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 马勇 | 甲午惊雷的余波：维新运动崛起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勇，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节目。

我们过去讲《马关条约》之后的公车上书，是没什么问题的，它的事实记载在那儿，很清楚。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前，李鸿章把条约的内容传到北京来，北京年轻知识界获得这个消息，就组织了一次上书请愿，就是给皇帝写信，通过都察院把这个东西交上去，这1895年（5月）14号，李鸿章把中日谈判日本提出的最后修正案，和李鸿章提供的可能我们还可以在哪方面争，就电报发到国内来。我们讲谈判的时候，清政府对这个条款有讨论：哪些能够再争就争，如果不能争那就拉倒，还是要尽早签约，结束战争。

但是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我们讲台湾的问题呢，讲张之洞有一个策动，当时台湾的学子被策动上书，那就是能够给朝廷施加点压力，或者让朝廷和日本人交涉的时候有一个理由——我同意你的话，你看我们老百姓都闹。这个本来就是民间外交的压力，对政府是一个动力，是个好处。如果这样做，可能在未来可能就会像普法战争的后果一样，可能就慢慢使得日本吞并台湾、占领台湾成为不可能。这个可能还要善意地去理解这些历史运动的组织者、参与者他们的诉求，并不要去把它看做都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一个东西。

那么对公车上书的内容，它的主要诉求是对着《马关条约》，就《马关条约》的许多要求不可接受，那么这个要求归纳起来也这几个：就是朝鲜问题不必说，没有一个人讲朝鲜问题（还叫积极谈），但甲午战争就是为朝鲜而打的，赔款问题也没有人太多的争执，怎么办呢？打败了赔款，这是近代战争天经地义（的事），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但是现在两国打完之后，只要清理战争责任，一定有战争赔款。那么甲午战争在这个时候就是不可接受的一个东西，主要就是台湾的割让。

台湾的割让是引起当时公车上书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台湾在北京的学子上书，他讲地更痛心——把我们的故乡没了，我们成为日本的皇民，那是不甘心的。所以这个还是很痛心的。现在台湾人往上追几代都是大陆的，那么上书当中，非台湾的举子上书也在讲，我们和台湾都是同胞，这个时候就把台湾丢掉了，可能会给中国未来的发展留下很大的隐患。所以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他们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希望能够拒绝《马关条约》，能够拒约再战，不结束这场战争，继续抵抗。

这个思路是基本上是不可行的，这个思路就是发表在康有为起草的“上清帝书”当中，这时候大概在上面签字有1300多人。这份上书在康有为的整个“上清帝书”当中，按照完整的序列去排的话，就是叫《上清帝第二书》。那么《上清帝第一书》是1888年写的。《上清帝第二书》主要的诉求就是鉴于《马关条约》当中讲的台湾割让。这时候康有为就认为，台湾割让天下离心，市民涣散，中国危急，可能就会出现大的问题。在这份上书当中他就建议皇上调整政策，首先要拒绝，不要在这个条约上签字，拒绝日本的和平方案。这个东西我们今天从事后来观察的话，是基本上是做不到的，要想做到这一条，慢慢地在这里面，他就引出了一个改革的诉求。 

他讲，现在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如果中国想废约再战就必须改革，就必须要做到几个东西：皇上下诏罪己，激励天下共雪国耻。之后要惩办那些主张求和的、割地赔款的大臣，要追究那些在战场上不战而退的将领，要下诏去鼓励士气，重新开始。更多的细节，他提出几个建议，像迁都。其实当时这个建议也是国内各界、朝野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就日本军队占领辽东、占领山东半岛之后，北京的屏障全部打开，只有山海关、天津大沽口还没有沦（落）到日本手里面，但实际上北京的屏障已经没了。所以这时候中国要想再战，只有迁都。而迁都其实也很简单，在《马关条约》之后几年，1900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就是迁都。迁都并不是轰轰烈烈，把六部都迁走，也不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能不能够行在转移？最高领导人转移了，首都就不是别人的手中的一个筹码。

但是1895年这次提出“迁都再战”，基本上对清帝国是没有心理准备的。要说的话，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前的话，清政府如果有序地转到西安去，可能英国在东部沿海再打过来，也就无所谓，你打过来你能打到西安去？打到西安去了，英国的军队可能还不是几千人的问题吧？毕竟一个漫长的陆地上，你怎么打？可能也是个问题。但是那时候也没这个准备。那1860年英法联军打到北京来，中国也没有想到去迁都。这个时候，迁都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当然我们其实看到它对“老大”帝国来讲的话，可能基本上也是不可行的。这是第二个（建议）。

