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鲁迅》- 原来鲁迅是这样炼成的（下）

你好，这里是粤语听书，我是李沛聪。

今期为你解读这本书是《人间鲁迅》，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鲁迅传记。它的作者林贤治，是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 

先说北京时期。

据统计，从1918年到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鲁迅发表了25篇短篇小说，其中就包括《孔乙己》、《阿Q正传》、《伤逝》和《祝福》这些名篇。这些小说，激烈地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国民性，也揭示了青年知识分子的伤痛和迷惘，打动了年轻读者。

当然，鲁迅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时，《新青年》采取轮流编辑的方式。7名编委，每人主编一期，依次轮换。作为编委，鲁迅和《新青年》的伙伴们步调一致。他和胡适的关系就特别融洽。

胡适批判以儒家为核心的封建礼教，鲁迅就在《狂人日记》里，将封建礼教的本质，概括为“吃人”两个字。在小说《孔乙己》里，鲁迅又揭示了只知道四书五经的读书人，多么可笑和可怜。胡适批判中国人不思进取，愚昧、懒惰。在《阿Q正传》里，鲁迅将这种国民性，归结为善于运用“精神胜利法”，自我麻醉。

反过来，胡适也经常和鲁迅互动。对于鲁迅的小说创作，胡适评价很高。他在日记里说，鲁迅既有鉴赏力，又有创造力，是个天才。1922年胡适写了篇文章，总结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创作成果，把鲁迅列为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家，而且是唯一的一位。

这段时间，鲁迅跟胡适关系十分融洽。两人共同推动新文化运动，成为青年人的文化偶像。可惜，他们的友谊没能维持下去，两人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

鲁迅和胡适的决裂，实际上出自观念上的分歧。鲁迅认为，胡适只想走精英路线，他的文章，是给知识精英、政坛高层看的，希望出现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对底层社会缺乏同情和了解。相反，鲁迅认为启蒙大众，让大众觉醒才是当务之急。

这些观念上的分歧，最后必然落到人事的纷争上去，在这一点上，鲁迅也不能免俗，他也要站队抱团，把矛盾上纲上线。当时的北京文化界和教育界，可以分成两大群体。第一大群体，包括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这批人年纪比较大，留学的地方，是日本或法国。又因为其中浙江人多，所以这个群体也被称作“浙江系”。另一大群体，有胡适、徐志摩、梁实秋这些人。他们年纪轻，都在欧美留过学，所以又叫“欧美系”。

新文化运动时期，浙江系和欧美系共同对付守旧派。但是进入1920年代后，双方逐渐产生了分歧，最后促使鲁迅离开了北京，其中引人注目的，就是女师大风潮。

1923年，许寿裳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随即邀请鲁迅做兼职教授。在老朋友手下做事，鲁迅当然是愉快的。可好景不长。北洋政府不喜欢许寿裳，第二年，女师大就换了帅。由性格强硬、作风强悍的女性学者杨荫榆主持校务，这引起了学生们的反弹。

今天来看，杨荫榆的问题，主要是方法粗暴，沟通能力不足。她这个人，其实是很有学问和能力的。可站在当时鲁迅的立场看，杨荫榆取代许寿裳，无异于充当北洋政府的走狗。所以，鲁迅力挺学生。除了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也支持学生。他们发表大量文字，批判杨荫榆，鼓励学生。一时间，整个舆论都关注起了女师大风潮。

这时候，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就是北大外文系教授陈西滢。陈西滢观察到，反对杨荫榆的教授，都是浙江人。所以他怀疑，女师大风潮是浙江系的人暗中鼓动的，他们针对杨荫榆的批评并不公正。

陈西滢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鲁迅的极大反感，双方你来我往，吵得一塌糊涂。不久，陈西滢听信谣言，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学者盐谷温。鲁迅进行了严正的驳斥，两人就此成为死对头。因为陈西滢属于欧美系，发表他文章的《现代评论》杂志，又是胡适和徐志摩主办的，所以这场论战，很快就不再是就事论事，意气用事的成分越来越大。

到了1926年3月18日，决裂的导火索出现了，这天，北洋政府的卫队，射杀了请愿的学生，鲁迅在女师大的学生，刘和珍也成了死难者。鲁迅异常愤怒，连续写下《无花的蔷薇》《纪念刘和珍君》等杂文，控诉北洋政府的暴行。这也代表了知识界的主流观点。但是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说，组织者没考虑到极端情况，就带学生去请愿，这太草率了。

