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结语：中国历史的独特性

知识点卡片 

重点内容 

中国建立的官僚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比欧洲提前近两千年，这造成社会流动性增强，让社会面貌很早就显得非常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地理决定了大一统的倾向，在大一统的框架下，中国可以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实现系统升级，更充分地激活整个社会的活力——“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文稿 

只有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中，我们才能看清中国的特点。

中国建立的官僚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比欧洲早了近两千年。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实现了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的严密控制，这是同时代世界其他国家绝对做不到的。
 
中国相对西方的这种近两千年的领先，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社会流动性增强，让中国的社会面貌很早就显得非常现代。在世界其他地方大多还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时候，中国早在秦朝就已经从制度上废除了贵族制度，实现了“万民平等”。
 
除了皇帝之外，其他人政治地位都是平等的。一个奴仆，只要得到了皇帝的欣赏，第二天就可能成为高官。相反一个高官如果得罪了皇上，第二天就可能变成奴仆，实现了空前的社会流动性，有能力的人更容易上升。

大一统国家之内，语言文字和度量衡统一，有利于大范围内的物资和信息交流，这种状态在世界很多地方是不可想象的。

西方在罗马帝国时代实行的是奴隶制，后来又实行农奴制，直到中世纪后期，才解除了领主与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打破了国内重重封建税收关卡。日本做到这一点，要到明治维新之后，之前日本社会是严格分层的——农民武士贵族。印度直到今天，种姓制度还具有强大影响力。

日本武士老照片

第二点，大一统带来了长时期和平。在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中，只有建立起稳定的大一统政权，才能享有长期和平，这就是所谓的“乱世人不如太平犬”。秦汉帝国崩溃后，虽然也经常经历分裂时期，但是大一统郡县制度总能成功地再度完成统一。
 
在长期的和平下，一个王朝的经济通常会稳定发展，因此出现了很多盛世，比如唐代的贞观开元，和清代的康乾盛世。创造灿烂的文化成就，比如唐诗宋词，也留下许多雄伟的建筑和工程，比如万里长城、故宫和大运河。
 
当然，中央集权制度领先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造成中国和欧洲历史的不同走向。
 
第一，中国大一统郡县制下，官僚系统极为发达。而欧洲封建体制下，社会自治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过。
 
秦汉帝国通过“编户齐民”，把几乎一切社会组织打散。秦汉帝国是一元刚性结构，书同文，车同轨，举国上下，步调一致。而罗马帝国的文字没能统一，政治制度没能统一，甚至法律也是不统一的，保留大量地方自治因素。

罗马帝国的余晖

罗马帝国远没有中国这样成熟而庞大的官僚体系，到了中世纪，官僚系统在欧洲干脆消失了，因为各地基本上是封建自治的。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中，在分裂和动荡当中，社会自治发挥了很大作用，比如中世纪西欧的庄园、行会、教区、俄罗斯的米尔等等，都是一定程度上的自治社群。
 
而中国很早就用官僚体系取代了社会的自治功能，用权力控制一切，一直到社会最基层。

在西欧中世纪，自治城市成为体制外的权力中心，市民联合起来，从封建主手中购买到自治权，成为体制的异己力量，成为资本主义的摇篮，这在中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如果仔细看地图会发现，现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跟一百年前数量差不多，还是少数的欧美国家或者西方国家，唯一的例外是中华文化圈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崛起了。

现在人们通常把全球180多个国家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类，发达国家一共20多个，这些国家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数量最多的是西欧国家，第二类是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英国前殖民地，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第三类就是中华文化圈的成员，比如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新加坡。
 
相反来看，那些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非英国殖民地，比如西班牙殖民地，以及以非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英国殖民地，比如印度，都不是发达国家。
 
在这些非发达国家，现代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失败和挫折。

富士山的守候

先来看土耳其，土耳其从三百年前起，就开始了漫长的现代化之路。土耳其现代化过程中的艰难曲折与中国非常相似，也经历了土耳其版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和“君主立宪”，折腾了一百多年都失败了。
 
一直到“凯末尔改革”，土耳其才走上了正确的起点。改革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土耳其的现代化之路走得非常成功，离加入欧盟只差临门一脚，人们都在预测土耳其将成为中东地区除了以色列之外的第二个发达国家。
 
