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 马勇 | 晚清朝鲜问题的由来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勇，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节目。

琉球事件发生的同时，它实际上连带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这集讲的主题，就是朝鲜问题。

朝鲜和中国山水相连，和俄罗斯山水相连，和日本是隔海相望，又是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出海口。朝鲜的战略地位，在全球格局当中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东北亚更重要。东北亚这些国家，在朝鲜，在过去的大概100多年的时间，我们整个人类为东北亚问题付出很巨大的代价。它基本上就是远东地区的一个火药口，一直是属于一个导火索的功能。

我们看中国的国运，在过去的100多年当中，几次都是被朝鲜牵着走。1894年[①]。1950年代[②]。大概中国的国运就和东北亚这个地方有关。当然这也和我们政治中心的设置有关。当你的政治中心远离或者你不在乎的时候，那就不是问题；你在乎，它就是问题。朝鲜的问题，在琉球问题发生的同时，朝鲜问题也就发生了。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的战略企图我们怎么来理解？日本它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日本有个大问题，就日本的增长发展之后，它必须要踏向大陆。但是各位从地图上可以看到，日本要踏向大陆只有两个踏板：一个，南部，就是台湾；（第二个）北部，就是朝鲜半岛。这两个踏板成为日本踏向大陆的必经之地。

东北亚地缘示意图[③]

它想从一个岛国走出来，而日本作为岛国也不小，它是一个很大的岛国。这样日本又在远东地区最先踏上工业化的改革，所以我们看到它对它的周边释放的这样一种要求，必然要使这些地区受到影响，正面的影响、反面的影响，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所以日本在明治维新启动不久的时候，它就对朝鲜开始有一个诉求，它就不断地派它的水利工程师一类的军队，到朝鲜的周边去测水文地质。我们知道中国的海岸线当中，西方国家早就来测了，因为它只要到你这儿来通商，一定要来先测水道，否则它的轮船没法过来。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日本就和朝鲜发生了关联。但是我们知道朝鲜和中国山水相连，有着漫长、漫长的交往历史，我们可以推到很久远的交往历史，而且中国的内地和朝鲜通婚也是非常得多。当然本来可能在中国的古史记载当中，朝鲜就说是周朝的箕子之后[④]，对吧？也是周王室之后了。当然这个说法朝鲜现在肯定不会认同，包括日本童男童女，现在都是远古的传说。当然也不算远古，其实都是有史记载的。总体来讲，在这之前朝鲜和中国的来往，应该在40几个属国当中它来往最密切，和中原来往最密切。其它的属国可能是三年一贡，朝鲜一直维持了一年都三贡，来往的频率非常高——因为它近嘛，就这种关系。

但是在这个时候，日本的增长发展之后，日本要求和朝鲜建立某种近代国家关系。大概在1870年代，它们这种联系就开始越来越多。日本希望和朝鲜建交，希望（朝鲜）打开国门，允许日本的投资进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中国对朝鲜的这种布局可以看到，并不希望朝鲜和外部世界有独立的接触。

这种状态究竟怎么来处理？因为中国的处理属国的原则有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叫“属国自主”，就是属国的内部事务和对外交往事务我都不管，都由它们自己来做主。所以这样日本能不能打开朝鲜的大门，某种意义上，日本一方面要去打探中国的立场，找中国政府来了解，能不能够同意我进来。在19世纪晚期，法国在1868年，美国也在1868、1867年的时候，它们也希望进到朝鲜去，日本在1870年代初也希望进到朝鲜去。中国政府都采取很含糊的办法，就这个事情我不管，你们能做就做。

在这种状态下，就发生了1875年日本测量水文的军队和朝鲜就发生一个江华岛的冲突事件[⑤]。这个冲突之后，日本和朝鲜就谈判，谈判的同时——当然日本也使了应该说是一个外交的伎俩，就来北京找清政府谈。日本找清政府谈，那当然都是带威胁性质的：这是你的属国，你管不管？当然就是要索赔了。一般来讲，面对索赔，清政府都不愿付的。那么这样清政府就说，这是你和朝鲜的事情，你们直接谈。

