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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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卷入全球化虽然对中国人的自尊心自信心造成了很大冲击，但是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好处：盲目自大的心理被打破，精英人士开始积极向西方学习，促进了近代中国的觉醒；全球化促进了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模式的改变和城市卫生条件的改善，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发生了改变：由治乱循环的单独主线变成了中国传统和西方文明两条线交叉并行，两条线的相互竞争相互作用主导了中国历史未来的走向。

文稿 

上一集讲到，被卷入全球化虽然对中国人的自尊心自信心造成了很大冲击，但是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好处。

首先发现了世界上还有一种值得我们学习的文明，持续了三千年的谁都不如我们的心理被打破。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士大夫都很淡定，认为这不过是历史上无数次蛮夷扰边的重演，匈奴、鲜卑、契丹、蒙古，见的多了。但是不久之后，有一些人敏锐地发现，这次来的蛮夷和以前相当不同。

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在混乱期间，上海海关官员逃跑了，没有人收税。英、法、美三国的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一个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收关税，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严重侵犯。

不过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认真地收税。过了两年，上海收复，外国人居然将他们收到的税款七十余万两，老老实实地交给了清政府。而且，更关键的是，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收的税明显增多，贪污腐败现象不存在了。

清政府事后脑洞大开，竟然很高兴地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海关。从此开始，外国人就代管中国海关行政，海关收到的税款很快就比清朝收到的多出两倍甚至三倍。

外国人管理中国政府事务，这当然是西方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铁证，但问题是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相当主动。

英国外交官威妥玛跟中国大臣文祥说，等中国海关改革完成后，中国人可以自己管理。没想到文祥马上回答，用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中国官员几乎无人可信。

对比之下，外国人的报告较为可靠，对此曾国藩说过一句话：“英夷非匈奴、金、辽比”。

小刀会主题作品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当圆明园被烧、洋人进入北京城的消息传来，很多中国人都认为，大清要亡了。因为历史上的蛮族如果攻占了中国的首都，下一步自然会建立一个新的王朝。

然而，事情的进展却出乎几乎所有中国人的预料。这些洋人虽然也和历史上的蛮族那样进行了野蛮的焚烧和抢劫，但是谈判完了，就撤兵走了，没要一寸土地。

中国人非常惊讶，没想到还有这种蛮夷。户部尚书沈兆霖说，英法联军“该夷于专于牟利，并无他图。”这么强大的军队，进入了中国的首都，费了这么大的事，只为了做买卖！原来这是一种新蛮夷，一种只爱做买卖、不爱抢劫也不要土地的蛮夷。

看了沈兆霖的话，估计您一定能想到那个抢鸡蛋的笑话：一个村妇挎着一篮子鸡蛋赶集，遇到一个流氓把她强奸了。她起身后拍拍身上的土，松口气道：“我还以为是抢鸡蛋的呢，看把我吓的。”

跨海而来的英国人和历史上那些传统的蛮夷不同，他们对接管大清的政权并不感兴趣，不想直接统治这片广大的土地，因为麻烦。他们甚至愿意帮助维持清朝的统治，镇压国内太平天国，他们还愿意帮助中国实现内政改革，发展经济。

圆明园还原效果图

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以让中国人富到能买得起他们生产的商品。
 
也就是说，推动英国人跨海远来的，不是一次性掠夺，而是要获得持续不断的巨大利润。
 
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说：
 

我们可以继续通过对外征服来赚取大量金钱，但是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而且，如果我们让别人有了钱，他们就能够向我们购买更多的产品。

传统的征服逻辑是天地之财只有此数，我多了你就少了，所以我要抢你的。英国人的逻辑是互通有无，通过贸易，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随着时间的流失，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再认为列强是蛮夷了，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比中国还要文明。
 
我们前面多次说过，在秦代大一统之后，中国读书人心目中就高悬起一个政治理想，叫“三代之治”。

秦代之后，历代儒生都梦想着回到三代，他们认为，三代之治是天下为公，而秦之后却变成了天下为私，但是如何回到三代之治，他们并没有好办法。
 
国门打开之后，中国的读书人惊讶地发现，“三代之治”居然可以落到实际生活中，只不过不在中国，而在“蛮夷”之国。

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福建巡抚徐继畲。1843年，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写了《瀛环志略》，致力于研究中国之外的世界。

一研究，他就觉得美国很奇怪，华盛顿放着皇帝不当，非要搞选举，美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美国这个国家，联合众州成为一国，幅员和中国一样广大，却没有象一般国家那样设立国王进行治理，而是把权力交给民众代表组成的议会，创立古今未有的新局面，真是一件奇事！

细一想，他认为这正好符合中国三代的理想，“推举之法，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志。”美国人的治理水平，竟然达到了中国黄金时代的理想水平。

徐继畲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著名的保守派官员叫刘锡鸿，他是中国派驻英国的副使，大使郭嵩焘的副手，他经常攻击郭嵩焘卖国。

有一次郭嵩焘参观英国的炮台，天气太冷，郭嵩焘穿得太少，冻得瑟瑟发抖。陪同的一位英国官员就把自己的呢子大衣借他披了一下。刘锡鸿就把这事举报到朝廷，认为中国人只能穿中国的衣服，就是冻死也不能穿洋鬼子的衣服。

还有一个巴西国王访问英国，郭嵩焘参观巴西大使馆举行的茶话会，巴西国王入场的时候所有人都起立，郭嵩焘也站起来了。刘锡鸿看见又举报到朝廷，认为巴西是个小国，天朝上国的官员见到小国的国王不应该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之敬”，可以说刘锡鸿是一位非常保守的人。

