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2 马勇 |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勇，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节目。

我们讲维新运动，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就在《马关条约》一签字之后不久。这个时候它的路径基本上就是一个学日本的路径，中国朝野各界对日本的高度认同，是在1895之后一个新的趋势。大概整个中国，可能对日本比较反感的，也有一个人，就是李鸿章。但是对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他们仍然是好朋友。但是在整体上来讲，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后对日本的反感是非常强烈的。 

1896年他到俄罗斯去签了《中俄密约》。《中俄密约》主要的功能就是抑制日本。俄罗斯承诺，就在未来的20年，如果中国遇到了日本的压力，俄罗斯会出手帮中国。当然，中国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和俄国之间签订密约，俄国在中国获得了东北地区的优先投资权。但这个也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要发展，总是要寻求外部合作，那么你不是（和）日本合作，就是（和）俄国合作。特别在地缘政治上，中国的东北地区又是日俄利益相关的区域了。 

那么中国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无论在哪个方面，原来的发展方式可能要有所调整，有所改变，要找到一种新的发展方式。而新的发展方式就以日本为目标，所以1895年之后，就启动了言论空间的打开，市民社会的建构，工业化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都是日本走过的路，包括政党政治的释放，没有一条是中国人的创新，都是日本走过的路。 

这种发展从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一直发展到1898年。我们看到这些史料，这三年的发展非常快，也非常好。就按照这个路径发展下去的话，大概中国可能确实要不了多久，也就会实现和日本一样的宪政国家，就是君主立宪的国家，大概都没问题，因为你经济增长了，资本主义成长了。资本主义成长之后一定会要求权力的制衡和分享，就是资产阶级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一定的力量时候，它一定会要求一个权力运动。英国大宪章运动和其他国家的权力运动，它都基于私有财产的一个充分化，没有充分的私有财产，你要求什么权力运动？

所以你看到1895年之后，中国从原来的洋务运动“前资本主义”向一个真正意义上资本主义转轨，而这个转轨非常快。三年的时间，中国在和国际的一致性上都很好。特别是在找到了土地合作开发的这么一个路径的时候，更打开了一个空间。原来中国在传统体制下，中国国土的自然增长，要么就是战争夺回来，要么就是打败了给丢掉。这个时候你看1897年的胶州湾事件之后，到1898年达成一个妥协，那就是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而且可以通过租让来解决。所以这一项实际上使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中国按照这条路能够走下去的话，可能还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政治的这种私密性，政治的这样一种自私性，它不透明，给知识人、给人民没有充分的解释。近百年之后，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当的事情，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就认为你这个东西你太过分了，你是软弱的外交。日本人割让的辽东半岛，你都花钱给要回来了，结果你现在把胶州湾、把广州湾、把大连湾——从南部沿海一直租到了北部沿海，全部租光了。而这个租，你的租金谁能感觉到呢？又感觉不到，何况中国政府又最后说不要租金了，这对于当时的知识精英来讲就是很可怕的，他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国家被灭亡了。 

这在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的意思当中，这件事情比甲午战争还残忍。我们今天去读谭嗣同的作品，谭嗣同讲的这句话：“四万万人齐落泪，天下何处是神州？”[①]各位，很明白地告诉你，这两句诗不是写的甲午战争，是写在胶州湾租借之后。就他们认为胶州湾的租借就是毁灭的开始。梁启超、谭嗣同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为什么他们在1897年之后都开始往湖南转移？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陈宝箴到湖南做巡抚，之后这一拨具有新思想的——黄遵宪去了；后来谭嗣同在外面流浪了十年，谭嗣同也回来了；之后唐才常去了，梁启超去了，湖南时务学堂创办了。

他们那时候都在做一个什么工作呢？就做了康有为提到的一个口号，叫做“亡后之徒”，他们就说假定中国灭亡了，我们怎么办？他们就说灭亡了之后有我们湖南，湖南人在中国就不亡！这也太霸气了，但是当年他们真的就是这样想的。 

胶州湾的租借其实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是很值得正面去讲述的，但是它没办法把这个道理让康有为、严复这一拨人认同。我们一百多年之后我们认同，但他们当年这一拨知识精英不认同。但是清政府很明白这件事情，清政府内部并没有人对这个事情提出批评，但是我们今天看，它的问题就出在什么，朝野缺乏一种充分的沟通，可能就导致这个结果。朝野缺乏沟通，因为政府的傲慢是有傲慢的理由的，政府傲慢的理由就是说它认为它做的对。而且政府是兵在，枪在，你拿它也没办法。而且特别是这种政治强人，他这种很蛮横的政治强人，他就这样做了，你怎么着？那么这个时候（主持）中国朝政的就是恭亲王。