第三个（建议）就是应该是“练兵强天下之师”。我们知道，甲午战争说到底就是你还是打不赢嘛！不要讲中国的发展落后，不要讲中国没有整体性的政治改革，什么都不要讲，就这一句话：赢者通吃嘛！就是在这种状态，康有为和这些新知识人的建议是什么呢？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要练兵，强天下之师，要重返战场再打一番。当然我们从历史事实本身来讲，我们讲康有为和这拨知识人1895年5月份的建议其实已经是严重滞后了。

我们一方面应该承认，这一拨知识人有这种爱国情怀，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来的，这些情怀其实是滞后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清帝国的决策者在1894年10月份，在黄海大战、平壤大战失败以后，清政府就已经接受外国的建议，就已经在训练新军，而且按照德国的方式训练新军，当时的目标就是训练10万新军重返战场，和日本一决胜负。那么这个时候，1894年的10月份就开始练了。之后到了1895年的5月份，7个月之后，这一拨维新知识人再提出来。

所以我们在讨论近代的时候，我就一直强调一条就是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知识人的这种爱国情怀，但是同时也必须指出来，他们毕竟是政治的外行、政治的边缘者，就政治的实际运转到哪儿了？对于这种政治边缘人来讲的话，还是很隔膜的。我们后边讲到康有为的时候也会讲到，他觉得是很重要的建议，实际上在清代高官那个地方，这事儿多少年前我们就已经考虑过，多少年前我们就做过，但是康有认为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应该做。那就是一个落差，是地位的落差，是时间的落差。因此这个时候也就使这种建议的价值极大地折扣给打掉了。

第四个就是康有为讲得“变成法”，就是“变法成天下之治”。归纳下来就是什么？富国六法、养民四法、教民四法。那“富国六法”是什么呢？是钞法、铁路、机械、轮船、开矿、铸银、邮政；“养民四法”是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教民四法”是普及教育，改革科举，开设报馆，设立道学。但这几条，其实我们看到也是后来维新派一直讲改革的总体主张，但是我们真正去分析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在起草这个文件当中讲的富国六法、养民四法、教民四法，就概括起来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嘛。 

我们很公平地讲，这些建议都严重滞后。为什么后来讲给康有为的职务不高，是因为你讲的并不很高明嘛！你讲这些东西清政府都在办了，你再讲就因为你的话语强势。但实际上这些建议可能在1895年看起来，可能它有个时间上的落差，和一个就是政治外围不懂。那么当然这份上书因为都是举子参与的，那么这些举人都是在过去传统中国体制下都是坐公车，就公家派车接送的，所以叫“公车上书”，就因为这个原因。

除了公车上书之外，还有其他的举人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央政府来表达不同的建议。这是当时一个很热乎的叫做“公车联章”，就是说连续向皇帝、向朝廷施压，去提出这种改革的建议，确实是一个轰轰烈烈的运动。而且这些人的这种爱国情怀，我们也都不必怀疑，也确实是为了这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在当时的这种政治格局下，有一种对政治的斡旋运作，在提供某种助力。从清政府的决策系统来讲，就中日不妥协，不签这个协议，会怎么样？那就战争不结束。战争不结束，对中国是利大还是弊大呢？当然是弊大。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公车上书之后，给皇帝施加压力，给朝廷施加压力，他们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建议，能够改变一些既成事实。但实际上，如果改变了之后，战争就不能结束。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在哪个环节当中再去提醒光绪皇帝，这样是不行的，台湾移交是一定要做的。所以在这种状态，这种请愿运动也就不了了之。

就是我们现在没有拿到很准确的史料能够讲到，公车上书究竟是怎么一点点推动的，背后的动力源——翁同龢怎么做的？但是能够从一个历史学家的感觉上，你能感觉到这个逻辑关联，就是（策动者）一定是来自于高层，否则他不可能知道这个情报。但是后来停止，无效，那也有来自于这个关联，毕竟它是朝廷决定只能这样做，那也就毫无办法。所以公车上书所引起的这么一个东西，也就不了了之，也就不可能对《马关条约》构成影响。 