不料，近些年，土耳其走上了回头路，回到了过去的传统：伊斯兰力量复兴，经济发展出现问题，外交越来越不顺利，离欧盟越来越远。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土耳其，已经背离了凯末尔改革的精神。
 
凯末尔采取的是全盘西化，通过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改革推行。这种方式比较成功地改造了城市，改造了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口，但是触角难以深入到广大农村地区。集中在农村的宗教人士和农民，宗教意识和传统习惯仍然很浓厚。
 
到了1940年代，土耳其实行政治民主化，一人一票。数量庞大的底层人民开始显示出他们的政治力量，伊斯兰因素开始堂而皇之地影响政治，影响社会发展，导致土耳其又走回了传统的老路。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

再来看拉美国家，拉美国家实行民选也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了，但是很不成功。拉美的民主模式很特别，拉美人性子比较急，最喜欢那些提出最诱人目标和最快解决方法的领导人，谁的许诺最直接最简单最激进，就选谁上台。
 
比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许诺给穷人提供免费住房和汽油，百姓选择了他。上台之后，需要兑现承诺，兑现承诺需要钱，查韦斯就大力国有化，把国外投资的赚钱行业全部收为国有，赶走外国资本家。
 
查韦斯赶走有经验有能力的外国资本家，本国没有成熟的企业家阶层接手。这些国营企业无一例外效率低下，严重腐败。激进国有化之后不久，委内瑞拉就出现了各种物资短缺。堂堂的石油富国，连石油都需要进口，超级市场没有食物，人们要跑到垃圾桶里找东西吃。

国家的经济崩溃了，穷人一开始获得的那点福利自然也就成了泡影，所以委内瑞拉的困境其实反映的是拉美人民政治的不成熟。

查韦斯：伟人还是罪人？

为什么全球180多个国家，有150多个的现代化不成功呢？主要因为非西方世界现代化的动力不是内生的，是被移植的。现代化社会制度是一个很精密的体系，移植的成功率很低，它需要一个适合它的文化土壤。
 
放眼全世界，哪些文化适合建立现代化制度呢？两种文化：清教文化和儒家文化。这两种文化特点都是提倡积极进取、勤奋节俭的生活方式。
 
清教文化主张努力工作，要赚钱要成功，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是合格的上帝选民，努力工作就是在荣耀上帝。清教徒认为一个人如果懒惰不努力，上帝会用饥饿和贫困惩罚他。
 
儒家文化同样如此，儒家文化不追求来世，只追求今世，这辈子要成功要发财要光宗耀祖。儒家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提倡刚健进取的奋斗精神，与新教伦理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所以中国人的竞争能力很强，特别是海外华人，比本地人更勤劳更有拼劲。《晓说》里提到，在硅谷打工的华人，如果三年内还没有升职，就感觉很失败，就得跳槽。印度人不一样，30年没有升职，依然不跳槽，老老实实当码农。
 
中国人的竞争意识为什么这么强？因为从秦朝开始，中国社会就是流动的，就是竞争的，就是“王朝将相宁有种乎”，就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所以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安于现状，最想通过奋斗改变自己生存状况的民族。

影视作品中的清教徒形象

和清教、儒教比起来，天主教的性格是另外一回事。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的殖民地都是天主教文化，也就是拉丁美洲、北非、菲律宾这些地方都是天主教文化。

天主教是一种中世纪性格的宗教，宣传认命，宣传在现实世界中受罪是一件好事，下辈子可以上天堂，凡事上帝自有安排，与个人的努力无关，所以天主教文化被称为“明天文化”——明天再说吧。天主教地区的人都比较懒、不爱奋斗，南美地区就是这样。

在全世界范围内，以儒教文化人口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除了少数国家之外，其余都完成了现代化。东亚这些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有一个共同之处：既拥有儒教文化培养出来的进取精神，又拥有从西方学来的法制环境。

有些人比如一些新儒家学者强调这些国家和地区崛起过程中儒家文化的重要性，也有一些人不同意，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比如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

我个人的看法，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同样是英国人留下的法律制度，为什么马来人就不行呢？显然与文化有关系。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

中国人的身上有强大的儒家精神，每个个体都有竞争精神，每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这一点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过程中得到了充分提现。
 
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地理决定了大一统的倾向，在大一统的框架下，我们应该可以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实现系统升级，更充分地激活整个社会的活力，我们就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周虽旧邦，其命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