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 马勇 | 三国干涉还辽，真的只是“帮忙”吗？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勇，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节目。

《马关条约》签完之后，我们知道中国的整个面貌是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生就从那开始。《马关条约》打开了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一个通道。就在之前，外国资本在1842年之后、1860年之后，两个节点，外国人到中国来开始经商了，我们上海的发展是1842年开始发展起来，外滩就从这开始建起。但是外国资本到中国来还是很艰难的，有时候进来出不去。在《马关条约》打开了这个通道之后，李鸿章和清政府最终是恐惧的，就怕失控。

但是可以看到，《马关条约》一执行呢，中国的面貌迅速改变。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外国资本进来之后，它解决了过去几十年发展当中，中国资本的一个瓶颈。

中国在过去30多年当中，洋务发展很好，建构了北洋海军，也修了一些电报线，也尝试着修了一些铁路，开了矿山，但是整体性的中国发展受制于资本的约束，就没有外国资本的一种完全靠自由资本，搞来搞去还是小打小闹。1884年中法战争的时候，中国当时最后悔的就是没有修铁路。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的铁路只是在一个很短的区间当中有几百里路，这样当时你调兵（等）各种因素都不行。但是为什么没有？过去的很多人，我就觉得胡说八道了，说破坏了中国的风水。怎么能够说好像在最原初的土地上，只要开个洞就破坏了风水，那把风水看成一个静态，也是不对的了。其实当时讲修铁路破坏风水，就是一个没有资本的一个借口。《马关条约》之后导致一个巨大改变——外国资本迅速流向中国，中国的铁路迅速地构建。后来的政治变化，发生义和团，发生排外主义，就是因为外国资本进来太迅猛了，好多问题没解决。

就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外国资本的进入，中国政治空间也开始打开。1895年开始就允许自由办报。之前也当然没禁过报纸，但是就是没人办。我们看到1870年代中国就有报纸，但就一直没有成为人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早上起来看看早报，晚上看晚报，没有这种必需品。我们看当时的这种记录，就是只不过是看看上面的镇江的粮价是多少，江宁[①]的粮价多少，这是看的商业信息，它没有提供一种市民消遣，各种文化生活。

等到《马关条约》之后，这个空间打开，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面貌从那开始改变。就在中国发展的走向一个正轨道路的时候，突然就爆发了一个因为三国干涉还辽[②]而引发的巨大的隐患。三国（指德、俄、法三国）帮中国忙的时候，也不是一个无条件的。日本人问三国，究竟你们为什么支持中国？三国说，没有理由啊，但是三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完全没有条件的。 

这几个国家对中国的诉求是什么呢？特别是德国。德国的想法是什么呢？20世纪中期，国际资本有一个东移运动。就在中国洋务运动爆发的前后，在欧洲部分的国际资本已经充分饱和，那么国际资本转移的方向就是亚太地区、环太平洋地区，中国、远东成为一个国际资本的洼地，德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最急乎乎地要到中国来投资。

我们今天看，清史委员会早几年出版的一个德国水利工程师李希霍芬的日记[③]，他就在1871年，在中国的沿海，从南到北，从湛江、广州湾，一直勘察到渤海湾，他在看哪个地方的水文条件最好，最合乎德国人的气候条件、港口条件。就在1871年这次考察当中，德国人就基本认定，在中国沿海最接近德国的气候环境的，可能就是胶州，那么胶州就是我们今天的青岛。

德国在1871年统一[④]之后开始，就逐步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之后一直就和中国政府交涉，希望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英国式的一个小小的基地、一个外岛。各位去读英国割让香港的史料，真正进去读这个史料，就不是那么悲伤的。割让香港，中英政府的谈判“永久割让”尽管很刺耳，但是谈判的过程当中，英国的诉求和中国清政府的同意都带某种人道主义的考量。

英国的诉求说，我们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们都要好好开始做生意了。但是从英伦三岛过来的海员，要三个月才能抵达广州口岸。而且三个月——你想，他们在海上漂洋过海飘过来三个月，而且都是清一色的男海员。如果这些海员来到了广州口岸，统统放到广州去，那就会对中国的社会风气造成巨大冲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英国政府在1842年谈判当中，要求给他们一个外岛，由他们来按照英国的规则建立一个在远东的基地，像海员俱乐部这种休养场所。 

在这种状态下，德国在1871年之后，加强对中国的投资，向远东的进入的时候，德国就一直有这个困扰。但是中国在《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之后，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却是很畸形的发展，毕竟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主导的国家，土地就是中国人的命根子。土地在这个时候，它的利用是中国在农业文明状态长时期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么这样等到《马关谈判》的时候，这几个国家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契机。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德国、俄国、法国为什么这么积极（干涉日本还辽），都在希望我帮你这一把的时候，你能给我解决这个事情。 

1895年《马关条约》签字，三个国家干涉把辽东要回来了。但是德国、俄国和法国要求一个小港口的事情，中国政府只是画饼，一直不愿意兑现。一直不愿兑现，中国也没给出很强硬的理由说这事绝对不可能，这是原则问题。中国政府就是这种含含糊糊的，这事再研究研究，还在讨论，没问题，肯定办！如果仅仅如此，也没有事情了。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外交官也不胜其烦了。中国驻德国的公使许景澄，他喝酒聊天的时候就讲：许多事情和中国打交道就是什么？先斩后奏。就这么一个建议呢，对德国人就很受到启发，因为《马关条约》签字两年了，1895年的五月份签的字，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到了1897年的7、8月份了，两年多的时间了，德国人哪受得了这种拖法？那么中国外交官这么一讲，德国人就如获至宝。这样我们才看到1897年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11月1号万圣节，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府[⑤]被杀了。但是这两个传教士被杀，它一下子使德国找到了一个先斩后奏的理由。 