但它对什么构成影响呢？就公车上书它毕竟在触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改革。中国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你还像之前浑浑噩噩的，可能不行了。所以《马关条约》之后引发的这些知识人的上书运动，知识人的呼救，包括上一集我们讲的维新报刊的出现，新媒体的出现，其实它最后的导向就是说，中国可能不能在过去已有的道路上继续走，就原来这种只抓经济的，坚船利炮的发展思路可能不行。就是中国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改革。所以这样我们才可以把公车上书、维新运动的开启和后边的变化放在一起讨论。 

开明的官僚和原来的这些知识精英，就慢慢地发现了，未来发展的交集点在哪？所以这个时候一些维新派慢慢地就被推到前台来，像陈炽的《庸言》、汤震的《危言》，也都是通过各种特殊的关系就递交给皇上；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也在这个时候送到了光绪皇帝的办公桌上，他们都能够开始观察到和思考到，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有问题，那么中国应该找出一个新路。

所以我们讲公车上书，新媒体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它触动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触动了中国要改革，要改变原来的既定的发展的路径，要有所调整。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在《马关条约》大局已定的时候，清帝国很快就有所改变。5月份谈判结束，协议签订。等到7月初，光绪皇帝就发布了一个重要的谕旨，叫做《举人才诏》。这个谕旨就要求选拔一拨具有世界眼光，具有真知灼见的人，来取代那些跟不上形势的人。那么这个就意味着中国在甲午之后的改革逐步地开始。

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在7月份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议。同时，就在1894年10月份在天津具体操练新兵的一个重要的维新干部，就在近代的新军建设上，铁路建设上贡献非常大的胡燏棻，也就在7月份给皇上上了一个《变法自强疏》，提出了中国可能要走变法自强的道路，才能够雪耻。在这份奏折当中，胡燏棻就提出来筹饷、练兵、工商、学校、近代的金融体系、开采矿产资源……在这份《变法自强疏》当中，胡燏棻就在甲午战后是一种整体性的中国发展，这就改变了之前的原来这种点点星星的、一种畸形的中国发展的道路。 

而且胡燏棻也是最早提出重建海军。海军在黄海大战被围歼之后，其实中国当然就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那么胡燏棻这个时候就提出一个重建，不能因为这次失败了就害怕。但我们看到海军重建其实很难的，其实中国人真的被甲午战争的海军失败是吓坏了，1895年重建，没可能；1898年又提出来，也没可能；民国时期没有建好，不可能。那这个没发展起来当然有各种原因，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和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有关。甲午海战，中国当时的海军是举国之力30年，而且洋务发展30年的举国之力用到海军上，最后一夜之间就完全消失掉了。耀武扬威的时候，觉得北洋海军很牛，几十艘战舰很牛，但是一夜之间不就没有了吗？那么这个可能是后来的海军建设史上一个很巨大的挫折，我们看到，实际上中国的海军在后来很长时间都没用。

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一集中讲，《马关条约》对中国可能是一个空前的奇耻大辱。当时这件事情中国人认为确实给帝国的信誉很大的打击。但是同时中国人毕竟有一点，不论是满族人统治，还是谁统治，中国人所接受的孔子的道理，还是千古所不疑的。孔子道理讲的什么？就是知耻而后勇嘛。那么这时候就你失败了，失败了不要紧，人生也好，国家也好，没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之后你还要爬起来。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到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之后，中国的国民性和它的民族性上不得了的什么呢？中国并没有从此被打趴下，而是迅速重新起来，开始了自己的维新。

而且一个更伟大的是什么呢？是以敌人为榜样，这是一个是我们今天想象觉得很难的。我们被日本打败了一年都不到，我们转身就向日本学习。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中日两国，也就因为这一次让中国付出奇耻大辱的甲午战争，让中日两国在之后建立了20年的“蜜月”。这个也是个历史事实，就是中日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几十年、几百年都是磕磕绊绊，也是这种问题很多。但是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之后，中日之间的关系迅速得到修补，而且修补到一种今天是不可思议的状态。中国朝野各界，中国的知识精英都认为我们最应该学的不是英美，而是应该学日本。所以之后就是轰轰烈烈的留日运动。

我们20世纪许多重要的政治家，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跑到日本去去学，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今天在回望这些历史的时候，一方面应该看到历史的这辱、挫折，同时也看到这种屈辱、挫折带给中国的这种变化吧。我想这样来理解甲午战后，公车上书，维新运动的崛起，带给我们的这么一点启示吧。这一章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问题是：在你看来，甲午战争的失败，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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