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教父经济学：“亚洲教父”们的肮脏发家史

教父是什么？它原是个宗教概念，即基督宗教新入教者接受洗礼时的男性监护人。一般请教会内虔诚而有名望的教徒担任。有责任监督并保护受洗者的宗教信仰和行为，如同父亲对于儿女。

对于“教父”一词最容易想起的是一部70年代的同名电影——《教父》。电影镜头下用刀斧、长枪、刑拘，用攻心战来详细记录了了以维托·唐·科莱昂为首的黑帮家族的发展过程以及科莱昂的小儿子迈克如何接任父亲成为黑帮首领的故事。好像，这形象更让我们接受。“教父”太复杂，生长的土壤，成长的轨迹，崛起的可能性，都过于灰暗，但也传奇。

那么教父经济学是什么呢？

它来自一本书《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超级富豪们的发迹史、生意经和高尚生活》，作者是乔·史塔威尔。

首先，它形容的是那个被套利、食利为核心生态链的地区与国家的经济结构，一个资本大鳄们垄断的商业世界，一个大大小小投机客的天堂。

“教父”们大多是家长制统治、大男人主义和冷漠高傲的搭通政坛之巨贾，也是有权无钱的政客与有钱无权的商人互补不足、合谋牟利组成无形“财阀集团”的重要人物。作者认为，这些“亚洲教父们”，更多的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而不是推动者。认为是“人民养育了他们，不是他们养育了人民”。

第二，它首要而典型特征是特许经营，即牌照经济，无论房地产、金融，还是粮油加工和蔗糖加工、能源、电信、港口码头、航运、赌博等等无一不靠牌照或者高门槛的指标圈起来的。

第三，亚洲教父往往是第二代人，依靠上一辈人积累的财富和人脉势力发展起来。国际豪华连锁度假酒店安缦创始人艾德里安·泽查曾指出：很难在一代之内就成为教父，因为这不是一个经济开放的社会。在美国你会做到这一点，在英国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要低一点，在欧洲大陆的可能性就更低了。

乔·史塔威尔在书中揭示，即便是李嘉诚也是通过丈人香港钟表商人庄静庵的经济支持，才有机会做得如此之大。可见教父们虽然标榜草根出身，甚至曾过非人日子，但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世上越来越难出现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比如，邵逸夫是上海纺织富商之后；李兆基的先祖是顺德成功的银庄主人；霍英东虽是无产出身，但却有机会获得英国政府奖学金读了皇仁书院。

第四，教父们通常是“选择性节俭”，他们一边戴着廉价手表，坐着经济舱，甚至拿着低薪或者无薪，但依然拥有众多的豪宅、豪车和美女。

第五，教父们随时适应变化，与时俱进。他们可以和任何管辖者、政府相处，并且合作。比如赌王何鸿燊就是跟日本人贸易起家的，后成爱国人士。企业是官员的“提款机”，官员是商人的“护院者”。

比如东南亚国家官商一体及裙带关系很深，如苏哈托的次子汤米，其行径与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无异。

乔·史塔威尔长期在欧亚各地担任自由撰稿人，他80年代主要在亚洲从事新闻工作，90年代替《经济学人》的商情部门写过十本左右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关的小册子。这本书是2007年出版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福布斯富豪榜显示东南亚地区的商业大亨在前25名中占了8名，在前50名中占了13名，盛极一时。

他们就是亚洲教父的先锋，包括香港首富李嘉诚、马来西亚首富酒店大王和亚洲糖王郭鹤年、泰国首富正大国际谢国民、印尼首富林氏集团林绍良、菲律宾首富郑氏集团郑周敏、新加坡丰隆集团郭令明等。如今香港问题又成了世界焦点。继续读这本书，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他写作素材的真实性到底是调研，还是道听途说，无从考证了，但是教父经济学的提出，则是他高度的概括和综合能力的体现，这个真实世界的某个侧面一定体现了这个特征。

本期内容由知识智囊团水姐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