这个说法，对正在气头上的鲁迅来说，等于火上浇油。事情到这一步，已经无法调和。鲁迅越来越觉得，北京的气氛太过压抑，是时候该离开了。

恰好这时候，厦门大学正大力招揽人才。他们向鲁迅发出了邀请。1926年8月，鲁迅南下，出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开启了他人生的厦门广州时期。这段时期一直持续到1927年9月，前后也就一年，鲁迅漂泊动荡，只能算是一个短暂的过渡，可以说的东西不多，但鲁迅去厦门，还有离开广州的原因，倒是值得一提。

去厦门，可以说既牵扯到鲁迅的个人问题，也是当时大环境所迫。

这里的个人问题，牵扯到鲁迅的婚姻。鲁迅的原配夫人，是绍兴老家的朱安。这桩婚姻，是鲁迅的母亲定下的。朱安性格温和，却是个文盲，鲁迅跟她无话可说。两人从1906年结婚，二十多年来，基本没有交流。在北京期间，鲁迅为了不和朱安说话，把一个柳条箱子改了一下，有换洗的衣物直接扔到上边，朱安则默默的拿去打理。朱安病了，鲁迅把她送去医院诊治，至于关心和温存的话，一句都没有。可以说，鲁迅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事是十分刻薄的，他们的婚姻，名存实亡。

在北京期间，鲁迅在女师大结识了许广平。两人互生好感，逐步确定了恋爱关系。但是，由于母亲的缘故，鲁迅不能跟朱安离婚，这令他非常痛苦。和许广平一道离开北京，或许是个好办法。

而当时的大环境下，南方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跟北方的死气沉沉，形成了鲜明对比，更重要的，北京的教育部，已经发不出教授们的工资了。资料显示，教育部欠鲁迅的薪水，累计达9000多大洋。1924年鲁迅购入一座四合院，总共花了1000大洋。这样折算下来，等于教育部欠了鲁迅9座四合院。这真是一笔巨款了。所以北京的很多教授、学者，都转去厦门大学任教。鲁迅也只是这个潮流中的一员而已。

鲁迅在厦大的时间不长。从1926年8月任职，到12月离职，只待了4个月。1927年一开年，鲁迅又南下广州，在中山大学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可是他也只在广州呆了不到一年，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迫害共产党人。4月15日广州戒严，抓捕了3000多名共产党人、工人和进步青年。许多中大学生也被抓了。鲁迅提出要营救这些学生，但校方怕惹事，不敢行动。结果，一些学生因此遇害。愤怒之下，鲁迅辞去了中大的一切职务。

接下来，鲁迅要何去何从呢？经过考虑，鲁迅选择了上海。为什么是上海？ 

因为上海有租界，可以躲避国民党的控制，而且上海的文化市场发达，到处是大学、报刊和书店，要养活自己和许广平，靠稿费问题不大。

1927年10月，鲁迅带着许广平，移居上海。由此开启了他的上海时期。一直到1936年10月去世，鲁迅在上海住了整整九年。这也是鲁迅人生的最后九年。经历了革命、背叛，还有文化圈子纷争的鲁迅，其实对一切都看穿了、也失望了。这一时期的他，变得喜欢挖苦讽刺、含沙射影。

跟北京时期不同，在文字创作上，他从小说转向了杂文。杂文，是一种短平快的随感和时评文章，写得时候但求犀利，读起来酣畅淋漓。和他这一时期的心境很搭调。鲁迅生前出版过14本杂文集，其中有10本是在上海写的，他给今天的人们，留下刻薄而有洞察力的印象，很大程度上，靠得就是《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里边的文章。晚年，鲁迅只出过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它还带有强烈的讽刺色彩，跟杂文的风格比较接近。可以说，上海时期的鲁迅，成了一位杂文家。

鲁迅的杂文，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批判国民党当局，批判国民性的实证文章，直指人们不愿面对的痛点；另一类，则是一些私人性质的论战文章，很能反映鲁迅晚年的心态，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可以极尽刻薄。

我先讲第一类，批判国民党当局跟批判国民性的杂文，按理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但鲁迅把两者结合到了一起。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认识到，所谓国民劣根性，是数千年专制统治造成的，是统治者治理的成绩。所以只有消灭专制统治，引入现代文明，才能真正地消除劣根性。这是鲁迅思想深刻的地方。他没有把责任，简单地推给民众，而是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专制统治者。

