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周恩来因缺盐中暑，岳母为他弄盐，但他为何向岳母发火？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个人经历时，曾专门谈到了自己的岳母杨振德：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60岁的时候，还在中央苏区的红色医院当医生。

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杨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杨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

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1936年国共谈判开始，1937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从周恩来的话里可以看出，他的岳母杨振德确实是一个奇女子。

1875年，杨振德出生于长沙，他的祖父是富商，但几个儿子都不会经商，只会大手大脚花钱。祖父去世后，杨家坐吃山空，家境日渐衰退。

杨振德是独生女，父亲从小就教她读书，因为祖父是吃错了药去世的，所以父亲买了许多医书，教她学习中医。杨振德14岁时，父亲带着她来到广西南宁谋生。

但不久以后，杨振德的父母就相继去世，她从此成了孤儿，漂泊异乡。但还好她学过中医，此后她又更加努力钻研医术，渐渐能给人治病，也能糊口了。

杨振德在25岁时，经过媒妁之言，嫁给了广西南宁的镇台邓廷忠，邓廷忠曾跟随冯子材将军抗击过法国侵略军，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又护卫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安全抵达陕西西安，为清朝立下了很多功劳。

杨振德和邓廷忠婚后不久，生下了一个男孩，但不幸夭折了，在1904年，杨振德又为他生下一个女儿，这就是邓颖超，但邓廷忠只喜欢儿子，他准备把女儿送人。

但一向文静的杨振德知道以后，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菜刀，对丈夫说：“你要是把女儿送人，先把我杀了！”

邓廷忠没想到妻子竟然会和自己拼命，他再也不敢提把孩子送人了。后来邓廷忠还想给女儿裹脚，但杨振德坚决反对，所以邓颖超从小就没有缠过足。

1907年，邓廷忠被人诬陷擅离职守、戍边不力、犯有欺君之罪，皇帝于是下旨将他革职查办，并发配到新疆充军3年。

杨振德得知这个噩耗后，感觉到五雷轰顶，她为了给丈夫凑充军的路费，毅然将自己心爱的金银首饰和贵重衣物变卖，凑足了200两白银，她希望丈夫能够早日充军期满，回来和她团聚。

邓廷忠被发配后，杨振德也成了“犯官家属”，不能再挂牌行医了，她不得不带邓颖超来到天津，她先后在育婴堂当过医生、戒烟所当过职员，每月领着微薄的薪水，艰难度日。

到了1911年秋，邓廷忠在新疆充军3年期满，但他在徒步返回内地的路上，因为劳累过度，竟暴死于归途之中，时年52岁。

此后杨振德只能和女儿相依为命，1913年，她来到北京的一所平民小学任教，9岁的邓颖超也随母亲在这所学校读书。杨振德为女儿取了“邓文淑”这个学名，希望她能德才兼备，既有文才，又很贤淑。

但不久以后，平民学校也被取缔，杨振德不得不带着邓颖超又回到天津，她在4个家庭当家庭教师，每月工资30多元。而邓颖超也很争气，她在1915年考入了直隶第一女师预科，次年进入本科。

在母亲的影响下，邓颖超从小就忧国忧民，思想非常激进，她在学校里担任了学生会主席，“五四运动”爆发后，她也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她先是提议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后来又参与创办了“觉悟社”，并与周恩来相识。

邓颖超在师范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但她整天都在为革命工作忙碌，杨振德对于女儿从事革命活动一直大力支持，她不仅跟着女儿到处奔波，而且坚持以行医和教书来维持母女俩的生活。

1923年，在欧洲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向邓颖超写信表白心迹，刚好杨振德在家收到了信，她发现女儿看完信后面红耳赤，她知道女儿恋爱了。

尽管杨振德早就见过周恩来，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和人品，但毕竟她自己的婚姻不幸，还是提醒女儿说：“你一定要慎重考虑，嫁给革命分子，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邓颖超却说：“哎呀，你不是常常说，革命男儿有出息吗？怎么现在变卦了？”

