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文艺复兴时期(1400—1600):社会文化对音乐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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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社会文化对音乐的影响


图4-1 来自《白色国王》(Der Weisskunig)的16世纪木刻,描绘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乐器,乐器的数量和表演的状况表明了这一时期器乐表演的崛起和宫廷音乐的世俗性本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威廉·劳瑞·安德鲁斯赠,1888)

在其最狭窄的意义上,“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一术语意为15世纪和16世纪意大利艺术文化生活中所出现的对古代经典的观念和形式重新产生兴趣的现象。然而,在其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文艺复兴指的是对人的尊严和内在价值的兴趣出现普遍的更新或再生,这一趋势在中世纪晚期已有所暗示。它既体现在这一时期的艺术中,也体现在了政治、宗教和社会建制的方方面面。人文主义哲学最充分地表达了这一趋向。音乐仅在广义上反映了文艺复兴运动,并且直到16世纪后半叶,我们都可以在勃艮第和尼德兰作曲家的作品中找到对它的最充分的表现。那时的意大利人,接受了长期涌入的北方作曲家音乐风格的教育,并将其繁荣发展为了占据统治地位的乐派。得益于这些后期乐派的贡献,文艺复兴时期见证了音乐的重生。

新教宗教改革对宗教音乐和欧洲音乐的影响,要甚于其他任何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运动。胡格诺教派和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催生了适于这些运动的音乐表达,导致了使用法国和英格兰本土语言的诗篇歌调音乐的出现和圣公会全新礼拜音乐的创立。然而,正是马丁·路德将音乐积极纳入宗教改革,并使之成为宗教仪式的关键且重要的组成部分的这一运动,对德语国家音乐文艺复兴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也正是这一运动最终使得德奥音乐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一直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尽管世俗化倾向日益增长,但罗马天主教会依然是音乐创作的首要赞助者。天主教会为抵制宗教音乐的世俗化和新教教派的影响力而做出了努力,这体现在特伦托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1545—1563)取缔了附加段和除四种继叙咏之外的其他全部继叙咏,并且取消了经文歌和弥撒创作中的世俗定旋律这些方面。该会议用于遏制世俗化巨大浪潮的各项决定,使几乎所有复调礼拜音乐都遭到了禁止,并且回归到仅使用传统素歌的状态。这一会议及其持续影响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组成部分。

15世纪的勃艮第宫廷、查尔斯五世和腓特烈二世时期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及佛罗伦萨、曼图亚和威尼斯等地的王宫里富有且强大的贵族赞助者的兴起,对音乐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因为这些贵族统治者在宫廷中支持重要的教堂,而且他们不仅支持作曲家创作世俗音乐,也赞助作曲家写作宗教音乐,所以通常他们对世俗事务和宗教事务有着同样的影响力。

16世纪之前,除了极少数著名的特例外,女性在音乐生活中的作用微不足道。随着作曲家兼教师卡苏拉那(活跃于1566—1583)和“女子音乐会”(Concerto diDonne,费拉拉宫廷的女性表演者群体)影响的产生,这一状况从16世纪中叶开始有所改变。

15世纪,印刷机的发明使得16世纪初第一次出现了成功地通过活字印刷而出版的音乐。意大利人奥塔维亚诺·彼得鲁奇(Ottaviano Petrucci,1466—1539)在1501年第一次用这一方法印刷出一版分谱音乐——《音乐的和谐》(Harmonicemusices odhecaton)。法国人皮埃尔(Pierre Arraignant)于1528年在巴黎用活版印刷出版了第一部法国尚松曲集。托马斯·塔利斯(Thomas Tallis,约1505—1585)和威廉·伯德(William Byrd,1543—1623)在1757年出版了英国第一部经文歌集。到16世纪末,已出现了大量印刷出版的音乐作品,尤其是如牧歌、埃尔曲和尚松这样的世俗音乐。尽管贵族和富有的中产阶级上层是此类作品的主要购买者,但印刷出版的大量乐谱还是将重要作曲家的音乐作品传播到了更为广泛的地区,这是此前有限的手抄本所无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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