举个例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当局奉行“不抵抗政策”，丢了东北。接下来，日本进一步向华北渗透。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当时，北平城人心惶惶，各大中学、大学学生，要求学校暂缓期末考试，提前放寒假，让学生们有时间去逃难。

此举引发了舆论不满。北平、上海等地的重要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评学生们贪生怕死，国难当头，竟然只想着逃跑。舆论鼓吹说，值此紧要关头，大学生作为国家栋梁，应当共赴国难，抵抗侵略者。

可鲁迅不这么看。他接连写下《论“赴难”和“逃难”》《逃的辩护》几篇杂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鲁迅指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北方的大学生组团来南京，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抗日。结果是什么呢？当局下令镇压，导致多名学生死伤。有了这次的经验，学生们看透了，当局不会抵抗侵略。那么当日军兵临城下，他们能做的，就只有自顾自逃难了。

鲁迅的观点很明白，大学生逃难，确实是胆怯和软弱的表现。但这是谁造成的呢？还不是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他说，“施以狮虎式的教育，学生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舆论不批评这个，却去嘲笑大学生，不是倒因为果、欺软怕硬吗？

鲁迅那些批判国民性的杂文，遵循的基本是这个逻辑。在另一篇杂文《沙》里，他说得更明确。近代以来，从严复到孙中山，都批评中国百姓只顾个人利益，没有集体观念、国家观念，跟沙子一样，团结不起来。鲁迅则指出，让民众保持一盘散沙的状态，其实是统治者有意为之。

他说，“财何从来？是从小民身上刮下来的。小民倘能团结，发财就烦难，那么，当然应该想尽方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

说完了鲁迅的第一类杂文，下面讲鲁迅的第二类杂文，这是与一般文化人的论战文章，起因往往是文化理念的不同。

上海时期，是鲁迅论战的高峰期。他对自己看不惯的人，听不惯的文学理念，一点都不客气，在论战中，鲁迅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今天读来，依然十分深刻。当然，既然是论战，就免不了火药味，说一些过激的话。鲁迅为此得罪了不少人，搞得自己相当孤立。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是鲁迅对施蛰存的批评。

施蛰存，浙江杭州人，比鲁迅小二十多岁，属于晚一辈的作家，在当时已经有了名气。登上文坛之初，施蛰存跟鲁迅的关系其实很不错。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就发表过鲁迅的6篇杂文，其中包括《为了忘却的纪念》。

那后来两人怎么打起笔仗了呢？起因是，1933年9月，一家报纸找到施蛰存，希望他为青年学子推荐几本书，施蛰存就推荐了《庄子》和《昭明文选》。这两本都是古书，而鲁迅最反对青年人读古书，在他看来古书如同鸦片，读多了脑子会僵化，沦为封建余孽。所以对施蛰存的推荐，他是不满的。

但施蛰存当时推荐这两本书，只是希望年轻人提高一下文学修养，没有别的意思。鲁迅哪里管这个，他写了篇杂文，指责施蛰存鼓吹“复古”，会把年轻人带坏。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署名“丰之余”，也就是封建余孽的意思。这显然是在讽刺施蛰存。面对这种批评，施蛰存觉得冤枉，进行了自我辩护。鲁迅立刻展开再反驳。这样你来我往，双方吵得越来越凶。吵到最后，鲁迅骂施蛰存是“洋场恶少“。本是一场无伤大雅的误会，最后几乎变成了人身攻击。鲁迅晚年待人处事的风格，可见一斑。

不过，如果你以为，鲁迅晚年一直在跟人吵架，处于激动、愤怒中，那就错了。鲁迅的犀利，针对的是他认为错误的人和事。而对于家人、好友、文学青年，鲁迅有着深情、阳光的一面。我讲几个例子。

一个是鲁迅跟周作人的关系。周作人是鲁迅一手培养的。从生活起居到文学道路，再到婚姻大事，鲁迅都尽心尽力。兄弟俩的关系，曾经非常融洽。新文化运动时期，“周氏兄弟”一个写小说，一个写散文，是闪亮的文坛双子星。然而在1923年，兄弟俩发生了激烈冲突，最终，鲁迅搬出北京八道湾住所。

周氏兄弟失和，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悬案，真相恐怕永远没人知道。这以后，鲁迅和周作人，彻底断绝了关系。