那么请政府在这一点上应该算是一个失误。清政府允许日本和朝鲜直接谈了，它们就谈成了一个《江华条约》，就是朝鲜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它（们）一建立外交关系呢就导致整个东北亚的格局上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日朝关系建立之后，它们的来往很迅速——日本在朝鲜的投资、朝鲜对日本的接受。因为日本毕竟是经过一个近代化改造的（国家），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之后，朝鲜内部出现了一个事大党[⑥]，有一拨人继续坚持和清政府来往，清政府好，是我们的靠山；同时出现了一个开化党[⑦]，另外一拨人就觉得日本是一个经过近代化改造的，这个国家比较平等。你看在朝鲜的外交官，中国外交官和日本外交官，派头、姿势都不一样。日本外交官跟朝鲜人交往的时候，更多强调一种平等的原则；中国的外交官在那采取宗主国的姿态，就是我们中国当时对朝鲜国王、太后，我们从来不叫他国王、太后，我们中国文献当中叫“闵妃”，多少年我都没搞明白，其实就等于我们是从宗主国的立场在贬它一等，那么日本人就不会这样来处理问题。

这样你可以看到经过近代化改造，和没有经过近代化改造的这么一个差别。那么这样一种状态（之下）日本和朝鲜的关系，在建交之后就迅速地热火、迅速地发展，日本受到的影响非常大。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究竟怎么来处理东北亚问题？朝鲜如果成为日本的属国，可能对清政府的威胁，对中华帝国的威胁可能就更大。所以当时负责中国的外交事务、朝鲜事务的就是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在1882年就开始调整了一个东北亚的政策。

李鸿章调整政策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东北亚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俄国人势力进来了，日本人势力进来了，怎么让这个地方不能脱离中国的约束，而不能对中国有害？李鸿章这时候调整一个思路，也是这些年来我觉得观察晚清变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他认为应该把朝鲜对世界开放。如果朝鲜向世界开放，各个大国都在朝鲜有投资，有经济利益，有经济诉求，那么朝鲜一定成为一个很稳定的（地方）。如果中国主导了朝鲜的开放，朝鲜一定还是跟中国关系最好。

所以李鸿章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看到，在1882年李鸿章就促成了朝鲜和美国的谈判，美国就承认朝鲜的独立，美朝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互派了使节，朝鲜也就同意美国在朝鲜设立了领事馆。之后仿照美朝的条约，朝鲜在中国的帮助下，在李鸿章的帮助下，就迅速和世界大国——和英国、法国、德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下子就纳入到世界体系当中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话，它对朝鲜的发展，对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迅速改变。

日本和朝鲜建交之后，朝鲜的亲日的倾向迅速在中国的政策调整下，就有所修正。这个修正也引起了日本的恐慌，所以我们看到两年之后，1884年的12月份，在朝鲜发动了一次政变，这就是日本人策动的，颠覆了原来亲中国的政府，希望建构一个亲日本的政府。当然这个事情后来在中国历史当中发挥巨大功能的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当时是驻朝鲜的一个军事指挥官，二十几岁，英勇果断，就率领军队冲进（朝鲜）皇宫，把日本公使，把日本军队给打走。这一次袁世凯确实是不得了的，二十几岁，率了1000人，打走了200日本军人，一下子奠定了中国在朝鲜的主导权。这是1884年的朝鲜政变被他解决。

那么这个解决之后，中国完全有效地控制了朝鲜，但日本当然也不甘心了。日本在第二年（1885年），日本就派专使伊藤博文和李鸿章在天津谈判。当时这个谈判是要解决一个善后问题，就是去年的政变，你这么就把我们公使给打了，把我们军队给打了，你总要赔偿了。另外你这不宣而战你就打，你要处分你的军官。那李鸿章是代表中国利益，伊藤博文代表日本利益，伊藤博文说你要处分你的军官，就是处分袁世凯；另外你要赔偿。那中国方面李鸿章就讲，这种事情，两军交战打就打了怎么着？另外我的军队、军事将领主动打，我应该表彰他的，我怎么能够处分他呢？

