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病重时，还想着张学良，他叮嘱罗青长：别忘记台湾的老朋友

1975年12月20日，已处于病危状态的周恩来召见国务院对台工作小组的负责人罗青长，和他谈对台工作，并专门叮嘱他：“千万记住，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

周恩来说的这位“老朋友”，正是张学良。他与张学良真正见面交往的时间，全加在一起，也不过八天九夜，但他们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友谊绵延半个多世纪，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点，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传世的佳话。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丢掉了东北，被国人称为“不抵抗将军”，他对此深感郁闷，多次向蒋介石请求抗日，但蒋介石不仅不同意他的请求，反而命令他带领东北军去陕西进攻红军。

张学良在和红军的作战中屡战屡败，他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深感失望，他开始思考联共抗日，并和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他恳请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延安正式进行会谈，中共中央经过考虑后，决定派周恩来前往。

1936年4月9日晚8时，在陕北肤施的天主教堂内，周恩来和张学良第一次见面，两人热情地握手，周恩来说：“我从小在东北长大（1910年至1913年在沈阳读书）。”

张学良回答：“这我知道，我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

周恩来有些惊讶：“张伯苓是我在南开读书时的老师，什么时候成了你的老师？”

张学良哈哈大笑：“我过去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就戒掉了，所以我拜他为师，我们可算是同师了。”

两人很快谈论到了抗日的问题，张学良尖锐地问：“你们共产党是否真心抗日？”

周恩来回答：“中国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

张学良又问：“你们是不是只有倒蒋才能抗日？”

周恩来回答：“是的。”

张学良痛苦地说：“除非蒋先生投降日本，否则我不能反蒋。”

周恩来深知张学良对蒋介石非常忠诚，他于是说：“如果蒋介石能放弃‘剿共’政策，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那旧账我们就不再算了。”

张学良大喜：“那么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边劝，对蒋先生来个内外夹攻，相信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周恩来也激动地说：“我们都是爱国主义者，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挽救中国。”

最终会谈十分成功，双方就“逼蒋抗日”达成了共识。后来张学良在回忆这次谈话时曾说：“他肯定是个相当高明的人物，反应快，对事情的理解很深，对谈话的反应极其敏感。他话不多，但是却常能一语中的，见识非常广。因此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很对脾气，像老朋友一样彼此敞开了胸怀。”

周恩来在返回的途中也对同行的人称赞张学良：“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12月14日，中共中央马上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赴西安，与张学良和杨虎城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张学良发现周恩来剃掉了胡子，有些惋惜地说：“太可惜了，都长那么长了。”

周恩来则笑着说：“从1931年我就开始留胡须，当时我就暗暗发誓，不抓住蒋介石就不剃掉胡子，现在蒋介石被你们活捉了，我也该将胡子剃掉了嘛！”

这时东北军有人插话：“原来周先生和副司令早就认识啊？”

周恩来哈哈大笑：“我们是老朋友了！”

张学良表示：“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

的领袖。”周恩来也非常赞同张学良的意见，坚持说服蒋介石抗日。

最终蒋介石终于同意了张学良和中共提出的抗日的要求，“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张学良决定在12月25日亲自乘飞机送蒋介石回南京。他认为自己作为军人，扣押蒋介石的行动等于是谋反，谋反就要判罪，该判死刑就判死刑。

张学良没把这件事告诉周恩来，但周恩来还是知道了，他马上赶到机场去堵张学良，可是等他赶到时，飞机已经起飞了。他不禁长叹：“汉卿（张学良字汉卿）是看《连环套》中了迷，他这是摆队送天霸啊！”

果然张学良回到南京后，马上被蒋介石扣押，从此以后，他和周恩来再也没能见面。

蒋介石还导演了一场审问张学良的丑剧，在法庭上，

审判长李烈钧问张学良：“你胁迫统帅，

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这显然是要把扣押蒋介石的责任扣到中共头上。

张学良却坚持说：“一切都是我自己的主意，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所做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指使的吗？”

周恩来也一直在积极营救张学良，他曾在抗战期间当面质问宋子文：“当时你担保张学良到南京后的自由，为什么没有做到？”

宋子文无可奈何地说：“其他事情都做了，就是这件事我无能为力。”

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在与重庆文化界话别的茶话会上感叹地说：“谈判已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

这时王卓然起身说：“周先生十年谈判生涯虽然太辛苦了，但将来的历史自有崇高的评价，只可怜那一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可不是容易过的呀！”