不过，鲁迅对弟弟依然是关心的。1925年，鲁迅写了短篇小说《弟兄》。他通过文学作品婉转地表示，如果弟弟有难，自己愿意全力帮助。晚年，鲁迅还多次通透过亲友，劝周作人离开北京。鲁迅觉得，北京气氛保守，周作人性格又软弱，很容易掉坑里去。可惜，周作人没听他的。抗战爆发后，周作人趟了浑水，成了汉奸。

对鲁迅的关心，周作人内心是感激的。后来，他把这种感激，写进了回忆录，也就是《知堂回想录》里边。

对弟弟是这样，对儿子，鲁迅就更用心了。1929年，许广平为鲁迅生下了一个男婴，因为是在上海出生，鲁迅就给他取名“周海婴”。

这时候，鲁迅已经49岁了，可谓老来得子，所以非常兴奋。只要有朋友来，他一定抱着周海婴出来，愉悦之情溢于言表。据许广平回忆，周海婴体弱多病，夜里总是咳嗽。于是，鲁迅专门请人来看护。即便如此，他还不放心，经常不顾熬夜写稿的劳累，亲自照料。

周海婴渐渐长大，每晚睡前，都要听故事。这个任务，当然交给了身为文学家的鲁迅。他花费大量时间，找素材、编故事。鲁迅还为周海婴挑选玩具，并且乐此不疲。

有人觉得，鲁迅在育儿方面投入的精力太多，就劝他注意休息，不要太宠爱孩子。鲁迅不以为然，还写了首诗来回应。诗里有一句金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认为，真正的豪杰，必定是深情的；真正的大丈夫，也必定疼爱自己的孩子。

除了兄长、慈父的身份，鲁迅还是年轻人的导师。当时的上海，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他们过着贫寒的生活，为实现理想而奋斗。其中不少人，向鲁迅求助。鲁迅总是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最能体现鲁迅热心的，是他对萧军、萧红的关心。萧军和萧红都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后，这对情侣逃到青岛。期间，萧红完成了中篇小说《生死场》。当时，两人生活窘迫，无奈之下，就向鲁迅求救。

鲁迅十分赞赏萧红的《生死场》，帮忙联系出版。1934年，萧军和萧红离开青岛，来到上海。从此，他们成为鲁迅关系最亲密的年轻朋友，三天两头来探访。

鲁迅逝世后，萧红写了篇《回忆鲁迅先生》，描述了她眼中的鲁迅。鲁迅爱抽烟，走路轻快，笑声明朗，是一个幽默、和蔼，并且非常细致的人。有时候，萧军萧红在鲁迅家聊得晚了，或者碰到下雨，鲁迅都会嘱咐许广平，叫来小汽车把他们送回去，还坚持自己付车费。

鲁迅还有着不错的审美品味。有一次，萧红穿了件红色上衣、咖啡色裙子，问鲁迅好不好看。鲁迅实话实说：不好看。随后，他传授起了衣服搭配的经验。鲁迅告诉萧红，红上衣应该配红裙子，或者黑裙子才好看，配条咖啡色裙子，视觉上很浑浊。之后，鲁迅又对萧红平时的穿着，进行了点评。

这些都让萧红感到，鲁迅并不只有严肃、犀利的一面。实际上，鲁迅有生活情趣，也非常热心，乐意和年轻人打交道。

比鲁迅晚一辈的郁达夫、郑振铎，更小的巴金、胡风，都受到过鲁迅的提携。左联五烈士里的柔石、殷夫，跟鲁迅的情谊，更是人所共知的。他们遇害后，鲁迅冒着风险，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表达了他对这些青年作家的情感。

“左联”成立后，鲁迅一直是它的精神领袖。外界称他为左翼文坛的盟主。这同鲁迅关心、提携年轻人，是分不开的。

可以说，晚年鲁迅，已经是中国青年的偶像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家中病逝，享年56岁。他的死震动全国，宋庆龄、蔡元培、茅盾、周作人等一批人，组成治丧委员会，成千上万的人赶来参加葬礼，其中既有好友、学者、作家、青年学生、电影明星，也有普通市民和工人。

鲁迅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边印着三个字“民族魂”，当时落葬在万国公墓，也就是今天上海市虹桥路1290号的宋园。1956年，鲁迅墓搬到了虹口公园，也就是现在的鲁迅公园里边，墓前还有一尊鲁迅的雕像，摆出大家都熟悉的坐姿，雕像下还标明了鲁迅的生卒（cu4）年份。直到今天，他的墓边依然有人鞠躬行礼，还有人们奉上的鲜花。

好，《人间鲁迅》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