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琦《二十四史》导读3 《后汉书》有超千余年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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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继承了《史记》和《汉书》的体例，也基本上按照《史记》《汉书》所列的那些篇目来叙述历史，

《后汉书》有很多列传，把很多相同时间、同一个事件所涉及的人物的传记放在一块。大家看这一个人的传记，再看这几个人的传记，都是这一个时期的事，就容易把这个历史场景复原。看一个人，想到他周围的人，把这几个人看清楚了，然后这个事件和历史就复原了，就是从类列传。

列传有的时候也不受时间限制，就是同一类人物：政治人物，经济人物，包括所谓技术、技艺人物放在一起。

中国的历史，它是经世致用之学，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中国人写历史、读历史都是为了经世致用的，所谓以史为镜，所谓学史明志，都是为了用的，并不是空洞的历史。

史官在写历史的时候，也不是说要简单地记录一部历史，给你弄个编年账放在那儿。他要表达他的观点的，他要通过历史表述自己的政治主张、社会主张，他要表达这些东西的。怎么表达？一个人一生几十年，他做了很多事，你写他什么呢？当然写重要的事，重要的事之中重点要解剖什么事呢？哪些事情值得说？哪些事情不值得说？哪些事情对我们产生影响。写作者都是有选择的，就是在叙述事件和人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选择。

但是还不够，历史学家常常直接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司马迁开创了这个做法。司马迁在很多篇目之后有一个发明，写作“太史公曰”。比如说写了《孔子世家》，把孔子传都写完了，最后“太史公曰”，说了一大段他对孔子的想法。

《汉书》《后汉书》也采用这种办法，但是它们不叫做“太史公曰”了，叫做“赞”。《后汉书》的赞语是作者用力最多的地方，《后汉书》在写作赞语的时候，并不是说空话套话，而是有针对性的、有思考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在赞语上是下了功夫的。

《后汉书》的作者是范晔，这个范晔在历史记载当中还有一个非常特别之处，他很重视东汉时期的对外关系，特别注重当时的海外交通，这是很多人没有的。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就是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现在我们说是欧洲地盘了。这是中西历史关系上的一件大事。《西域传》当中就叙述了大秦社会的繁庶，说“立屯田于膏腴之野，邮置于要害之路。”说当时他们的国家怎么管理，特别讲到大秦的国家制度。这个不得了啊！中国人关注外国的政治制度，我们知道是在清朝末年，说西方的人怎么搞，他们的制度是什么样子。 

当时他（范晔）讲到大秦的制度，说“国无常人，皆简立贤者。”这怎么理解啊？说国家的统治者和治理者，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老是那几个人，你的家族或者亲信，“皆简立贤者”，都是选拔那些有能力、有德行的人。“故国有灾异，即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说如果国家发生大事，或者是需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重新选拔管理事务的人。“受放者是甘黜不怨”，遇见大事了，你不能干，好，请你让贤，我再选拔能干的。这个被罢黜的人，不怨，也没什么意见，觉得很正常。能者上，不能者让位。

范晔还用了自己的表述方法，他说“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他这个“将”，就是大人物、大官，他讲的“置三十六将”，就是请很多有代表性的人物在一起，开会讨论国事。这就跟我们东方的传统不一样。东方传统，天子一言，大家就执行好了。所以范晔眼界开阔，思路敏敏。在这个时候，能注意到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它们的差别，而且抓住了不同政治制度的核心，能够把它介绍到中国来。这样的史家，高屋建瓴。须知这是2,000多年以前，后来2,000多年以后，中国人才开了窍，学习或者是借鉴，或者是批判外国的制度。

我们读史，才能常常在这种细微之处见到先人的那种智慧，那种高远和博大。我们有的时候一呵而过，但是我们仔细一看，发现字里行间，这是一个大事啊，中西交流的大事。当时东西方之间隔山隔海，交流多困难哪。不像现在，一个手机，微信过去了，有网络，传过去了。那时候，上哪一走一年半载，走到目的地。可是范晔抓住了这种本质的差别，把它介绍到我们中国来。这些人了不起，所以可以喝一杯。《汉书》可以下酒，《后汉书》都有这样的特质。

好的，本期节目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二十四史大师课》，我们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