开明的杨振德见女儿如此坚持，也就默许了，她还经常关照周恩来在天津的弟弟周同宇，周同宇叫邓颖超“姐姐”，叫杨振德为“杨伯母”。

1925年3月，邓颖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她被调往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这是邓颖超20多年来第一次要和母亲分开，杨振德非常不舍，但为了女儿的革命事业，她还是支持女儿尽快去广州。

邓颖超到广州以后，就和周恩来结婚了，不久以后，周恩来就让弟弟周同宇把杨振德接到了广州，让岳母和自己一起生活。

杨振德过来以后，周恩来正在领导东征，不在广州，而邓颖超已经怀孕，于是杨振德就负责照顾她，但当时邓颖超一心都扑在工作上，不想要孩子，于是瞒着母亲偷偷去打了胎。

杨振德发现女儿打胎后面色蜡黄，十分心疼，她虽然狠狠责备女儿不懂事，但还是悉心地照顾她，让她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1926年底，周恩来调到上海工作，此时邓颖超再次怀孕，于是留在了广州，由杨振德陪产，但在1927年4月，孩子却因为难道而死。

此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广州的军阀也开始屠杀共产党，还好此时邓颖超因为住院而躲过了一劫。

此后邓颖超和杨振德转移到了上海，陪着周恩来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杨振德找了份行医的工作，以掩护周恩来和邓颖超。当时党发给周恩来每月的生活费是12元，邓颖超是8元，靠这点钱从事地下活动是远远不够的，还好杨振德靠着行医的收补贴，他们才能正常工作下去。

在1932年，周恩来、邓颖超和杨振德先后调到了中央苏区，此时杨振德已经57岁，几十年的奔波劳作和艰苦生活，使她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周恩来专门在瑞金给她找了一间空房子，让她好好休养，杨振德的住处离贺子珍的母亲杜秀很近，两位老人经常互相串门。

杨振德在瑞金还是闲不住，她又去了中央红色医院当医生，她不仅积极为群众治病，还和杜秀一起办起了“妇女扫盲班”，既教妇女儿童学文化，还宣传宣传苏维埃婚姻法，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们为“杨奶奶”、“杜奶奶”。

有一天，杨振德正在为群众治病，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跑了过来，哭着对她说：“杨奶奶，你要救救我呀，你不救我，我只有死了！”

原来这个姑娘是村里一户人家的童养媳，婆婆见她长大了，硬是逼她与大自己20多岁的男人成亲，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她见杨振德来到了村里，于是马上跑了出来寻求帮助。

杨振德于是来到了姑娘的婆婆家，对婆婆说：“共产党主张婚姻自由，你家的童养媳不愿同你儿子成亲，找我这个老婆子来了。我们党的政策，只要有一方不愿意，都不能勉强，这门亲事你们再考虑考虑。他们两个感情不好，勉强结了婚，也不会有幸福。”

婆婆听了以后，仍然有很多顾虑，杨振德又反复给她讲政策、讲道理，婆婆最后终于被她说服了，于是取消了这桩婚事。

1933年8月的一个晚上，杨振德看见周恩来的警卫员用担架把他抬了回来，他吓得面如土色，连忙问警卫员：“怎么啦？”

警卫员告诉她，周恩来在午饭后冒着酷暑要去步兵学校上课，但在路上中暑了，尽管如此，但周恩来还是坚持着把课上完，他在回来时再也坚持不住，警卫员只好用担架把他抬了回来。

杨振德经过诊断，发现周恩来中暑的根本原因还是身体长期缺盐，于是她找到杜秀，把这件事告诉了她。杜秀也很苦恼地说：“老毛（毛泽东）也常常冒冷汗，腿发软。

可是，整个红区都缺盐，政府规定供给的标准都难落实，到哪里去弄盐呢？”

杨振德说：“我到硝盐厂去问了，只要能挖到20斤上等硝土，就可以换取二两硝盐。”