德国皇帝获得这个消息之后，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他说，皇天不负有心人啊，终于找到理由了！立马下命令——驻远东的德国舰队出兵占领胶州，迅速就把胶州给占领了。那驻胶州的中国的将领章高元很快就给山东巡抚衙门打电报请示，给总理衙门打电报请示：德国人来了，我们是把他打出去，还是不管？总理衙门的电报怎么说呢？总理衙门电报说：别打，我们撤。

之后，从1897年的11月，中德就开始谈判，而且中德谈判又是个秘密谈判，中国清政府就给德国讲，那传教士咱们按照规定赔偿。所有的抚恤，我们都是从优给，你们撤走吧。德国人说，不行。（到了）1898年的3月份，最后就在漫长的中德谈判过程当中，一开始讲，也可以参照香港模式，把胶州永久割让给德国，但是中国的心理障碍就是“永久割让”，清政府会背着一个卖国、背叛祖宗的道义上的一个责任。因为香港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1842年香港割让之后，清政府没有再敢割让土地，一直到《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这是被打败了割让。那就是说中国的清流的言论，对政治家有很强的约束力，对政治家的行为言行都受制于清流的干预，没人敢这么做。就说割让，清政府肯定是一个不可取的方针。要可取的话，可能之前外国资本在中国发展的困境可能早解决了。

就在这磨合过程当中，也不知道谁出的主意，现在也没追究出谁出的主意：那可以租嘛！这个主意真的是解决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大很大的困难。中国（清）政府马上给德国政府打电报说每年租金大概多少就可以解决。只要我们承担每年的租金。后来中国政府讨论，租100年，租100年的话，投资谁投？投资的人讲：当然是租的人投（资）了。那如果到期怎么办？到期，当然你要如数交回了。

后来清政府讲，这思路倒很好啊，说你可以租100年，你负责投资开发，中国负责税收，中国还提供了劳动力，还有中国连带的市场、连带的周边的开发。之后中国可以在这里边还获得很好的综合性效益，中国清政府就说，那哎呀，租金就算了吧。中国清政府就主动提出不要租金。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实际上胶州湾的租借，它从一个外交史的角度，是一个共赢的结局。因为它没有改变胶州的主权所有，只是讲胶州的开发和利用。那么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在胶州的所有的交涉档案当中没有强制性的印记。

由于中德之间通过几个月的磨合，找到了这个空间之后，迅速就解决了中法之间几十年来的障碍，一个星期都不到，就按照中德合同模仿、改写，就签了中法关于广州湾租借的协议[⑥]。租期100年，投资归法国，100年之后原封不动地还给我。又过一个星期，中俄关于旅顺、大连湾的租借协议又出来了[⑦]；之后英国，也顺势来一个中英关于威海的租借，也完成了[⑧]；中英关于香港扩界的租借[⑨]也完成了，而且就因为这次扩界就把香港整体性地还原为一个租借协议，才有了我们1997年香港回归。如果不是这次调整的话就没有，因为1842年是一个永久割让[⑩]。所以这样你可以看到1897年在胶州出现的问题，从三国干涉还辽一直走到这儿为止，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很（有）逻辑的关联，它就是一个外交的遇到问题、处理问题（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里边它有个很大的政治架构当中的问题。这是后来我在研究我就觉得这是整体性的体制不调整的悲哀，就是朝野缺少良性的沟通和互动，特别是清政府的傲慢。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什么不当性。香港在这100年当中给中国的贡献多大！仅仅在改革开放给中国的贡献多大？1949年之后给中国的开放多大，它对内地经济的辐射，对文化的沟通中西，它的贡献多大！这大家都清楚的。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用租借的方法处理这些问题并不错。但是问题在哪呢？在于清政府的傲慢，和人民不沟通。而且我讲的人民还不是中国最底层的工人、农民，而是中国的知识精英。

但是我们今天去讲中国的知识精英，我们看严复是一个对国际意识很有研究的（人），1895年开始翻译西方的东西。但是在1897年胶州湾事件发生之后，严复在主编的《国闻报》连篇累牍地都是在批判这种事情。我们今天放在一个大历史当中，究竟怎么来理解？当然我不会指责清政府，我也不会指责我们这些知识精英了，但是我们可以检讨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知识精英作为一拨有政治情感、政治意识的人，而看不到这件事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那就是清政府的傲慢嘛！

清政府可以讲这个事，你说租的比割让要好，这可以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后人，对得起中国的发展，但是你要把道理要讲明白。而且你很傲慢的，一点都不讲。从南部港口一直到最北边港口，就是中国的沿海全部租完。唯独留下了哪呢？留下了上海为中心的万国租界，和日本割让的台湾的对面的福建沿海。而这两个预案也不去讲，也不讲的话，就觉得整个中国就被瓜分，被灭亡嘛！那就是我们讲知识精英他有这种意识，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逻辑的这样一种刺激，一种转换。

但是我们今天去讲，这个事情本身很简单，但是它导致一个就是对体制的反省，究竟怎么来理解这个体制？这一集可能就讲到这儿，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问题是：你知道我国近代历史上出现过哪些租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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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今江苏南京。

[②] 指《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德、法三国同时向日本施压，迫使日本向中国归还辽东半岛的事。

[③] 即《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

[④]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成功统一了北德意志邦联与巴伐利亚，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⑤] 即今山东菏泽。

[⑥]指清政府1899年3月与法国签署的《广州湾租界条约》。

[⑦]指1898年3月27日签订的《旅大租地条约》和5月7日签订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

[⑧]指1898年7月1日签订的《订租威海卫专约》。

[⑨]指1898年6月9日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⑩]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规定将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