刘锡鸿出国前，虽然阅读了大量西方资料，但是极力赞美中国“天下为家，政令统于一尊”，认为中国政治最好的部分在于权力定于一尊，政权稳定，国家有秩序，而西方政治则是一团混乱。

然而他亲自到英国议政院旁听，看到“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每年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都要详细公开，稍有不准确的地方，就会引起人们质疑，一切都在阳光之下，所以不敢欺骗公众。

刘锡鸿不禁称赞说，“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以令，斯力无不殚也。”说这种体制能集合智慧，也能顺民心，让百姓心情舒畅，愿意为国尽力，言下之意，中国作不到这一点。

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和副使刘锡鸿

有一次英国方面发出邀请，邀刘锡鸿去参观监狱，刘锡鸿机智地拒绝了，他心想，英国方面肯定是事先做好了布置，面子工程，去了也看不到真东西。于是有一天他搞了个突然袭击，没有预约，直接跑到另一个监狱去访问，结果是大吃一惊，回来写日记说：

其狱则崇楼广厦，尘垢俱绝。非夏令，则机器送暖，分布于其屋，为御寒也……在狱无老少，莫不体胖色华。

英国监狱居然如此卫生，对待囚犯如此人道，犯人有肉吃，可以洗澡，家属可以探监，而且在监狱中可以学到雕镂、绘画等技巧，出狱后有人居然可以俨然变成“素娴礼教者”。这些今天看起来也没什么，但是与当时的清朝监狱比起来，确实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在英国呆了一段，刘锡鸿叹息说，英国的制度“真是仁义之极端也”。这个国家，上下同心，“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没有闲官，没有游手好闲的百姓，没有残暴不仁的政治，也没有形式主义，因此“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当然，虽然刘锡鸿在自己的日记中对英国是这样的评价，并不妨碍他公开大肆攻击他的同事郭嵩焘“崇洋媚外”，而且他回国后对皇帝讲的却几乎完全相反，这也是晚清很多官员的做法。

因此全球化的第一个好处，就是一些精英人物开始开眼看世界，认识到西方国家代表着一种新的文明，因此有些人开始号召“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了学习西方的过程。

刘锡鸿的旅英日记

第二个好处，是全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某些中国历史的规律。

首先是人口规律。在中国历史上，“乱世”就意味着人口的大量损失。民国无疑是乱世。我们一提起民国，就是“军阀混战”、“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民初的军阀割据与混战，看起来和东汉末年、晚唐、北朝后期军阀混战很相似。按理说，这样一个长达数十年的乱世，人口应该从晚清的四亿，掉到三个亿甚至两个亿吧？

然而事实却是相反。

事实上在晚清太平天国结束之后，中国人口就开始持续增长，民国时期增长更快。

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史》第六卷的研究显示，1911—1936年间，也就是中华民国建立到抗日战争之前，中国人口从4.1亿增长到5.3亿，年均增长率达到1.03%，这是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高增长。

人口增长模式从传统时代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传统模式，变成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这样的现代发展模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原因很简单，全球化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增速，卫生医疗条件比以前改善了，因此全球化的第二个好处，是经济增长规律的改变。

和人口一样，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也是遵循着治世增长，乱世崩溃的规律，一有战争和动乱，经济也迅速残破。

所以一提起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经济，相信大部分读者心目中就是一团糟。我们所熟知的，就是西方经济力量的入侵，导致大量小农自然经济的破产，民众陷入痛苦之中。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打开国门之后，中国经济整体发展速度提升很快，特别甲午战争，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

历史教科书说，“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使半殖民地化速度进一步加快,民族危机愈益深重”。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恰恰从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民营经济开始爆发式增长。

因为马关条约强迫中国得完全开放市场，外国可以到中国来直接投资直接办厂，清政府不得不对国内资本也完全开放市场，取消了原来对民营资本的种种不合理限制。许多原来只能由官办企业垄断的领域，也被迫向民间资本开放了，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就迅速发展起来了。

民国时期的火车站

1894年中国民营资本总额是710万元，到了1913年则达到1.62亿元，翻了22倍；1895年中国的铁路总里程467公里，到1911年达到9,292公里，增长了19.89倍。

经济学界研究的结论是：从甲午当年（1894）到193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净增了3.52倍，同一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1.98倍。正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导致人口发展模式的转变。

人口增长还与卫生条件进步有关。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八国联军进北京，八国联军进北京当然犯下了无数的罪行，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烧杀抢掠，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后来外国侵略军的占领也促使北京城的卫生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

传统时代的北京是脏乱差的代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然后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露天厕所中。

名妓赛金花在接受刘半农的口述访谈时说：“北京的街道，那时太腌臢了，满街屎尿无人管”。这是因为明清时代“京师无厕”，随地便溺是唯一解决办法。再加上当时北京没有垃圾站点，也没人清运垃圾，垃圾都是随便倒的。家家把垃圾堆在街边，有的地方，垃圾甚至比房子都高。

外国侵略军受不了，严禁北京人随地大小便，遇到有人在街边小便上去就是一脚。还成立了一个“管理北京委员会”，发布命令不准老百姓再在街上倒垃圾。

一个是建立公厕，“各巷口皆设茅厕，任人方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公厕。另一个措施是组织垃圾清运车，运到城外，这也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

老北平城前门大街

后来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没想到自己到西安“旅游”一圈儿，回来北京大变样了，很高兴，清政府因此把洋人的这套做法保持下来，就这样西方卫生文明就慢慢传到了中国。

中国各地纷纷开始建公厕，建垃圾清运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传染病的发生率，这也是民国年间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

自进入全球化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就发生了改变：由曾经治乱循环的单独主线变成了中国传统和西方文明两条线交叉并行，这两条线的相互竞争相互作用就主导了中国历史未来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