所以你看，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的谈判当中（现在这些记录都有）他们扯皮，但是两个人在交往过程当中，互相之间又仰慕，李鸿章对伊藤博文感觉非常好，（伊藤博文）年轻自己差不多20岁，年轻的政治家；伊藤博文对李鸿章也很尊重，两个人聊了有一个月的时间，聊的也很好。但是在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李鸿章当然不会处分袁世凯，因为我如果处分了一个主动打击对手的将领，将来这些军队怎么打？不可能那样的。这个我们可以去理解，各为其主就是，伊藤博文替日本人说话，这是正常的。但是李鸿章的这种处理，我们认为也是非常正当的。

但是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个感情因素，双方聊得也很好，而且中日又是近邻，那李鸿章李大人这一高兴又就说了一个影响十年之后的一个话，李鸿章看到伊藤博文也很尴尬，你让我处理袁世凯，我不能处理。李鸿章就在这个时候就讲了，我说一个主意，这种事情将来不会再发生的。将来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一定主动向你通报。假如中国方面在军事上再动手了，我会主动向你通报。当然李鸿章也加了一句，如果日本方面将来在朝鲜有什么行动的话，也应该通过外交渠道告诉我们。

这就在1885年达成了一个默契：双方如果在朝鲜有发生某种利益冲突的时候，你准备动用军队了，动用武力的时候，互相之间有一个知照，这就是1885年的《天津专条》。那么这件事情其实李鸿章——我们今天去还原当时的场景，完全是一种面临尴尬，即兴讲出来的。但是它对后来，10年之后的朝鲜事务的变化影响非常大。所以中日两国的这种利益的交集和这种因素不幸在10年之后，这件事情成为中日朝关系演变的一个最直接的动因。

当然，1884年的这样一个事情发生之后，使朝鲜就走向一个很稳定的状态。我们看到朝鲜之后，1884年中国驻朝鲜的最高的商务督办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就成为朝鲜的实际上的“太上皇”。从1884年到1894年整整10年时间，朝鲜在这10年当中，在中国的引领下，在中国的主导下，全世界的资本流向朝鲜，各个大国的投资，在引领朝鲜。朝鲜的10年的发展非常迅猛，比中国的同时期发展还要快得多。

但是朝鲜迅速发展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发展得很快，朝鲜的政治改革和中国一样，政治改革跟不上去。它政治改革并不说要改变皇权架构，而是行政架构，行政的效率性和军队的现代化的改革都做不到。因此在这里边很大的问题就是朝鲜就是不发生问题，如果一直维持着和平的这种发展，倒是问题不大，但是一旦发生问题，它可能就没有力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朝鲜一方面是发展了，另外一方面也潜伏着很巨大的风险。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朝鲜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在中国的帮助下发展起来，全世界都在发展起来，而且它的周边的日本也在迅猛地发展。日本在发展过程当中，它就对朝鲜的要求和诉求就越来越多。

我们知道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家——山县有朋，山县有朋在这个时候他就看到朝鲜对日本的重要性。山县有朋和日本政治家都提出，如果朝鲜不能成为日本的一个重要的支柱的话，可能日本很难（发展）起来——就我们刚才讲的日本发展起来就一定要踏向大陆。因为日本明治维新的基本目标、诉求就是要和世界诸强竞争。我们在研究日本明治维新都会注意到它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日本海军的建构，一个就是日本山县有朋提出的这种“利益线”的说法。山县有朋讲的利益线就是当日本的经济走到哪的时候，哪就是日本的利益线。利益线和国境线，他就做了一个区分，日本的国境，就时日本的本土是国境；但是日本的经济发展哪儿，就是日本的利益线。所以这样它就有很大的一个诉求，就是日本在它经济增长的同时，日本的海军力量的建构。

那么这样你可以看到就是日本和朝鲜，和中国之间，迟早总会要有一个正面的冲突。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朝鲜的位置，朝鲜的状况，确实就比较麻烦。那么究竟怎么来理解这一点东西？要放到中、日、朝这种架构当中来看。中国当时对朝鲜这种管制，我们也可以检讨，在这种宗主国的参与当中走得还是不够。它不够在哪儿？

就是李鸿章在1884年引导朝鲜走向世界，是它的进步性；但是走向世界，同时遗留了很多残余，不允许朝鲜和外国做独立自主的外交，就把朝鲜降为什么呢，仍然是作为中国的属国，视为二等国。最典型的例子，朝鲜这时候已经和世界打交道，已经在打交道当中获得了成就感，外国投资也都很尊重我的国王，美国人见到朝鲜国王就是朝鲜国王，我们见到还是“闵妃”。这样的话，朝鲜就是要想冲出二等国的这么一种约束。