于是两位老人开始积极地挖硝土，但附近能挖的地方早就被挖光了，她们不得不跑到很偏僻的山村去挖，就这么挖了好多天，他们终于换了一小包又苦又涩的硝盐，这让她们非常高兴。

有一天，两位老人又发现了一个废弃多年的茅坑，茅坑墙上的土砖硝霜很浓，能够挖到不少硝土，她们高兴坏了，但在挖的时候，杨振德脚下的土墙松塌，不小心掉进了坑里。

后来杨振德被群众送到了中央红色医院，她的脸和手都被划破了，周恩来在得知岳母受伤的原因后，只好“唉”了一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但杨振德的伤好了以后，周恩来还是破天荒地对她发了一次火，她们换的硝盐，也被周恩来转交给了中央红色医院。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杨振德因为年迈，不得不留在苏区，但不久以后，她就在随游击队转移的途中被敌人抓住了，面对敌人的审问，杨振德表现得镇定自若，保持了革命者的气节，她在狱中利用自己的医术治好了不少狱友的病，因此受到了大家的尊重。

直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杨振德才被释放了出来，不久以后，她在组织的帮助下转移到了武汉，并在这里和周恩来、邓颖超再次相聚了。

1938年8月，日军逼近武汉，杨振德等一批八路军高级干部家属被转移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贵阳交通站。但不久以后，日军的飞机对贵阳进行了轰炸，杨振德又被转移到了贵阳南郊的青岩古镇居住。

1939年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来到重庆工作，他们把杨振德接了过来，此时杨振德已经64岁了，长年的奔波和监狱生活的折磨，使她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她的眼睛只能看到一尺之内的工作，但她仍然坚持工作，经常为身边的同志们看病。

杨振德在重庆行医时，不仅治好了不少病人，而且经常不收治疗费，甚至自己还贴补药材给家庭困难的病人治病。蒋介石知道后，还亲自给她发了一面锦旗。

1940年春，周恩来因为手臂受伤，不得不去苏联治疗，邓颖超陪他一起前往，杨振德思念女儿和女婿，在4月2日给他们写下了一封亲笔信：

翔、超儿：

四月一日接到你们三月十六日由兰州发来的信并相片三张，看见你们身体胖壮，喜慰之心非笔墨所能言宣。翔之手伤痊愈，尤深欣慰。

以前我曾寄你们三封信，来信云，只收到一信，想其二信，已浮沉了。你们客岁十月间寄来的信，没有收到；八月间寄来的信，收到的。我和老太爷（周恩来的父亲）一切为恒，均安适。可放心勿念。

惟生活程度，较去年上半年，粮物一切，价昂二三倍以上。此地民风，皆习惯勤劳，十之八九，均可自食其力。虽感生活太高之苦，但地方民情，尚称安静。你们到渝，望即来信告知，以慰悬怀为盼，余不尽言，容当后叙。此复，并祝双福。

这是杨振德唯一一封留给邓颖超的家书，从中可以读出杨振德与邓颖超之间细腻深沉、亲密无间的母女之情。

到了1940年，杨振德终于病倒了，她对邓颖超说：“小超，我要去‘老家’了，你不要难过啊！”

邓颖超明白母亲已经生命垂危，她日夜守候在病榻前，但杨振德却对她说：“我是不重要的，你们不要为我忙了吧！”

1940年11月18日，杨振德不幸病逝，享年65岁。11月19日，邓颖超和周恩来联名在《新华日报》头版上刊登讣告，悼念母亲去世。

邓颖超后来回忆母亲时曾说：“我妈妈是一位平凡的妇女，慈祥的母亲，她的一生是很曲折坎坷流离的一生。她具有独特的性格，反对一切封建习俗，追求进步、想往大同世界，有助人为乐的精神、自强自立，勤奋阅读，深研医术。她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1984年6月1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将杨振德和周恩来父亲周劭纲的骨灰迁葬于“红岩公墓”，以志纪念。

杨振德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中国母亲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