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康乾盛世背后真实的饥饿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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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热”之所以在欧洲兴起，其实是启蒙运动中的欧洲知识分子借助中国文化中的世俗精神，来批判中世纪欧洲的神权迷信。这里面既有对中国文明的独特解读，也掺杂着一些“美丽的误会”。然而，英国人对中国的造访，迅速打破了传教士们在欧洲建造起来的美丽中国神话。

上一集我们讲到，英国在工业革命快完成的时候，向中国派出了一个使团，在大英帝国进行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的时候，大清帝国正处于乾隆时代，那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一个盛世康乾盛世的顶峰时代。

今天学术界一提起对明清两代GDP的研究，经常会响起一片质疑声，特别是对麦迪森所谓1820年也就是道光年间中国GDP占世界33%的说法，普遍认为过于夸张，但是乾隆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当时世界居于第一位，这个毫无疑问。

当时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是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美国后来才刚刚建国，不知比美国要多多少倍。虽然大清王朝不重视对外贸易，但仅凭其庞大的经济体量，它仍然是世界贸易非常的重要的一支力量。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各个盛世中，康乾盛世也是体量最大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指标是，以前那些著名的盛世人口不过几千万，但在乾隆时期，人口将近三个亿。

所以戴逸先生说：“传统观点认为汉、唐是真正的盛世，但实际上，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最繁荣的盛世。”从物质财富角度看，确实是这样的。

康乾盛世

所以就在中国的康乾盛世当中，1792年，英国国王派出一支庞大的使臣队伍，由马戛尔尼勋爵带领前往中国。

那么，英国人为什么会选择在1792年访问中国呢？

因为在这个时候，经过工业革命，英国的工业迅速强大，英国需要把自己的商品卖到全世界，可是，他们的商品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广受欢迎，就是打不开中国的大门。

因为当时的中国外贸体制很特殊，当时中国实行一口通商，只在广州这一个地方对外贸易。广州海关严重腐败，每条到广州的船首先都要交上1950两白银的贿赂才能进港口。更为关键的是中国还不允许自由贸易，外商必须经过一个中国官方指定的机构，叫十三行，才能进行贸易。

外国商人到达中国后，船上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卖给十三行，不管他们给的价格高低。你采购什么东西，也必须经过十三行，不管他们提供的质量怎么样。

英国人认为，中国的贸易体制有问题，导致他们与中国的贸易出现巨额的逆差。

十三行

因为英国那个时候需要大量购买中国的丝绸和茶叶，可是中国人只买点钟表，别的什么都不买，所以英国人只能用大量的现金来和中国进行贸易，没过多长时间，英国人手里的白银就花完了，所以英国人很着急。

那么这个时候，英国已经成为海上霸主，他的殖民地遍及全球。虽然当时英国人人口不到一千万，中国人口将近三个亿。英国是一个小小的岛国，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但是英国人认为，他们有底气来和中国这个东方巨人握握手，所以他们希望通过谈判，来打开中国的大门，让中国搞一个“改革开放”。

所以马戛尔尼就来到了中国，这件事很重要，因为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是通过这件事第一次深入接触。我们学历史的时候，一般都是以1840年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我个人认为起点应该划在这次英国使臣访华。

大英帝国

来到中国之后，英国人非常震惊，因为中国在很多方面和他们的想象不一样。在来到中国之前，英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人人都绫罗绸缎。然而到了中国之后，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那样，他们的第一个印象，中国人非常穷。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会那么穷？

戴逸先生主编过一套书《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其中有一章介绍到，十八世纪，普通英国农户一年的收入是137镑，除去各种花费，每年能有11镑的剩余。换成中国的白银，大约40两白银左右。而同时期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全年支出平均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那么，为什么康乾盛世它是一个贫困盛世呢？