它大概一八八几年的时候，就派了一个朴定阳使团到美国去，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包括李鸿章在内，都没有能够真正理解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意义。朝鲜人主动和美国交涉，派了一个使团，中国这时候应该顺水推舟的——我帮你，我帮你怎么和美国打交道，既然我都帮你建交了，这时候你使团去了之后，我应该帮你了。中国在华盛顿有大使馆，到时候帮你，那一定会使中朝关系更亲近。

结果李鸿章和袁世凯和中国政府怎么做？禁止！禁止不了，最后要求你到了华盛顿，先到中国大使馆报到，之后由中国公使带着你去见美国国务卿，之后你才能去谈判，参加一些外交活动要跟在中国的公使后边，吃饭也得跟中国公使后边……，其实你看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但是你如果转换一下视角，中国政府知道之后，中国政府讲我帮你，你到这来，所有遇到的困难我都帮你，我们可以陪着你去见一下美国总统，见一下美国国务卿，那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结果我们看到，朴定阳这次出使美国，中国政府不断地发电报施加压力的时候，反而使朝鲜内部反中国的倾向越来越强。这一点就使中国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对朝鲜的判断反而误导了，让中国（对朝鲜）觉得，应该更加强对朝鲜的管制，而不是说允许它和世界自由地交往，这是对朝鲜一个判断。

另外对世界的判断，我们看到当时的外交官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理解日本的变革和发展，不知道日本的变革和发展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当时像袁世凯，袁世凯是驻朝鲜的最高外交官，既是商务总督也是外交首席，但是他当时对于中日关于朝鲜问题，究竟会发生什么东西？你看袁世凯的判断，其实非常幼稚的。他当时认为中国，他们这一拨年轻的政治家就认为中国帮着朝鲜发展，中国的目标就是要在发展过程当中让朝鲜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帮助朝鲜独立成为一个近代民主国家，而是让朝鲜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

那这种判断就会发生一个大的问题——朝鲜人怎么想？另外，日本在多大程度会干预中国处理朝鲜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等到1894年发生冲突的时候，其实从那种回溯的眼光看到，它的所有的火种都在之前给具备了，之前的判断就发生问题，日本的政治化改革，中国的外交官的观察都认为是日本的没有力量的表现。

我们看到日本是在1889年开始公布宪法，就是《帝国宪法》，后来1890年开始开议会，那么日本的政府和议会就处在一种整天的紧张的摩擦当中。但是究竟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个议会体制下的政府三权分立，它可能使这个国家更有力量。但是我们当时第一流的外交官，包括驻日本的公使，驻朝鲜的袁世凯，给李鸿章的报告都在强调日本没有力量。那么日本没有力量，就认为中国可以在一次特别的危急状态下，中国可以一举解决朝鲜的未来，可以把朝鲜并成中国的一部分，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很错误的判断，它也导致后来的甲午战争的一个很大的伏笔。

所以这一讲我们主要讲的就是，朝鲜问题的慢慢地演化，朝鲜原来是这是中国最坚定的属国，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属国。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慢慢地跟中国离心离德。就为后边潜伏了一个很大的危机。这一讲就到这。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

今天的问题是：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过“事情就这个事情，但是如果转换一下视角，感受就不一样”的经历？

如有其他问题，请在下方的评论区中提出，小助手会挑选大家的问题，汇集后统一答复。听众答疑将在微信公众号“姜鹏历史沙龙”推送哦~~

[①]朝鲜是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

[②] 指1950年6月爆发、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中国的抗美援朝运动是其中的一部分。

[③]图片截取自google地图。

[④]出自《尚书大传》：“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

[⑤]又称“云扬号事件”，指1875年日本“云扬”号等3艘军舰先后骚扰朝鲜釜山、江华岛一带，进行武力示威的历史事件。

[⑥]存在于1882年到1894年之间，因其成员坚持事大主义，采取亲近、效忠宗主国，即清朝的立场，代表人物有赵宁夏、闵台镐、金允植、金弘集、鱼允中等。

[⑦]代表人物有金玉均、朴泳孝等急进开化派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