水回答:“好,好!但他不在重庆,到北方跟马歇尔、张治中等人打交道去了,听说这两天要回重庆。”
3月6日,周恩来乘飞机返回重庆,叶挺亲自到机场迎接,两人见面后,紧紧拥抱在一起。叶挺告诉周恩来,自己已向党中央提出入党申请,同时希望狱中的部属能早日获得自由,周恩来安慰他说:“入党申请,党中央必定会很快批准的。我们将继续与国民党交涉,使仍在狱中的新四军人员早日释放。”
第二天,中共中央给叶挺回了电报,决定接受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周恩来向叶挺宣读电文时,他感动地流下了热泪。
1946年4月8日,叶挺与王若飞、邓发、博古等人乘专机由重庆飞赴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难,享年50岁。其夫人李秀文、五女扬眉、幼子阿九同机遇难。
周恩来得知这个噩耗后,悲痛不已,4月19日,他在重庆《新华日报》上撰文怀念叶挺:
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10年流亡,5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一出狱,你就要求重新入党。
一见面,你就提到皖南死难同志,检讨皖南事变,要我交涉放人。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保护人民队伍和释放一切政治犯而奋斗到底!
叶挺留下了6个儿女,建国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非常关心他们的成长,每逢节假日,都会把他们接到中南海家里,话题总是离不开要他们继承先烈遗志,做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叶挺的6个子女全部成长成才,他的心血没有白费。
如今两位伟人早已作古,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将永远被世人铭记!
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