主要是因为人口的原因。本来，乾隆朝的全国粮食产量比前代有大幅增加。乾隆皇帝提供了长期的政治稳定，他又主动推广红薯、玉米的种植。所以乾隆朝的粮食产量是历代最高。

秦朝汉朝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达到400亿斤，唐代为600亿斤，宋代为800亿斤，明代为1400亿斤。而到清乾隆晚期，粮食总产量达到了2000亿斤。

但与此同时乾隆朝还有另外一个纪录，也就是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多数时间在几千万左右，只有少数几个历史时段突破过一亿。然而在乾隆六十年的统治生涯中，中国的人口增长了一倍，乾隆晚年人口接近三个亿。

所以粮食总产量虽然创了历史最高，但人均下来，又是历史最低。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秦汉和隋唐都是将近1000斤，宋代为1450斤，明代为1200斤，而乾隆年间，仅为780斤。这是秦朝以来最低水平。

康乾盛世下饥饿的灾民

所以我们看汉书记载，汉代文景之治的时候，中国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聚会的时候，家家户户都骑马，而且全骑公马，谁要是骑母马或者小马都会遭到众人嘲笑。但是乾隆盛世中却绝没有类似的记载。

所以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也是一个贫困的盛世。这种贫困还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更体现在政治上。

到了中国之后，英国人发现，大清王朝虽然不那么富裕，但有一点非常厉害，那就是国家非常有秩序。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从政治统治上确实是井井有条。“自进入中国境内以来，在这样广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这样整齐划一，这在全世界是无与伦比的。”

英国人说：“这样多的人口，这样广袤的地面上，遵守着一个统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于君主一人的绝对统治之下。”这与欧洲完全不同。

英国人认为，中国社会治安的良好和政治效率之高胜于欧洲：北京人口虽然这样多，但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他们在中国感觉非常安全。

中国官府的行政组织能力非常高。英国人到中国来，为了讨乾隆的好，给乾隆带了好多礼物，打包后一共是六百多个包裹，那么这些包裹形状大小不一，从船上卸下来后，又辗转多次才送到目的地，所以英国人认为肯定有一些东西会损坏。

但是在中国官府的强有力的组织协调之下，这些东西由中国劳工，迅速地从船上搬运下来，几经辗转运到承德，组装完毕，没有一件破损，英国人说这种政治效率是全世界第一的。“的确，在中国这儿一切似乎只要朝廷一声令下，什么都能办成，最费力的事也能随时得到执行。”

但是这种政治效率达成的方式是英国人想象不到的。

马戛尔尼使团航海到中国

英国人长途航行的目的地是天津，但是因为他们不熟悉中国的航路，所以误打误撞跑到了浙江的定海。到了定海之后，他们需要当地官员找两个领航员，沿着海路给他们领到天津。

 那么英国人到来之前，通过两广总督给乾隆打了个报告，乾隆已经知道他们要来，乾隆说：外交无小事，沿海的官员如果遇到英国的贡使，乾隆认为他们是来进贡的，遇到英国的贡使一定要好好招待，所以定海总兵当时满口答应，发下命令去找领航员。

但是定海总兵寻找领航员的方式跟英国人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按英国人的逻辑，中国官员应该高价悬赏。一百两白银没人去，那就二百两，二百两没人去，就一千两，总有人会给英国人服务的。

但是定海总兵并不这样办，总兵派出他手底下的士兵到城里挨家挨户搜寻，调查谁航过海，让英国人在大堂上坐等，一会儿工夫，士兵就带来了好几十个中国老百姓，黑压压地跪在地上，士兵说他们都航过海。

然后总兵一一询问谁到过天津，最后找出两个人去领航，但是给多少钱呢？但是一文钱报酬也不给，因为这是国家的任务，而且总兵衙门也没有这笔经费。

这俩人说我们已经十多年不航海了，现在改行了，在城里做买卖，如果我们去领航，买卖没有照看，家人没法养活。总兵说你们如果不去，唯一的结果就是挨板子。最后这两个人只能跟着走了。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让英国人感觉不寒而栗，这在欧洲这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除非是在一个专制的，其子民不知有法而只知有暴君的国度，这是不能容忍的。”