我们讲过去38年，从1860年到1898年整个过程当中，慈禧太后是始终如一的，是大清帝国的最高掌门人。之后就两个皇帝，一个小皇帝同治，一个小皇帝光绪，叫同光中兴。同光中兴给中国带来工业化的进步，城市化的发展，这都是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两个皇帝毕竟太小了，慈禧太后，在中国的传统架构当中，她没办法整天到各地去巡视，这个事你就很受到很大的限制。另外你身份受到限制之后，你和外官的接触也不是很充分。你作为一个掌门人，你对国家的这种实际发展、实际进展，可能缺少很真切的理解。因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谁重要呢？那就是协助她处理朝政，协助小皇上处理朝政的皇叔最重要。恭亲王就是什么？是以皇叔的身份在过去几十年发挥功能。 

恭亲王一直主政到了1884年。1884年因为中法战争，因为各种原因，慈禧太后把他免职，就换上醇亲王，那醇亲王是谁呢？醇亲王就是光绪皇帝的亲爹，也是慈禧太后的妹夫。但是醇亲王身体不好，醇亲王在1891年去世。在清廷内部的架构当中，在满洲贵族这个架构当中，这就缺少一个重要的担当者。醇亲王在1891年去世，等到甲午战争，中日关系紧张，慈禧太后又把恭亲王请回来。恭亲王这个时候就参与了甲午战争后半段的指挥和善后。但是这个时候恭亲王的身体应该很不好，1898年的5月29号，（恭亲王）就去世了。恭亲王在当时各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说恭亲王去世的当天，和他有交道的一些重要的政治家都认为，可能中国政治会发生调整，会变化，而且有的认为可能变化非常迅猛，超出人们的预判。恭亲王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所以这样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由胶州湾事件引发的知识界的抗争、诉求，也都到恭亲王去世的时候，这都积累下来了。在这种状态下，大家的预感是对的：一定会变化，而且可能会很迅猛。

所以我们这才看到，恭亲王去世是5月29号，到了6月11号，光绪皇帝就发布了一个诏书，宣布在北京成立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成为中国新教育的示范和指挥机关。那么这份诏书在发布的当天没有引起国内外的重视，国内外都认为这个诏书和历来的公文一样，太多了，中国是一个公文的国家，这种皇帝的诏书发得很多，就没有引起很大的重视。但这份诏书在后来就认为是中国政治变革的开启，就是在后来才认识到它的价值。（当时）因为就是说成立一个京师大学堂嘛，怎么能构成一个新时代呢？但是后来反过来再看，就这份诏书是构成中国新时代的开始。

这个诏书是翁同龢帮助起草的，但是翁同龢怎么也想不到，11号他起草改革的诏书，15号——4天之后，就把自己给开掉了。光绪皇帝就发布一个命令，把翁同龢开缺回籍，交地方官管束。

那这里边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这么多年来的研究也是众说纷纭。其实这表明甲午战争之后追究责任的时候，翁同龢是确实有责任的。光绪皇帝在翁同龢开缺的这个诏书当中，对翁同龢的责任讲得很明白，讲翁同龢从远因上，几年来的事情，他有责任；从近因上，他最近情绪反复无常，问他一个什么事情，他发火，因为他是老师嘛。甲午战争开打以后，李鸿章先是指挥战争，后来去组织善后谈判。翁同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为政治的主导者。这个前面我讲到战争还款，翁同龢是重要的角色。而且当时还有很多传言，就是中国政治的这种传言，有时候比实际发生的还会有杀伤力。当时的传言就翁同龢和张荫桓（也是总理衙门大臣）就在借款还款的时候，有受贿的嫌疑，就向英国，向德国，向俄国借钱，借钱的同时，拿人家回扣。我在读史料的时候，像这样一种事情，我一般来讲是持质疑的态度，我不用这种阴谋论去讨论。但是不管怎么讲，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之后，光绪皇帝对他的信任感是逐步在减弱。那么等到恭亲王去世之后，这十几天就把他赶走。

那翁同龢开缺过了几天之后，在中外各界的反应是什么呢？和我们后来研究很不一样。我们后来好多人研究，说这是慈禧太后斩掉了光绪皇帝的改革的左膀右臂。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慈禧）太后对他（光绪）呢，他们是母子关系，太后和他是相互的都高度地、谨慎地尊敬着，太后尊重着光绪的判断，光绪又充分尊重太后的意见，他们母子不构成制衡关系。那么光绪皇帝这时候年龄也28岁了，也是正儿八经的成熟的政治家了。所以我们今天去看的史料当中，你就会感觉到光绪皇帝在这时候，他的目标就想像明治天皇，像彼得大帝这样优秀政治家，当然也想像他的祖上康熙爷（那样），能够建功立业，使这个王朝重新振兴，重新强大。那么这一集就讲到这儿，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问题是：在你看来，慈禧太后作为女政治家，会受到哪些具体的约束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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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出自谭嗣同的七言绝句《有感一章》：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