周恩来知道他说的是张学良，眼眶也不禁红了。

1946年12月12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双十二”十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他再次为释放张学良而发声：“在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到了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代行职权，周恩来认为这是推动李宗仁释放张学良的大好机会，而李宗仁当时想要和中共和谈，也同意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但由于囚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保密局只听命于蒋介石，营救最终没能成功。

后来张学良被蒋介石带到了台湾，周恩来对他在大陆的亲人一直非常关心，他的二弟张学铭任全国政协委员，四弟张学思早在1933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建国后不仅被授予了少将军衔，还担任了海军参谋长的要职。

1956年11月16日，在政协礼堂召开了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纪念会，周恩来作为政协主席发表了长篇讲话，他高度评价了张学良，称他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当时有人在会上提出：应该把纪念活动搞得大一点，声势也造大一点，以向蒋介石施压而迫使他放出张学良。

周恩来听了以后，马上严肃地说：“营救张汉卿不要急切从事！”

因为周恩来深知蒋介石一直对张学良扣押他怀恨在心，如果大陆方面还大张旗鼓地为张学良鸣冤，那么蒋介石一定会认为张学良和中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肯定会把丢掉大陆的一腔怨气都撒到张学良的头上，到时候张学良可能命都没了！

张学良到台湾后，在蒋介石的逼迫下，不得不写了一篇文章《西安事变忏悔录》，他此时已被囚禁了将近20年，也没了年轻时的锐气，他也知道该怎么写才能让蒋介石高兴，但他在文章里有一点始终坚持不改：“兵谏前未曾同共产党商量。”

1961年11月16日，周恩来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座谈会，他在会后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为了保密，信上既没有收信人的姓名，也没有写信人的署名，只有短短的16个字：

“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

该怎么把信送给张学良呢？周恩来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原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的夫人朱湄筠女士，她当时可以自由出入台湾，并一口答应了送信的请求。

朱湄筠把周恩来的信和张学铭、张学思写给大哥张学良的信一起小心翼翼地密封到一只精制的糖果盒内，然后从香港申请赴台探亲，终于在1962年10月10日把这封信送到了张学良的手上。

1974年，蒋介石病重，香港的一些民主人士准备乘这个机会发动舆论攻势，要求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他们把这个想法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虽然赞赏他们正义的精神，但并不同意这种做法。

周恩来对他们说：“蒋介石还没有去世，但是他对张学良的忌恨已经淡化了，你们这么一呼吁，可能刺激蒋介石用西太后对付光绪皇帝的办法，在自己临死对张学良下毒手，结果反而对他大大不利！”

1975年9月，周恩来已经病重，但他听说张学良患了眼疾，有失明的危险，于是马上在一份批示中指示有关部门查清具体情况，指示的最后三个字是“托！托！托！”

周恩来去世后，张学良非常悲痛，他说：“听到这个消息我难受得很，连个吊唁的电报都发不出去。听人说，周先生临终前，听说我患眼疾，有失明的危险，还让他身边的人查明情况，看能不能为我做点什么。这样知我重我者，天下能有几人？”

1990年6月，是张学良的90大寿，许多国民党要人于6月1日在台北园山饭店为张学良祝寿，张学良在这天接受采访时又提到了周恩来，他说：“我和周恩来能够相互理解，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反应很快，对情况的判断很准确，说话一针见血；不用对方多说话，就能准确抓住要点，是个见识很广的人。我和周恩来虽然初次见面，却像老朋友一样，一见如故。”

1991年3月，张学良终于获得了赴美探亲的真正自由，中共中央高度关注此事，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专门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回大陆看一看。

这封信由张学良曾经的部下、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带到美国给了他，张学良非常感动，他顾不上用放大镜，就把信贴着自己的眼睛连看了两遍，然后动情地对吕正操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替我问候邓女士。”

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张学良想到回到大陆还有很多不便，于是他专门给邓颖超写了回信，表示只要自己后面有机会，一定会回大陆看看。

1992年7月12日，邓颖超在北京逝世，张学良得知以后，专门委托他在香港的侄女张闾蘅赶到北京，并以他的名义向邓颖超的灵堂敬献花蓝，缎带上写着“邓大姐颖超千古，张学良、赵一荻敬挽。”

1998年5月31日，夏威夷檀岛中华第一教会为张学良举行生日感恩会，北京电视台朱振权导演也专门赶来，向张学良转交了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00周年特制的一对印有周恩来、邓颖超头像的情侣表。

张学良看到这对表以后，陷入了深深的思念，这是相别62年后的思念，也是一个年近百岁的耄耋老人60多年对挚友思念的继续。

2001年10月12日，张学良病逝，享年100岁。

尽管这两位世纪伟人都已辞世，但他们的生死之交却传为永恒的传话，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