英国人认为，欧洲和中国的政治文明有巨大落差。马戛尔尼认为“中国政治制度上没有代议性质的机构来帮助，限制或监督皇权”，“在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历史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目由色彩的理论，他们认为这种理论最后一定导致犯上作乱。”

英国画家笔下的乾隆社会

当时的欧洲，正流行着一股中国热。像今天的西化大潮一样，当时很多欧洲学者读过了传教士翻译过来很多中国经典，认为中国史当时世界上治理的非常好的国家，纷纷号召向中国取经。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他家的小礼堂中，毕恭毕敬地供奉上了孔子的画像，他称中国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茨被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他认为中国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

今天的中国努力的向世界靠拢，与西方接轨。那时欧洲学者们却说，要向中国学习，要与中国接轨。伏尔泰说：“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这种对遥远文明的“狂热”，其实是人类文明史上常见的现象，所谓“外国的月亮比本国的圆”。正如同近代以来一些中国人的“崇洋”得热潮一样，其本质都是“借他人杯酒浇本国的块磊”，目的是以他处之长攻本地之短。

这种“中国热”之所以在欧洲兴起，其实是启蒙运动中的欧洲知识分子借助中国文化中的世俗精神，来批判中世纪欧洲的神权迷信。这里面既有对中国文明的独特解读，也掺杂着一些“美丽的误会”。

然而，英国人对中国的造访，迅速打破了传教士们在欧洲建造起来的美丽中国神话。

使团到达天津后，全体成员乘坐中国官方提供的平底船，沿着运河由天津前往北京。以前中国人没有见过金发碧眼的洋人，所以纷纷挤到运河边上的小船上去看热闹。官方的大船行进的过程中，边上的小船大家都往前面挤，就把船给挤翻了，许多人掉进河中。

马戛尔尼使团的人发现，“周围有这么多船，没有任何一个人跳下去救人，那么掉到河里的人显然是不会水的，所以英国人叫中国的官船的水手停下来，跳下去救人。

官船的水手说不能停，因为官船开到哪是有定制，如果停下来就影响了我们的计划，所以继续往前行驶。所以英国人说：这几个可怜的家伙，肯定有几个淹死了。

所以乾隆时代到中国的这些英国人，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印象非常深。英国人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也十分正常。只不过一旦有官员出现，中国人的神情立刻变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结果。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的另一个人。”

英国画家笔下的康乾盛世

这些英国人当中的好几个回国后写回忆录分析说，中国这种国民性格，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因为他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接触过大量的华人，这些海外华人看起来都很正常。

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槟榔屿，“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见到的中国移民的既诚实又勤劳而且还有很强的发明创造能力。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中的中国人，却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同时也更冷漠和残酷。

英国人在世界上第一次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及其起因。使团成员巴罗说，“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统治者用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英国使团回国之后，他们的回忆录纷纷出版，第一次向全世界撩开了中国这个神秘国度的面纱，导致西方人的中国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

欧洲人发现，“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

在英国使团到达中国之前，欧洲人从来没有想象过武力进攻中国的可能性，中国如此强大，谁敢挑衅中国。然而，马戛尔尼使团一回国，以武力教训中国的声音就开始在欧洲响起。而且这种声音还披上了文明的伪装。

马戛尔尼宣称：“如果中国现政府由一个会保证其居民财产安会的政府所取代，那么中国人的进取心和亚洲商人的商业敏感就会激励起来。从随之而来的财富增长中，欧洲贸易将会获益，全世界将会在互惠的商业中联合起来。”

这就为后来的鸦片战争进行了思想铺垫。

一提到鸦片战争，提到后来中国被侵略的历史，我们一般都会都认为，这是在晚清那几个懦弱无能的道光、咸丰这样的皇帝的统治下才会发生的，但很多人想不到，鸦片战争和乾隆皇帝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这个我们下一期再讲。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2001）

 郭成康等：《康乾盛世历史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年,第6页

吴宾：《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